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京举行
岳永逸：年味浓的三驾马车：政府、社会与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岳永逸
摘 要：中国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他人、实现自我、全民参与、社会和谐，是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通过仪礼。同时，它又是一种外在形式不断因应时代、地域、人群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文化。要使物质充盈、需求多元的今天春节有着浓郁的年味，就需要在充分尊重并激活传统春节核心价值并充分重视空巢农村现状的前提下，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全能型政府的搭建好的平台，充分激活具有公德心、责任感、爱国心的社会各界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使现有的旁观型春节实现向参与型春节的转型。
关键词：参与型春节 大春节 年味 服务型政府 空巢农村
一、主导：春节中政府的作为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市场显然已经与全球融为一体，实现了最为狭义的全球化。然而，中国的文化、制度却与西方迥然有别。就政治制度而言，在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最终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原有的衍生于农耕文明的民间组织基本萎缩。而且，服务型的政府在中国才处于提倡阶段，处于中心地位的政府仍然在社会运行中扮演了监管一切的全知全能的角色。这使得任何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没有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就很难贯彻实施，落到实处。
在重视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全民族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高度关注传统节日，关心国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尤其希望全国人民能过个好年，过个有滋有味的年。但是，虽然围绕春节，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社会舆论却普遍认为年味淡，没劲儿。这一普遍呼声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反思政府在春节文化活动中的作为问题。
在当下的中国，为了使老百姓过个好年，热闹的年，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全能型政府显然大有可有，而且必须有所为。
“好客山东贺年会”今年在山东是第二届，它源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山东省旅游局在2009年春节时盘活旅游市场的创意。即，为了拉动内需，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在少了外客情况下，山东省旅游局首先提出了欢迎在外地的山东人回家过大年的创意。在省旅游局充分整合全省旅游资源的基础之上，2009年春节不但使返乡的山东人充分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与春节氛围，而且也为全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众多的旅游公司、景区在春节期间也从闲月变为忙月。
随着经济的回暖，也是在充分总结2009年春节活动的经验教训并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2010年春节，还是省旅游局牵头，办起了首届以都市、景区、酒店为核心地带，有着浓郁嘉年华色彩的“好客山东贺年会”。首届贺年会充分发掘齐鲁大地的民俗文化，利用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节点的时长，系统推出了贺年礼、贺年宴、贺年乐、贺年游四大产品体系。2011年春节，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第二届“好客山东贺年会”由政府部门行为转变为省政府的行为。提前两个月，省政府就下发红头文件，召开电视动员会议，敦促省旅游局、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文化厅、财政厅、商务厅、农业厅、水利厅、交通运输厅等14个部门和山东省17个市政府共同办好贺年会，在全省同步进行部署、筹备、实施和督察。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不但使得节日期间张贴满了贺年会标识的城市景观赏心悦目，也使得人们真正有得看、有得玩、有得吃，有得乐。
不仅仅是山东，近几年来，在中央政府倡导“过好我们的节日”的基本方针的指引下，多数地方政府停留在慰问、维稳、安全等基础性也是形式化且不担当任何风险的工作层面，而实实在在对春节氛围的营造、对群众积极参与的春节活动的规划设计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是，只要地方政府重视，真切关心老百姓春节的幸福指数，有所组织，提供平台，那么在当地，尤其是城市，就会有着相对浓郁的春节氛围，并能有效地推动地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的建设，实现双赢。
