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京举行
丁广惠：政府对发展春节文化的重要作用
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
一、发展春节的重要前题
作为一种客观事物，春节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下，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统一体之中，它的运作与发展，不仅受其内部变化规律的决定，而且也受它所植根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它部门的影响。因此，探讨春节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就不能将它与社会的诸般关系割裂开来，仅就春节本身去研究，而应将它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中去考虑，才能找到相应的措施。
包括春节民俗文化在内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受着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首先，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春节民俗的不同具体形态。奴隶社会岁首祀“鬼”，是以宰杀奴隶“人牲”做为娱乐先王先公的手段；封建社会除夕——元旦的血缘团聚，是以敦厚伦理关系、巩固宗法制度为目的，生产关系双方的春节，也呈现了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是地主贵族们的穷奢极欲，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所叙贾府除夕夜祭祖、祭灶、贺岁，“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团锦簇。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和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1）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这里所写，反映了清朝康雍乾时代地主贵族家庭的春节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春节前的窘迫，《诗经·七月》：“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2）道出了农奴年终的悲惨与无助。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春节，两极分化现象更为严重，买办资产阶级春节的奢华，自不必说，而对下层劳动人民说，新年就是一道难过的关，《张北县志》：“元旦前一日，谓之除日，……是日为一年最终期，结束全年账务，讨债者加紧索偿，不能再缓；往往受经济压迫，逃避不见，谓之变鬼。”（3）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尽管在不同人群那里，春节有雅俗之分，丰简之别，但那种欢乐祥和、融洽亲情，却是共同的。因此，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春节的基本保证和重要前题。
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物资丰富程度是春节运作的物质保证。春节的运作，除了礼仪性的元素外，游艺和衣食住行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黑龙江省民谣：“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按传统习俗，进了腊月，人们便开始陆续杀猪，蒸面食、豆包，办年货，扫房，贴春联，挂灯笼，设供品，换新衣，摆宴席，送礼品，赠岁钱，扮秧歌……无一不用物质财富来运作，因而年成的好坏，家庭收入的多寡，社会经济发展的高低，决定了春节规模的大小和丰盛与否。不仅春节，其它岁时节日，亦是如此，《灵寿县志》：“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在昔，绅士之家，例有送、宴乐，今频年荒歉，谋生维艰，其事亦久废矣。”（4）战火兵寇、水旱蝗灾，天灾人祸，造成社会物资极度贫乏，以致民不聊生，无法欢度春节的情况，古代社会时有发生。如《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斗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5）又如《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6）又如《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三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是岁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7）又如《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8）……，像这样饥荒年成，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连基本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都没有，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人们还哪里有心情和条件去过春节呢。因此，发展春节，过好春节的最重要措施是发展经济，使社会物资极大丰富，充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再次，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保证春节民俗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传统的春节民俗，无论是庄严神圣的迎神祀祖，还是温馨融洽的夜宴贺岁，喜庆吉祥的秧歌爆竹，都须要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反之，在烽火连天，刀兵频仍的环境中，春节也无法过好。如汉末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曹操《蒿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9）战乱使人民百里遗一，白骨遍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环境，如何能过好春节呢？唐代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大衰退，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困守危城，粮秣断绝而宁死不屈的时候，如张巡守睢阳，安禄山部将“尹子奇围攻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10）粮尽炊断，生命不保，春节既不能过，更何谈发展。春节的重要内容是亲情团聚，而战乱却使亲人天各一方，如杜甫《月夜忆舍弟》所写：“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11）那样，即使春节来临，也无杯酒欢宴，叙人伦之情。因此，要想过一个祥和的春节，必须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对内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
再次，宽松和谐的政治局面是春节呈现欢乐祥和特点的必要条件。春节是个小天地，社会是个大天地，小天地的气候，要受大天地的阴晴冷暖的制约，没有哪个政治气氛严酷、人人自危的时代，人们却能过出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在周厉王以“卫巫”监控天下，“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12）的时代，在秦朝末年，“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13）的政治气氛下，人们对岁首节日怎么也过不出欢愉的心情。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春节是在刺刀之下和警犬声中过的，能够欢乐祥和吗？“文革”的“革命化春节”，是在红色恐怖中过的，更有些人是在政管室、牛棚或秦城监狱过的，那种压抑而不安的气氛，大家是感同身受的。反之，政治宽松时代，春节也随之盛大火热，如唐王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文化包容政策，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善于听纳臣下谏言，所以盛唐的春节连同上元日是开放的，狂欢的。春节放假，上元一片灯海，万人空巷，还放宫女上街歌舞观灯。张祜诗说：“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1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地拨乱反正，恢复了被颠倒的是非，为老干部和广大群众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和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后，思想解放，政通人和，是历史上政治最宽松的时期，而春节则随之呈现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因此，突出与发扬春节的喜庆特点，就必须深化开放改革，坚持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建设一个融洽的和谐社会。
