红土高原上的艺术奇葩

编者按：此文是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姚钟华先生为“彩云南——美术作品展览”所写的代序。他将云南美术发展的概况，尤其是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脉络作了梳理，为读者和观众了解云南美术发展，欣赏描绘云南的画作提供了背景材料。

法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认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他所说的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关于自然环境对艺术的影响，他写道：“风土的共同点给威尼斯人和尼德兰人的眼睛受着相同的教育；风土的不同点又给他们的眼睛受着不同教育——尼德兰在威尼斯之北一千二百公里，气候更冷，雨水更多，浮云蔽日的时候也更多。由此产生了一组天然的色调，在画板上产生了一组相应的人工色调。”对于生活在尼德兰的荷兰人，他认为是“天性与拉丁族截然相反的一个种族……靠着土地与特殊的气候，发展成一种特殊的性格，使他天生的擅长艺术，而且擅长某一种艺术。绘画在那个民族中诞生、存活、发育完全；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创立绘画的民族性，使这一派的绘画有它的题材，有它的典型，有它的色彩。”（引自丹纳著《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丹纳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艺术史，也是颇有意思的。中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遗产。        

明代董其昌提出山水画南北宗说。但因与禅家之南北宗挂钩显得牵强，并且其“崇南贬北”的偏颇论点而一直存有争议。但中国绘画因民族、地理、气候、人文环境、时代等因素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与风格，形成不同的“宗”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云南也可以看作其中的一“宗”。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形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为丰富多样、神奇美丽的地方。        

在滇西北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自北而南，三江并流，切出深深的大峡谷。是著名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居住着纳西、白、藏、傈僳等众多民族。滇东北与川、黔相邻，彝族文化悠久深厚。金沙江滚滚东去，直连长江。云贵高原浑朴乃至荒寒，亦有特殊魅力。而滇南地区，如西双版纳、临沧、思茅、德宏等地为热带雨林所覆盖。信奉小乘佛教的傣家人生活在平和、富足、诗意之中。而山区的佤、景颇、哈尼等民族先祖多来自氐羌，具有山地民族的强悍豪放。……在云南，无论是自然景物，民风民情都非常吸引艺术家。他们都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对象。艺术家在这里不仅能找到题材与灵感；又会在精神气质、审美经验、价值取向上受到感染和强烈的影响。艺术家越是深入其中，这种感染和影响越是深刻。这种主客观的互动形成了创造属于这片土地的艺术的基础。        

云南古代艺术上出现过许多灿烂的篇章，如古滇青铜艺术，南诏大理国的宗教艺术等。自东汉以后，汉族即大量进入云南，也带来了强势的汉文化。明、清两代，江南汉族更是大量移民云南，更带来了文人书画的迅速发展。清末民初，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势力渗入云南，特别是滇越铁路的修通，带来了西方文化。（昆明至北京的铁路直至1965年才全线贯通）从历史上看，云南这块土地上各种文化，包括异质的、对立的文化，在这里相碰撞、相渗透、相融合，和谐共处。这也造就了云南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开放的意识。    

明、清至民国初年以来，云南文人书画虽然产生过担当，钱沣那样卓越的大师。但只有极少数作品直接描绘云南的山川与人物，主流仍是内地文人画的遗脉。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绘画的理念与方法传入云南才有了根本的改变。1927年，留日归来的李廷英先生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第一所设有美术、音乐二科的艺术专科学校。当时为了开阔学生视野，曾组织学生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越南河内参观法国人办的印度支那美术学院。几乎同时，昆明出现了早期西画形态的画铺、画室、广告社等，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著名画家廖新学先生（1900年—1958年），就拜师留日归来的李鸣鹤先生，在“鸣鹤画室”当学徒。出师后自开“新学美林”。他是第一个用画笔直面云南的现实生活，创作了《农民插秧》、《渔家生活》、《昆明大水灾》、《昆明火药库爆炸》等作品。1932年曾在民众教育馆展出，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可惜这些作品早已损失殆尽，他于1933年考上赴法公费留学，就读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主修雕塑，并精研油画。与滑田友等先生为同窗好友。留法期间他曾九次获得巴黎春季沙龙、秋季沙龙、独立沙龙的金、银、铜奖。他于1948年回国。曾在昆明举办大型画展——也是我第一次参观的美展。展出了不少他临摹的欧洲经典名画。让昆明人大开眼界。1953年他偕同画家黄继龄、刘付辉等人前往气势磅礴，属乌蒙山区红土高原的东川矿区写生。他们激情澎湃，把带去的纸都画完了。只好买当地出产的劣质草纸作画。他回来后说，过去他认为瑞士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去了东川，他认为在画家眼里，东川才是最美的地方。他们这次群体性的写生创作活动，是云南美术史上的第一次。艺术家们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并把它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廖新学先生经历了中国油画的早期形态，现实主义到印象派，新印象派的历程。他勤肯创作，教书育人，成为云南现代美术的奠基人。    