早在2004年，结合地方文化特色、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和民众的呼声，四川广元市市政府就计划周密地推出了“元旦、春节宣传文化活动方案”，其活动内容包括：文化、科技、卫生、理论、法律“五下乡”送温暖活动；元旦节举办的省市文艺家联欢演出、老年街头文艺表演、老年书画展、广场电影放映等；春节举办的迎新春综合文艺晚会，来自各区县的广场群众文艺表演，元宵节焰火晚会，女皇故里迎春灯会，广场电影反映以及法律进社区等活动。
2009年春节，正好是广元2008年5.11地震灾后的第一个春节。为此，为了鼓舞灾后重建的士气，市委市政府在春节期间组织的节庆活动就围绕“送温暖”、“感恩”、“灾难可战胜，未来更美好”这些基本主题，如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青川县乔庄镇等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在皇泽寺举办“新年敲钟”活动，在景观廊桥至老鹰嘴大桥河堤举办“广元地震灾区点亮感恩奋进的灯—广元湿地公园2009迎春灯展”，举办2009年“奋进广元”元宵焰火晚会等等。
2011年春节，广元市委市政府组织的活动在延续上述主题的同时，着力展示灾后重建的成效。在元旦前夕，市委市政府举办“美好新家园”2011年新年音乐会、“颂歌献给党·感恩奋进”百万群众歌咏活动总结汇报演出。在元旦到春节期间，市委市政府举办“喜看城市新变化”大型摄影图片展等等。这些活动回应了一年来人们生活的基本主题，适时地激活了传统佳节“感恩”、“奋进”的主题，既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也符合民心，还顺势培育着有责任感、道德感、义务感、爱国爱家乡的新型社会主义公民。
2011年春节，山西省孝义市市委市政府组织的第二届“孝·义年俗文化节”举办有广场文艺表演大赛、传统文化庙会、游园灯会、个人才艺表演擂台赛等14项活动。每个街道、社区、村落的活动都细化到了从大年初一到十五的每一天。文化品位不同、文化需求不同的男女老少都有活动的去处，有展示自己的舞台，群众的主动性被大大激发，参与性极高。位于孝义市郊区的贾家庄、苏家庄的百姓纷纷换上了服装，或展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贾家庄的婚俗、孝义的皮影，或串演过去老辈人有的春节习俗。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场中表演。这样，村子中的每一个人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了春节活动中，相互熟悉的演者和观者脸上都洋溢着欢乐。在这两个村子的活动现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春节是“老百姓自己的节日”。
云南屏边、蒙自、河口等地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花山节”正好是在
上述这些来自各地不同的实践和事实说明：为使老百姓过个好年，过个热闹红火的年，政府不但能够有所为，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就当下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老百姓春节过得有没有味儿，好不好，关键在于政府。在此过程中，春节活动组织得好，群众的参与性高，主体性得到体现，全能型的政府也就部分地实现了向服务型政府的转换。
二、群策群力：社会的广泛参与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任何活动，只要有人呼吁、组织，就会有人响应、参与。如果作为中国社会核心机构的政府组织得力，顺应了民意，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内在需求，不同群体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这样自然而然就出现中国人千百年来都喜欢的热闹红火的场面与氛围。
“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成功就在于作为政府的主办方明白老百姓红红火火过大年的群体心理，顺应了民意。同时，省政府还通过行政措施，充分调动专家、旅游公司、商家、酒店、景区、传媒等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从而在全省的大小城市、旅游景点营造出了浓郁的春节氛围，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官民的双赢。在灾后的四川广元，这两年市政府对春节活动的组织完全是紧扣民生、民心——对中央政府的扶持和全国人民支援的“感恩”，感恩下的“灾后重建”，“自强不息”与“奋发”。政府紧扣市情的活动主旨的拟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回应，使得在广元所辖的城镇群众对春节活动的参与热情高涨。
