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京举行
王学文：春节“回家”传统的现代困境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王学文
摘 要：面对“如何过好春节”这样一个问题时，我们难以给出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来，但是当我们通过分析春节的历史和现实，将春节的核心主题归结为 “回家”后，我们实际就将问题聚焦到了“让每个人春节都能回家”之上。解决好春节“回家”传统的现代困境，让每个人有“家”可归、有“家”能归、有“家”愿归就成为我们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春节 回家 节日
春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已经不需要再多着笔墨。从古至今、从上至下、从老到幼、从男到女、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都在一直感受着、寻求着、实践着“过好春节”的主题。春节在国人生活体系、情感体验、精神世界和民族国家构建中一直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的现实是，每临春节就会出现种种的话题，而且这种种话题涉及到国家的假日体系，交通安保，旅行度假，劳动保障，文化传承保护，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于是，今日“如何过好春节”已经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个体、家庭、社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解读视角将各种认识、方法加以整合，以便厘清我们的理念、方向和策略。
众所周知，春节是我国分布最广泛，涉及人口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传统节日。尽管如此，我们仍基本可以将春节中纷繁多样的内容概括为辞旧迎新、祭神敬祖、亲朋联谊、游艺娱乐等主题。当然，这相对稳定的主题因地域差异、城乡之别、阶层之别、民族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其表现也就会不同，各地区、各人群和各民族对于“如何过好春节”的理解和需求也会不同。同时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角度来看，春节的内容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种状态应该是一种文化事象在过去、当下和未来存在、传承、发展的常态，但为什么我们总发出年味变淡的慨叹，甚至于提出“保卫春节”的宣言，总有一种关于“春节如何过”的忧虑在政府、学界和各阶层民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中漫延呢？究其原因除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考虑外，还在于当下春节的状态和变迁情况与各阶层民众对于春节的心理期许、内容要求和接受程度之间还不相适应。分析这种种不适应，我们发现很多春节期间的问题或现象都可以归结到“回家”这一主题上。
一、“回家”：春节的核心
根据节日内容的指向或倾向，我们可以大致把节日分为内向型为主的节日、外向型为主的节日和双向型节日。[1]春节总体而言属于内向型为主的节日，是一个“熟人社会”[2]的节日，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让人回归家庭、家族、社区的节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回家”这一传统一直深入人心，根深蒂固，而且不分阶层、民族、性别和年龄的人，每到春节的时段从情感到行为多臣服于这一传统。
一方面，传统上春节的大部分活动在家庭、家族、社区中展开，而且尤以家庭为重。以民国时北京春节为例。北京的一首民谣讲“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挨家走”。这忙年的全部内容都围绕着家庭展开。而在春节期间的祭灶、接全神、拜四方、祭祖等信仰生活一方面多以全家为单位进行，另一方面多以保佑全家幸福安康为指向。虽然在正月期间有赶厂甸庙会，去东岳庙烧香，到白云观祭星、会神仙等在家庭空间之外的民俗活动，但也多是亲属同去，且不会离家太远，基本就近就便。
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春节期间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假期的安排。这既有国家政策规定，也有行业自发形成的习惯。《燕京岁时记》载“封印”一俗，“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3]“封印”后则公事停止，但大事仍可照办。这种安排与现在每年国务院发布的春节放假安排实际是一致的。商户春节期间也要关门，如民国时老北京的商铺多半在
尤其是远居在外职业的家主，或游学的子弟，到了这时，也得回家同享天伦之乐。若家中有年老双亲，到年节，更得回家拜年省亲，以尽子女之道，所以腊八以后，我们常常在道路上，看见一个个担囊负物的归客，以及那三五成群放了年假归家的学生，假如事情羁身，赶不及祭灶，至迟也必须于除夕之日，不顾一切的跑回家来，大家欢聚，来共同过这一年一度的佳节。[4]
除了上述在外工作、求学之人回家，我们还注意到传统上嫁出去的姑娘春节期间也有回家的习俗安排，老北京所说的“
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文献了解到民国或更早前的春节的基本内容，但我们无法通过这些文献来获知当时是否也有“年味变淡”的焦虑或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我们可以非常确认的是当前过春节的形势和内容已经发生、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春节“回家”的这一信条式的节日核心并未有太大的变化。春节“回家”这一命题从过去到现在，从情感上到行为上都不曾改变。正因为这一核心没变，才有“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执着和当下涉及上亿人流动的春运，以及我们每到春节的期盼和迷茫。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春节是中国人的时间元点和空间元点，“在新的时间元点来临之际回归空间元点，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渴望。而春节正是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因此，当期盼归家这种强烈的情感需要汇成巨流，又经过年复一年的反复强化，就积淀成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5]
