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教育论坛在京举行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扩大优质教育供给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教育需求
下一代是家庭和国家的未来，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妨碍国家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影响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为此，《教育规划纲要》强调指出，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它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广积众智、广聚全社会之力，通过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才能寻找到解决的途径和办法。下面我从“治本”的角度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讨论和指正。
一、关于择校热和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优质教育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是造成择校热与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根本原因，而教育观念和教学内容与方法问题只是第二位原因。
（一）优质教育社会需求急剧膨胀是主要动因。
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市场的全面开放（打破了户口和地区流动的限制）和劳务价格的放开，使受过更多更好教育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谁的知识资本多，谁的发展机会就多，谁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就高；同时，我国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脑体差别和行业、职业差别的长期存在与局部扩大，也使广大家庭及其子女的生存发展竞争加剧；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加上知识经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人们更加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一切极大地刺激和膨胀了全社会的优质教育需求。
30年来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近半数的中、小学生成为独生子女，“4-2-1”的人口结构加大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也导致上两代人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值急剧升高，使其接受优质教育的投资愿望和能力也大大增强。
广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迅速扩大，众多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及随迁子女进城接受教育，也给城市居民和知识阶层家庭子女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二）优质、特色、多样化选择性教育供给严重不足是主要原因。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经济、科技、国防现代化，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都需要巨大财力的支撑，国家财政经费的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虽然由2005年的2.8%增长为2010年的3.6%，但目前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仍然只有150美元，尚不足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10。即使在2012年公共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以后，政府有限的教育财力仍然只能主要用于保证基本教育的普及和逐步推进教育公平、公共服务，着力于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水平的提升，很难用更多的财力培育和扩大优质、特色的高成本的教育规模。
早在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目前主要依托政府公共财力供养的公办学校比例依然过大，可供中高收入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自由选择、购买教育服务的优质民办学校和委托社会公益组织承办的自收自支、转制型公办学校发育不足，比例过低，难以满足部分家长用等价交换原则购买优质教育服务的择校需求。
全国高度统一的课程体系与教育质量评价指标，导致“千校一面”、“万人一书”，而适应不同个人秉赋、家庭文化背景、兴趣特长学生的特色学校比例过低，压缩了家庭和学生自主择校、自由发展的空间，加剧了竞争传统重点校的压力。
二、扩大多样化优质教育供给、提供更多选择机会，是缓解择校现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治本之策
（一）择校现象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群众基础。择校愿望最强烈、承担择校成本能力最强的是精英阶层与中高收入及独生子女家庭，它的背后有深刻的利益机制驱动，光靠科学教育观念的宣传和政府的行政干预手段，无法缓解择校现象。择校现象只能“疏”，无法“堵”。
（二）加大各级政府对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保障所有公办中、小学的办学条件、生均事业费和师资水平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尽快消除薄弱学校，推进区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缓解择校现象的基础条件。
（三）体制机制创新，扩大优质教育供给，是满足部分家庭择校需求的主要方法。
优质、特色教育的培育和运行，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更高的运行成本，单纯依靠政府资源和财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优质教育需求。政府的责任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教育主管部门不能鼓励择校，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钱不能用于支持择校；择校的需求可以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多元化办学、学校多样化发展来加以满足。缓解择校现象的根本出路在于，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扩大多样化的优质教育供给，为择校者提供家庭分担全部或大部分教育成本的教育服务。
三、扩大优质教育供给的思路与目标
（一）基本思路。
认真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和《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加深对“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重要性的认识，全面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扩大文化消费”。文化比教育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中央全会认为可以事业、产业共同发展，那么教育是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呢？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适度发展教育产业，通过扶持民办教育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实现政府办学与多种社会力量办学、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政府、企业、社会和家庭个人都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鼓励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为子女接受优质、特色和更长年限、更高层次的教育买单。
鼓励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机构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探索将少部分供需矛盾尖锐、生均办学成本高的重点校、名校转制为准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做到不吃“皇粮”、少吃“皇粮”，将政府节省下来的财政拨款用于薄弱学校；鼓励重点校、名校与企业、社会团体合作举办或承办政府资助与家庭分担成本相结合的特色、小班化实验分校。
（二）中期目标。
我国全社会教育总投入应由目前占GDP的4.8%提高到2020年的7%左右（目前世界上对教育最为重视的美国、韩国为7.2%，以色列、马来西亚为8%），其中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由目前的3.6%提高到2020年的4.5%，其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推进教育公平。非财政性的多渠道教育投入，由2005年的1.8%（2009年为1.3%）提高到2020年的2.5%，其增量部分主要用于购买优质教育服务。
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已突破30万亿元，年均递增4万亿以上，有很大的教育消费潜力。其中2亿中高收入的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了3万元，还有1.6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突破了1.5万元，其中多数人愿为孩子接受优质教育进行投资与消费。
目前，韩国社会教育投入占GDP的2.8%（在其教育需求急剧增长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和私人教育投入曾达到3.4%）；美国、泰国占2%；以色列占1.7%。我国是儒家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高度重视子女的教育，应该也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关于教育的福利性供给与市场机制供给的比例，以及教育事业供给与教育产业供给的比例关系，可作如下设想：
财政拨款的教育事业占教育总供给的2/3左右，以保障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和教育公平；学校和家庭、企业之间以等价交换原则购买教育服务的市场机制供给占教育总供给的1/3左右，重点满足中、高收入和独生子女家庭高成本的多样化优质教育需求。通过鼓励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推动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可供居民自由选择的民办和转制型学校占同级学校的比例，建议小学由目前的5%左右提高至10%；初中由目前的7%左右提高至15%，普通高中可由目前的11%左右提高至20%-25%，以扩大和满足选择性教育的需求。当然这是一个全国平均数，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比例可以高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