山西孝义市政府这两年每年拿出七八百万来全力组织“孝·义年俗文化节”时，得到了“煤老板”等企业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2011年的年俗文化节，商界及个人捐款总额达一千多万。不仅捐款，不同的企业、公司、单位还有序组织节目、制作花灯，亲身参与到节日氛围的营造和节日活动中来。老少村民也力所能及地做好自己的事情，积极参与到凸显自己村落、街区的节庆活动中，或浓妆重彩的表演，或主动学习、传承皮影这些有着浓厚地方民俗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追我赶，场面红火。在活动现场，政府由活动发起者、组织者的角色，自然过渡到管理者、尤其是服务者的角色。
与孝义类似，同属于吕梁地区的柳林县近些年来因为煤产业，经济飞速发展。数百年以来，元宵节期间，在柳林县城及城郊穆村，人们都有着过盘子会的习俗。以自然村落为单位，人们会纷纷在元宵节前用木头搭建一层或数层的多角小塔，内供神马。在元宵节期间，各个盘子都张灯结彩，香烟缭绕，人们则纷纷游走在不同村落的盘子之间。虽然柳林县委县政府2008年在元宵节期间组织盘子庙会背后有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旨趣，但正因为政府的组织，充分激发了社会各界热情的参与。除群众捐款集资，很多街道、村落的盘子都主要是由“煤老板”或其他有钱人出资搭建。搭建盘子的材料也从木头向钢架结构、钢化玻璃等多元化发展，装点盘子的彩灯更是多种多样。不仅如此，依托盘子，政府还在县城的河道组织办起了灯会，彩灯的制作也多是企业主动出资。正月十四、十五这几天的夜晚，整个柳林县城璀璨华艳，熙熙攘攘。企业做了广告，有钱人做了善事，也有了口碑和脸面，而同一村落、街道居民的认同感也得以加强。
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的县城是国家级卫生县城。近些年政府对春节文化活动的安排也完全结合了这一既有的县情。2011年1月，县委、县政府就正式发文要求城区各单位在1月25-26日做好卫生大扫除、灯饰亮化美化，27日进行检查的文件。这些传统节俗既有的“扫除”活动奠定了安乡县城元宵节美轮美奂的基础。舞龙队和舞狮队的“采青”是安乡县城元宵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很多居民来说，上街看灯才是春节的重头戏。但是，采青的舞龙队、舞狮队与政府没有关系，都是由各个商家请来的。商家会把丰厚的红包和“芙蓉王”香烟等挂在高高的招牌或楼顶，由“狮子”和“龙”顺着竹竿取下来。固然这是商家自己求个好彩头和宣传自己绝佳的手段，但舞龙、舞狮队一出现，立马改变了人流的走向。人群绝大部分都跟在队伍的四周。大小商家的参与，使安乡县的春节氛围倍增，商家、居民都乐在其中。
与西北的孝义、柳林二地的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不同，广东佛山，因为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早已形成富翁比比皆是的安居乐业的局面。再加之改革开放后，寻根认祖的华侨将在内地一度中断的民俗传统带回佛山，激活了生活富足的佛山人的文化记忆。同时，在与因民工潮带来的大量外来人口的交往中，佛山本地人的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被强化。佛山本地的民俗文化成为佛山本地人与外来人交往的基本标志。因此，民间社会在这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虽然佛山市委市政府没有发红头文件，大规模、成系统地组织老百姓过年，但几乎村村都有醒狮会，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醒狮活动。而大年初一行祖庙、初六游神祈福、万福台演大戏、初九的乐安花灯会、
同样没有政府组织，在北京西郊的门头沟深山区的庄户、千军台两个小村，每年元宵节两村的人们都会在会头的组织下，热热闹闹地过三天幡会。与中国多数地方习惯一样，在这里，
三、与时俱进：传统春节核心价值的激活
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传统佳节的春节虽然与岁时更替的自然转换关联，但却集中展现了尊老、爱幼、睦邻和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传统。春节又是衍生于农耕文明的节日。长久以来，春节的衣食住行等外显形式、人们的消费观念、伦理取向和行为实践都与农耕文明物质相对匮乏关联。于是，与其他传统佳节一样，春节期间的庙市、社区、家庭以及个体都尽力表现出其物质的充盈。
但是，随着百余年来，在与西洋文明的碰撞、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人上下同心地追寻现代化的努力，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从根本上撼动了千百来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石。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实践或向往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交往方式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整个社会处于巨变，又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大背景下，怎么过春节，如何过好春节显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亦关涉到明显有着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文化安全”这一时髦的命题。