艺术的发展是需要外来的影响、刺激和交流的。划地为牢，近亲繁殖必然使艺术僵化和萎缩。表现云南题材的现当代艺术是由两支力量所创造的。一支是本土的艺术家，包括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也包括长期在云南生活创作的外省藉艺术家。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个“移民大省”，许多外省人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也就成了云南人。另一支力量是到云南来体验生活，较短期停留采风创作的艺术家。他们来滇的时间有长有短，感受有深有浅，创作有多有少。但其总量却蔚为可观，其中不乏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作品。这种情况始于抗战期间。由于国土的沦丧，内地学校、难民、文化人大量迁入云南。如西南联大及一些学术机构、剧社以及众多著名学者教授、艺术家。1939年，由杭州国立艺专及北平国立艺专合并组建的新的国立艺专也从湖南沅陵一路烽火来到了昆明，最后落户于今属晋宁县的安江村。据朱德群先生回忆，他是从贵州步行到昆明的，一路画速写，可惜早已全部丢失。一时大师云集，艺专由滕固先生任校长，潘天寿、常书鸿等先生为教授。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艺专在安江村安心的上了一年多的课，后又迁往了重庆。吴冠中先生说，这一年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艺专的许多学生成了日后画坛的大师。如董希文、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李霖灿等。学校迁走，有的学生留下了，成了日后云南绘画的中坚。如黄继龄、刘付辉。董希文先生曾用高丽纸作过大幅的绘画，取材于当地的《收豆图》、《马车与大卡车相撞》（“文革“中已丢失）。1963年我已成为他的学生，将为毕业创作回滇收集创作素材，临行前他对我说，其实不必跑很远，昆明附近就很有画头，很有意思了。1972年他已病重，我去看他时他还指着厚厚的一叠处理过的白杨木三层板对我们说，他康复后还要画画，要到云南画画。可见云南给他印象之深了。李霖灿先生后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艺专迁走后他去了丽江，一见衷情，终身不忘。他是最早发现丽江，描绘丽江，宣传丽江的艺术家。1999年，在他临终前留下遗言，委托友人将他的一缕头发永远地埋在了玉龙雪山的云杉坪。    

徐悲鸿先生于1942年从印度入云南回国，在昆明举办了为抗战募捐的画展。他为云南讲武堂的创始人之一，辛亥元老李印泉（李根源）所作的国画肖像及油画《鸡足山寺庙庭院》为先生之精品。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文革”以前又有不少艺术家到云南采风创作。如黄永玉、张仃、程十、李琦等。其中黄永玉为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所作木刻插图精美抒情，为先生重要代表作之一。张仃先生的作品用浓墨重彩画在宣纸上，具有现代感和装饰性，风格独特。“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艺术家们脱去精神枷锁，有大批老、中、青艺术家到云南来，呈现了一派空前活跃、热闹的景象。仅我接触，接待过的就有吴作人、肖淑芳、吴冠中、李瑞年、胡一川、涂克、阳太阳、祝大年、范曾、石齐、朱乃正、袁运生、冯法、肖惠祥、刘秉江、詹建俊、赵域、葛维墨、崔开玺、郭怡琮、姚有多、杨红太、张大国等等，还有刘旷带领的陕西美术家代表团、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浙江美院、苏州纺织工业学院等院校的师生、研究生班等等，不胜枚举。他们来滇，都画了大量写生，回去完成了许多有影响的创作。    

我曾陪同吴作人先生夫妇作大理、丽江之行。作人师当年已年愈古稀却热情饱满的一路吟诗作画，还画起了速写。在丽江因腹泻卧病数日，恢复后即又投入工作。吴冠中先生那年六十岁，精力充沛热情饱满，去了石林、西双版纳、丽江等地。在版纳正逢干热的旱季，他常常作画至天色已晚才归，吃晚饭时已是晚上九点。我们还陪他去了安江村国立艺专旧址，在那里他更是往事历历，感慨万千。祝大年及袁运生分别完成了当时新建的首都机场大型壁画《森林之歌》（陶瓷）、《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全国有颇大的影响。袁运生住在勐定傣家竹楼二月余，还画了大量精彩的白描写生。   

现在来滇的画家一批接一批，有的还从澜沧江之水路直到金三角。交通便利了，空间扩大了，下去的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收集素材的设备更是先进了，高档的照相机、录像机挂在了胸前，不用辛辛苦苦一笔一划的去收集素材了。今年，我陪北京来的画家下乡采风，去了我37年前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住过的勐海傣家寨子。又从金沙江的下桥头去了中虎跳。都是宽敞的柏油马路一溜烟而至。我对同伴们说过去我们是步行，或随马帮走山上的险路来的，众皆惊愕。连我自己都觉得叫我再走这么一趟，已不可思议。但现在普遍的情况是时间短、景点多，很少认真写生。采风存在旅游化、景点化、快餐化倾向，还会有多少深刻的感受可投入创作呢？    

按理说长期生活在云南的艺术家应当对这里的自然与人民生活有更深切的观察、体验和感受。本土画家画云南无疑有着客观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有与艺术家的主体优势相碰撞、相融汇才能开花结果。    