至此 “如何过好春节”的问题，也就可以进一步聚焦到 “如何让每个人在春节时都能回家”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简单。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将我们的生活空间极大的拓展，我们与土地的依赖程度极大的降低，我们与家族、家庭的距离日益拉大，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多元，所回之“家”也更加多义，春节“回家”传统遇到了现代困境。人们都在思考的是家在哪里，能不能回家、怎样回家。
二、我们的“家”
“家”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一个层面是空间意义上的家，即一个生活居住的空间、一座建筑；一个层面是血缘意义上的家，即夫妻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祖父母、父母和未婚子女构成的主干家庭和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家族；还有一个层面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即我们所追求的某种生活方式或情感所系的精神家园。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上述“家”的三个层面基本是浑然一体的，是统一的。春节所回之“家”，既是呱呱坠地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地，还是远行牵挂、魂牵梦萦之地，叶落归根之地；既有父母孩子，又有亲戚朋友。当时的大部分人不曾离家，春节回家的问题并不突出。但进入到现代社会里，“家”本身也变得难以把握，上述三个层面的意义呈现日益分离的趋势，而且人们的理解和对“家”的需求也更加多元。
首先，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转型的时期，原来的农业社会体系与发展中的工业社会体系、信息化社会体系交叉并置，适应这种状态的社会秩序、规则和核心价值还不完善，人们的精神、情感、需求和行为也处于这种种纠结之中。在城市的水泥森林和快节奏生活的挤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开始有意的去寻找和体验传统的民俗文化和情感，也就是人们通过求学、经商、工作等各种方式所远离的，努力去改变的“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管当下处于怎样的情境，心底里都珍藏有关于“家”的记忆，那里是温暖的、充满亲情的、放松的、恬静的港湾。这种记忆在春节时被释放出来，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如果我们稍大胆些来认识的话，时下流行的春节外出旅游表面是离家，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家园”。
其次，当今社会，家变得很不确定。一是举家搬迁现象越来越多。家与土地的联结趋于松驰，因职业、家境等原因从农村搬到乡镇，从乡镇搬到县城，从县城往更大城市搬迁的越来越多。二是一般认为“父母在哪，哪里是家”。目前的状况是由于子女外出打工或在外定居，为了照顾孙子或在外子女为了照顾父母方便，父母随在外子女同住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三是在多地置业设家。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居住。在这种种情况之下，家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四是在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女方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某种意义上是脱离娘家到夫家。春节时虽然有回娘家的习俗规定，但实际上家更多的指的是夫家。但是在现代的婚姻观念里，夫家、娘家趋于平等，都是家。于是每到春节就会为了回哪个家或者先回哪个家而开始纠结，也就有了一年春节回娘家，一年春节回夫家的现象，甚至是春节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还有就是在现代社会里，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而主干家庭和家族逐渐趋弱。因为距离或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血缘意义上的家，特别是家族成员间在日常生活和节日中的互动受到影响。
三、“回家”传统的现代困境
基于以上对“家”的阐释，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春节“回家”传统在现代社会里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相对的归结为三种情况，即无“家”可归、有“家”不能归和有“家”不想归。
无“家”可归，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这里的“家”更多的是指精神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工业文明已经强势地主导着我们的生活，城市化进程正迅速地吞噬着传统的农村。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家”的体系、“家”的文化逐渐势微，而城市社区、城市文化还没能很好的满足人们对于“家”的全部定义。于是每到春节人们想要回家时，才发现很多已经只存在于记忆中，于是自然会有“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的慨叹。
有“家”不能归，是指不是春节不想归家，而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归家。为保证社会的运转使一部分人春节不能回家，如士兵、驻外人员、值班人员、交通安保人员等。还有一部分人为保证城市人的需求而不能回家，如宾馆餐厅、家政保姆等服务业人员。还有因为买不到票而无法回家的人。还有因为经济原因而不能回家的人。实际上这里指涉了春节期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如春节加班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问题、交通运输问题等。