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如何在当下被激活，获得新生，使老、中、少不同年龄段的国民都高高兴兴地参与进来就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首先需要认清春节文化的本质。
伴随自然时令的转换，人们在这些特定的日子从日常忙碌的生产生活中歇息下来，用春联、福字、财神、剪纸、鞭炮、新衣、年猪、饺子、汤圆、年糕、鲜花等符号装饰自己的生活空间与生活，用祭灶、祭天地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用上坟表达对先祖的追思，明白自己的根源，用磕头跪拜表达对长者的尊重，用压岁钱避免邪祟祝福小孩健康成长，不同日子给牛羊等不同家畜提供美食表达着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在传统春节的这些活动中，老人被尊重，小孩得到关爱，父亲的能力得到认可，母亲的巧手得以展现，亲友的情谊得以表达，每个人的价值、意义和尊严在与他人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由此观之，中国的春节实际上既是大小群体的自我强化与认同，更是一年一度个人认识自己、感受自己、定位自己同时也了解他人、明白社会的“通过仪礼”[①]。简言之，从腊月延续到正月，时长近一个月的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是尊重他人、实现自我、全民参与、社会和谐。而且，当下人们津津乐道，并自以为是前卫的环保、生态、安居等理念同样是传统春节就有并完全可以在今天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核心价值。
当下人们之所以常常留恋儿时的春节，主要就是因为数十年前的儿时的他在过年时被众人关注，心理以及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春节期间小孩穿的、吃的、玩的实际上也是相对简陋的。但是，在春节期间，在与长辈、与他者的交往互动中，从味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个感官层面都让小孩觉得自己处在了中心位置。这是当今所有成人都留恋儿时春节的心理动因，也是北京的老人念念不忘厂甸庙会的大糖葫芦的原因。
但是，就是今天的北京庙会有当年厂甸的大糖葫芦，去买了吃的老人也不会太多，而今天味觉已经自小就改变的都市孩子以及年轻人对大糖葫芦的兴趣也肯定无法与数十年前的小孩相提并论。从这个层面而言，今天说年味淡了，不仅仅是因为少了传统色彩和韵味都浓厚的物品、表演，更主要是在物质充盈、格外关注个体、小我的年代，人们的感觉变了。每个人都在凸显自我，较少关注他人，于是转而感觉自己被别人冷落了。同时，春节期间，可置身其中参与的活动少了，个人的位置感、成就感、群体感、归属感、认同感以及安全感自然也就没有了。
因此，要想在物质生活方面“天天都像过年”的今天，使生活方式与观念已经基本改变的大多数国人的春节有滋有味，就必然在激活传统春节核心价值的同时，因应今天人们的所思所想，融进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尽可能让每个年龄群体的人都感到这个节日就是我的。这就对政府的组织能力、管理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能够让百姓积极、主动参与的春节才应该是政府组织的最终目标。近些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对春节活动组织的失败就在于仅仅把同样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活动设计成“看”的，应该想办法将“旁观型春节”变成“参与型春节”。
在相当意义上，让市民“看”春节，即旁观型春节仍然是北京春节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近些年，在政府的组织下，延续了曾经一度中断的传统，庙会再度成为北京春节文化活动的最大特点。虽然近几年庙会越办越多，但却千篇一律，少有创意，市民的主体性无从体现。不仅春节期间吃的是平常都能见到卖到的食物，看的是日常能见到的表演，商品也是平常随处可见的低端产品。似乎面面俱到了，却丝毫没有吸引力。套用经济学的观点，就是春节文化活动市场的供需严重失衡，卖家与买家严重不匹配。
如此，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想满足需求多元的异质性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就应该让春节成为中国当下文化、艺术与价值观念的展演平台，应该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公民的寓教于乐的教育场。不但应该全方位地展演诸如京剧、昆曲、秧歌、中幡、老北京叫卖这些表演类、技艺类等各类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展现当下新兴的文化产业，动漫、卡通、摇滚、街舞等各门在年轻人中有着消费市场的艺术；不但应该让不同需求的人有得看和买，还应该提供更多可以人直接参与到其中的活动，可以让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竞技，实现自我的价值。