袁晓岑（1915—2008）是著名的雕塑家和画家。他于上世纪50年代所创作的雕塑《母女学文化》生动、含蓄、质朴。曾得到王朝闻先生的赞扬。他早年学习国画受岭南派张书等人影响，后所画孔雀为全国同类题材之翘楚。所作小鸭、鸽子、奔马等观察细腻，笔墨精妙。纳西族画家周霖（1902-1977）久居丽江，擅长小写意花鸟画，也作山水。特别可贵的是他能深入生活，创作了许多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点的颇有新意的作品，如《架水槽》等。此外，当时昆明军区拥有一批优秀的画家。成为边陲文艺的一支劲旅。其中林聆那些充满诗意的，概括、单纯、大气、潇洒的水彩画，无论是村舍或人物都画得非常精彩。他作过一幅油画《澜沧江边》表现了军队和边民的亲切关系，给人印象深刻。梅肖青和他一样，国、油、版皆有涉足。油画《昆明解放》、《情报》，国画《踏遍高原千里雪》等都是那段时期的重要作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云南艺术学院有了自己的毕业生。又有大批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到云南工作。汇集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美术队伍。他们中许多人勤奋努力，在“文革”中也没有中断作画。这批画家在1972年的全国美展及省美展中崭露头角。“文革”后创作更蓬勃发展，成为云南美术界的中坚和主力。由于思想的活跃，前后出现过许多画会、群体，如“申社”及“85新潮”时期的“西南艺术群体”都有着全国性的影响。   

国画家王晋元（1939-2001）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师从郭味渠、李苦禅、田世光等先生，有很好的传统功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工作，曾长期下乡，特别是对热带雨林有着深入的观察体验。他以传统的笔墨技巧将花鸟置于雨林的大环境中。正如郭味渠先生早年提出的创作主张，“花鸟与山水相结合；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泼墨与重彩相结合。”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花鸟画风格。    

油画家刘自鸣在故乡完成了早期的文化与美术启蒙教育。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成归国，回到了云南。以静物花卉为主要题材，也画风景和人物。皆清新淡雅，简洁含蓄，诗意怡然。     彝族画家夭永茂的油画《我们走在大路上》、《母亲像》充分地表现了山地民族的精神气质。        

云南版画艺术突飞猛进，成为全国的版画重镇之一。除了昆明有大批作者外，思茅、曲靖两个专区的版画家群体颇富特色。如郑旭的木刻《拉祜风情组画》，卢汝能的《捻线》，贺昆等人的绝版木刻等至今看着都非常新鲜。        

“申社”画会的一些画家，如丁绍光、蒋铁峰等人于1980年代移居美国，以云南自然与民族的元素为母题，其重彩装饰画色彩绚丽明艳，线条流畅。在美国乃至日本等国很受欢迎，风靡一时，并在商业上大获成功。被称为“云南画派”，其影响又回到国内，回到云南。     熊秉明先生（1922-2002）1947年到巴黎学哲学，一年后即转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雕塑，以后就在法国创作和工作。算算时间，他在法国生活的时间远比在中国长。但他的作品——无论雕刻、绘画、诗歌、评论，却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文化中，在故乡云南的土地中。1987年，他去国五十二年，回到昆明做了“回归的塑造”的展览，那是用毛笔横排书写在二十来张四尺宣纸上的长诗——《静夜思变调》。另有一杯故乡的清水、一块用绷带包扎的故乡斑斑驳驳、饱经沧桑的石头，五幅一组描绘故乡田野的水墨画。此外，还有一个关于“远行与回归”的演讲与对话。组合起来，算是一个“观念艺术”的展示。他说过：“看到盘龙江、西山、甘蔗田……我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仿佛细胞里、骨髓里含藏着那地方的什么原料，它们和那里的土壤、大气、水分之间有着吸引、共鸣而互相召唤；我的细胞里，脑灰质里储存的什么遥远的记忆资料都猛地甦醒……”。

1999年，他又在北京、昆明、台北举行了几乎是同样主题的“远行与回归”大型回顾展。这次展出了他的许多铜雕，其中有不少是充满乡土气的水牛题材。这些作品有着新颖的、独特的、很“现代”的形态。表现的却是思乡、怀念故国的情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您的作品在形态上有时很西方、很现代。骨子里却很中国。作为您的同乡，我还察觉到它很乡土、很云南。”熊秉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作为艺术家个体，其作品的性质与面貌，也正如丹纳所言，环境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童年乡土的烙印，会刻骨铭心。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艺术走向。另外，他还彰显了表现现实感受，在艺术语言形式上，有着广阔的可能性。        

为了筹划这次“彩云南——美术作品展览”。我曾陪同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马振声院长一行，前后分三批，每批十位左右画家，行程十天。分别前往西双版纳、大理、丽江、滇中高原采风。这次由云南画家与外地画家联手进行的创作和展出活动，既是一种新的尝试，又可看成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展览在即，我就其所知，将云南这块土地上的美术发展概况，特别是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的脉络作大体的梳理。我不是写史，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由于篇幅所限，有些优秀的画家及作品也不能一一例举。    

希望本文能为观众和读者提供一个背景材料作为观赏作品的参考。希望这次以云南元素为母题的大型美展活动能成为对历史的回顾和小结，并成为云南美术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2012年12月21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