有“家”不想归的情况，并不关注某些个体的具体因素，而是指一类人的选择问题。有“家”不想归者，包括一些不适应原来“家”的生活方式的人员，包括一些难以承受春节回家所产生的经济支出、人情往来的人员等。有“家”不想归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春节归家传统势微的一种兆头，其根本是“家”的吸引力的降低，是传统的家园情感和在此基础上的习俗约束力的弱化。
四、让每个人都能“回家”
“如何过好春节”，成为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牵涉到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国际与国内等种种需要把握和处理的关系。因此，研究者在进行春节研究时也就有众多的视角。一些学者采取文化的视角，比较关注春节的历史、春节文化的变迁和春节文化的保护；还有一些学者采取社会的视角，比较关注当下春节期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春运、农民工讨薪、春节用工荒等；还有一些学者采取经济的视角，比较关注假日经济、拉动内需。本文所提出的“回家”这一春节的核心主题，在过往的春节研究中尚未有专题论述。从上文的解读来看，从春节“回家”这一核心主题切入，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春节内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抓住当前有关春节种种问题的一个共同点，从而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首先，要注重社区文化，加强家园建设。在以往推动春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我们较多关注节日气氛和节日活动，而忽略了作为“家”，特别是社区的价值。精神家园、亲缘家园和居住家园，这关于“家”的三层意义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社区。同时，社区也是最有可能将其完整、充分实现的空间。抓住了社区，也就抓住了春节文化保护、传承的载体。家园感，是一种认同感、归属感。春节“回家”是家园感力量的表现。我们通过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目的就是要培养、维护、强化这种家园感，使人们心中有“家”，春节时有“家”可归。
其次，要强化“还节与民”的思维。这一提法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商榷，但这样提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各界对当前传统节日文化保护过程中的造节、办节现象的关注。节日，是民众的节日，但在当前的很多节日活动中，民众处于失语、失位的状态，成为点缀和仪式表演者，代之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仪式和展演。民众之节与政府之节并不一致。“还节与民”，就是让节日回归其民众节日的本质，自己的节日自己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民众主导和参与。具体到春节，这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的节日。如果我们抛离开这一核心去推动春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其最终的结果可能与我们的初衷相背。
再次，要强调春节文化，淡化春节经济。节假日经济，其合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需要理清一个认识，我们是为了发展经济而过年，还是因为过年而发展了经济。答案显然是后者。没有了春节文化，没有了回家的传统，春节经济可能也无从谈起了。因此，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一种浓厚的春节文化，让每个人都能回家过年，过好年，春节经济自然就会实现。
最后，要用制度保障春节“回家”权益。在传统社会，春节期间社会的一些层面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处于停摆状态，但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运转，则不允许出现这种停摆，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注定春节无法“回家”。在我们的政策制度中，要充分考虑这部分人，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服务业群体的“回家”权益。
毫无疑问，居住意义上的、血缘意义上的和精神意义上的“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可或缺。解决好当前春节“回家”在现代社会里的种种困境，也就为“过好春节”提供了基本的保证。而我们的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都应该参与其中：保护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重视“精神家园”的保护和传承，让所有人有“家”可归；用政策、制度保证公平、正义，保障每个人春节“回家”的权利，让所有人有“家”能归；用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让所有人有“家”愿归。
[1]“内向型为主的节日”是指节日内容主要在家庭、家族和社区展开，以促进群体凝聚、社会团结为主。如有的节日是为某一血缘群体所独有，例如苗族鼓藏节，其缘起与苗族一个支系有关，过此节的为同属于一个"鼓社"（以血统宗族形成的地域组织）的村落。“外向型为主节日”是指节日的内容侧重婚姻、交友等社会关系的拓展，如苗族姊妹节、水族卯节等。“双向型节日”则是指内外兼顾，既有对内凝聚，也有对外拓展巩固的节日内容。笔者的这种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节日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事项，通常有复合性的内容和功能。这里做此区分，仅为提供一种认识的视角。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清]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4]权国英：《北平年节风俗》，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学士论文，1940年，第96页。
[5]陈建宪：《春节：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与空间元点》，《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