同时，如果能将传统的形式融进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时代内容，新旧显然会双赢，并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如剪纸，传统的福禄寿、喜鹊闹梅、鲤鱼跃龙门题材的应该剪，大量呈现，但现在孩子们喜欢的芭比娃娃、变形金刚、铠甲勇士、喜羊羊、灰太狼，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明星同样可以剪，可以展现。泥人、绢人、鬃人、面人肯定要做四大名著等传统的题材，但同样可以拓展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题材。如果能现场为顾客定做，能让年轻人及其父母有亲手操作和实践的机会，能够举办滑冰、卡拉OK、红歌、传统戏曲、曲艺、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手艺制作等不同群体都能展现自己身手的竞赛活动，能够提供父亲抽陀螺、抖空竹、儿子玩遥控车、变形金刚，母亲剪纸、绣花、跳绳、踢毽子，女儿画画、跳肚皮舞、跳皮筋、转呼啦圈等阖家或老少、男女同台玩乐的现场，能够同台并呈饺子、老北京炸酱面、豆汁、大糖葫芦和薯条、汉堡、意大利面、可乐、巴西烤肉，等等，北京春节庙会现场应该是另一番景象。
在这个层面上，四川广元近两年春节文化活动的“感恩”、“奋发”的主题，山西孝义市结合“孝”与“义”这一传统的丰富多彩的传统与现代并呈的群众参与度极高的“孝·义年俗文化节”，湖南安乡县节前组织的大扫除和环境美饰，浙江绍兴举办的吸引外地人的绍兴传统祝福（请菩萨）活动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2007年，云南屏边县县政府结合苗族花山节组织的春节文化活动既体现了特有的民族风情，也融合了地域文化并富有时代特色。由县苗族学会负责的苗族花山节庆典活动包括祭花竿仪式和芦笙舞比赛等。祭花竿仪式完全成为屏边县苗族文化的展演平台。活动时，由花山头人在花竿脚祭拜花竿（9名芦笙师围着花竿，吹跳芦笙舞，立花竿的头人站在中间祈祷）后，湾塘乡狮子队、和平乡芦笙队、新华乡大刀队、白云乡链甲队、白河乡棍棒队、新现乡板凳队、玉屏镇牛角号队、苗学会花伞队（女）9支队伍（每队20人）舞着龙、狮子，吹着芦笙，耍着大刀、链甲、棍棒、板凳，撑着花伞，唱着山歌，吹着牛角号进入花山场花竿脚下。除此之外，县政府还组织了富有地方风情、群众参与性极高的斗牛、斗鸟、斗鸡、爬花杆、鸡毛键、陀螺、跳绳比赛，以及同样彰显春节味的舞龙舞狮和对山歌等表演。
要特别提及的是，从春节文化发展历程而言，它本身也是一种外在形式不断因应时代、地域、人群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在都市，圣诞节已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且全国大中城市的基督徒也为数不少。换言之，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密切互动交流的年代，故意忽视甚或敌视外来文化都不是历史悠久、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应该有的姿态。如果考虑到当下的元旦节是与西方文明在百余年前的交流碰撞之后的结果，那么今天作为拥有决定权的政府也完全应该有气魄和胸襟将圣诞节纳入我们“大春节”文化的体系之中，甚至将圣诞节作为春节文化活动组织安排的序幕。在元旦、春节、元宵节同样可以利用一些基督教、圣诞节的文化符号，开发些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的教徒、年轻人参与到我们红火热闹的春节文化活动中，也丰富了我们一直在发展的春节文化本身。这样有引导的吸收，为我所用的大春节观念的确立及活动的开展才是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举措。
文化大国、文化强国必须是开放的。中国的汉代如此，盛唐更是如此！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力的强盛，今天的整个西方世界也并未对华侨的春节活动显示出拒斥以及敌意，不少洋人甚至还主动参与华人的春节活动之中。在相当意义上，当下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春节活动，成了当地洋人了解、认知中国文化的窗口。海外是这种态势，在中国本土，尤其是集中体现现代中国的大小城市，更应该有一种开放和兼容并蓄的心态对待基督文明。将春节与圣诞节对峙起来，既有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老大帝国的没落心态，也是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
四、瓶颈：“空巢”农村的艰难
在中西部广袤的农村，因为人口的流动，农村的春节活动不但难于组织，而且非常萧条，这使得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这些弱势群体同样在春节期间被忽视。
这几年，一方面因为经济花费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一票难求，很多来自湖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青壮年农民工基本都不回家过年。与此同时，因为担心民工春节返乡后流失，闹工荒，江浙闽粤一带的企业、公司也想发设法在春节期间留住民工。
近两年，在浙江绍兴柯桥镇，一些工厂为了使原来的工人春节期间不回家而是在过完年后再回家，早早就开始统计回家过年的员工名单。对于一定要回家过年的员工，为了能保证买到火车票，工厂以几十元一张的补贴，请人排队购买票。对于不回家过年的，有的工厂还特地为其置办了年货、年夜饭等。不少工厂明确规定，春节期间上班的外地员工，除了法定的工资和加班补贴外，每人每天额外补贴100元。这些举措留下了不少原本打算回家过年的打工者。
就是打工者应景回到老家过年，多数也是仅仅过完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就匆忙地再次踏上打工之旅。与众多地方的春节一样，湖南省麻阳县岩门镇传统的春节活动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二十多年前，这个镇的每个村子都还有舞龙队在正月十五互串耍宝献艺。但是，随着当地由农作物生产向柑橘果林经济的转型，最多到了初五，人们就开始忙活了，以前的闲月事实上成为忙月。摘桔子，包桔子，卖桔子都集中在了腊月以及正月进行。而占了人口近一半的在外打工的人们初三就开始拖着箱子，离开家乡。还没到初十，打工者早已走了大半。原先有的舞龙、烧龙等节庆活动基本消失殆尽。短暂回到家呆三五天的民工们实际上成了家乡的过客。近几年春节期间，回到家乡的过客和留守人员三三两两地围着麻将桌搓麻将也就成为当地春节的基本景观。
与麻阳岩门镇完成了向果林经济的转型不同，在地处山区的四川剑阁县石堰村，种地仍然是当地基本的生存方式，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在年迈的父母支持下外出务工挣钱。不少家庭仅有一个人留守。2011年春节，因为近三分之二的打工者没有回家过年，回家过年的打工者也基本在初三就再次出发，石堰村往年春节期间还能看到的打麻将、打长牌的桌子也围不上了。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农村的荒芜、清冷或者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与经历的阶段。[②]如何使农村的春节也能够像前述的众多大小城市一样，多少有些氛围，在村的人多少能参与其中，真正做到万民同乐是我们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这就首先要求各级政府真正正视、重视边缘地带与弱势群体，尤其是高度关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农村的下述现状：1.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残且居住分散的农户难于集中、组织；2.村组文艺骨干基本流失，乡镇文化专干虽然一般每乡一个，但如同文化站一样，形同虚设，素质不高，职能不明；3.区县乡财政收入有限，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保持基本运行,投入到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资金严重不足；4.受改革开放人口自由流动和城乡文化融合的影响，更受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影响，农村老百姓眼界日益开阔，审美标准已经多元，对本地文化活动的兴趣、热情减弱；5.处于转型期的乡镇党委政府对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尚未适应，对文化重视不够，组织文化活动的自觉性、主动性欠缺，对于自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都在增强的乡民，政府的号召、组织动员力度也相对减弱。
显然，活跃贫困地区农村的春节氛围事实上是一项长期而且艰巨的工程。绝对不能就春节谈春节，否则永远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结语
总之，就过好“我们的节日”、春节有年味，不少地方政府已经结合地方实情，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显然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并改进的空间。这需要加快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充分理解、领会传统春节“以人为本，尊重个体、社会和谐”的核心价值和“参与型春节”的实质，以开放的心态树立兼容古今中外的“大春节”观念，充分地整合文化界、商界、文娱界、传媒界和民众等社会力量、有效激活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和与时俱进的地方民俗文化资源，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兼容并蓄，将游客的“旁观型春节”变为男女老少积极主动参与的“参与型春节”，等等。
要过好春节，就得以以政府为核心动力的服务型政府、具有公德心、责任感、爱国心的社会各界和与时俱进的传统文化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齐头并进，同心协力，同时高度关注贫困地区农村和弱势群体的春节。只有这样，在弘扬传统春节核心价值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春节也将会成为当代中国已有的多元文化、国人精神风貌、技艺才情和国力的最大、最为集中的展示平台，会成为以百姓为主体的自发与自觉地活动舞台，会与十多亿国人一道健步豪迈地走向未来。
[①] 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Trans. Monika B. Vize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②] 露思·贝哈：《伤心人类学：易受伤的观察者》，黄佩玲、黄恩霖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5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