总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宽松和谐的社会，是发展春节民俗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
二、立法机关对发展春节的作用
民俗，是一定地区的人们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制约下约定俗成并世代传承的生活行为模式，它具有自发性，而不是由法律或政令规定的行为准则。一般情况下，国家不会以法令形式干预民俗的发展，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也会颁布法令干预其发展。一是当一些陋习产生严重恶果时，如古代寒食节为纪念介子推被火焚死而不举火，《邺中记》：“并州之俗，以冬至后一百三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食之，中国以为寒食。”（15）但吃冷食的习俗愈演愈烈，竟发展到105天，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于是曹操明令禁止，《明罚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16）一是肯定并推广某些民俗，如春节。春节民俗活动的形成，是约定俗成的，但其社会地位却是由国家的立法机构所决定的。而立法机构之与春节发生关系，是因为历法，古代一个政权兴起，改朝换代，最要办的大事之一，就是“改正朔”，《史记·历书》：“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17）“易服色”是按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改变与前一朝代不同的服饰、旗帜等 基本色调。“改正朔”，正，是正月；朔，是初一，改正朔就是重新确定历法的
但先秦的岁首元旦，还是以岁时民俗节日流行，至汉高祖刘邦，始定为法定的国家典礼。汉初承袭秦制，以十月为正月岁首，至汉武帝颁行邓平、唐都、落下闳制定的太初历，才以一月为正月岁首。郑樵《通典》：“汉高祖十月定秦，遂为岁首。”（19）叔孙通为之制定礼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20）汉代制定并实施的第一个法定的朝仪就是元旦朝仪，是由皇帝出席接受群臣贺拜新年的法定的国家大典仪式，很有点像后来的“团拜”。司马迁为我们留下了首次元旦大典的具体仪式：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侍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1）
东汉以正月为岁首，元日亦定为“大朝，受贺”。嗣后魏晋宋齐梁陈，皆相因袭。至唐称元正，并增加冬至，“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而会”，（22）后又增加五月朔、千秋节。至宋，称元日、正旦，并为朝贺庆典，《宋史·礼志》：“大朝会。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王月朔、冬至行大朝会之礼。”（23）其中以元日最为隆重，与友邻国家互派“贺正旦使”祝贺。元代称元正，罢五月朔、冬至朝会，仅贺元正，地位仅次于皇帝即位大典，《元史·礼乐志》：“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祀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24）明称正旦，与皇帝即位典礼略同，《明史·礼志》：“明太祖洪武元年九月定正旦朝会仪，与登极略相仿。”（25）清称元旦，与冬至、万寿节（皇帝诞辰）并为三大节，为大朝仪，《清史稿·礼志》：“天命元年，始行元旦庆贺，制朝仪。天聪六年，行新定朝仪，此班朝所繇始。崇德改元，定元旦进表笺及圣节庆贺仪。顺治八年定元旦、冬至、万寿为三大节。康熙八年，定正朝会乐章，三大节并设。”（26）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西方历法为民国纪元，并以阳历1月1日为元旦，而原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改称春节，于是正月初一的春节，不再是国家法定节日，但民间照过不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以阳历为新中国的纪元，并以阳历1月1日为元旦，定为法定节日，春节仍为民间节日。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定为国家法定节日，与国际劳动节、国庆节一样，明令全国休假欢度。
至此，正月初一由国家大典重节，经近代百年降为民间岁时节日，又由立法机关定为法定节日，这是对古老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悠久的民俗文化的评价与肯定。它说明，国家立法机构对春节的运作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展春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应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一是春节定为法定节日，并明令放假三日，产生了公民的节日休息权。于是有关部门据此规定，确因工作需要而不能休假者，应获得三倍工资。对于这些规定落实情况，人大有权进行检查与监督，对于侵犯休息权的个人与单位，责令整改或提交有关部门处理。二是对金融、商业、交通等与春节活动有关部门的不利春节运作的行为进行检查与监督。如春运期间，上亿外地人口回乡过年，客流量增加也增加了铁路收入，但铁道部却乘机涨价宰人，侵害了群众特别是农民工的利益，就应予制止。三是进行广泛的调查与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扩大春节的休假天数和人民享受的权利。综合考查我国经济承受能力，研究是否有条件将七夕、重阳等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
三、行政机关及其下属机构对发展春节的作用
春节产生于中国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农业经济的核心则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式的农业家庭，基本是按孟子所设计的模式而存在的，《孟子·梁惠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设计的小农经济家庭特点，一是规模：八口之家；二是家庭结构：公婆、夫妇、二子、二女，共八口。三是分工：男耕女织；四是衣（桑）、食（田产、彘）司晨（鸡）、守户（狗）、祭牲（豚）等生活资料，自给自足。
由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所以旧社会特别是古代社会，几乎家家养猪，户户植桑，过年时大多自家杀猪，自织自染自缝新衣，并将部分田产担到集市交换春节所需物资，一切都在小范围内解决。加之小农经济的“人有恒产”和民须“地著”思想，使人不远游，不轻易离乡，故春节的活动范围不过家庭村屯而已。所以旧时春节有求官府协助之处甚少。而现代社会则不然，社会化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人们不可能一切自给自足，生活物资高度的商品化和人员流动的频繁，一切都须要正常的秩序和宏观的调控，于是，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组织的介入春节并发挥重要作用就是必要的了。
（一）国务院在春节中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春节突破了小农经济一家一屯的模式，具有社会化的特点，形成了官民互动，举国一致的局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一，春节礼仪的最高代表。春节或元旦，国务院都要举行酒会，招待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外籍专家、各国驻华使节，由国家元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这实质是传统的拜年贺岁由家族向全国、世界的延伸。但这种活动，有时偏重于元旦，春节作为法定节日后，应与元旦二者并重，举行同样的招待会。
第二，官民同乐的表现。传统文化，十分推崇政情融洽，上下同乐，亦即孟子所说的“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和“与民同乐”（28）思想。近年来国家领导人有三项春节活动非常令全国人民称道：一是分别看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文教方面的知识分子。二是国家领导同志分别到各省市深入基层，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共度春节。三是与群众一起共同观看春节文艺演出。中央领导的这些活动，其意义不仅仅发扬了中华民族“与民同乐”传统，而且彰显了改革开放后的官民间的融洽关系，实质是传统春节那种浓厚亲情的扩展与张射。
第三，春节运作的总指挥部。从形式上看，春节期间全民休假，一切工作停止下来，但实际上，国家机器围绕春节活动仍在运作。当人们陶醉于火树银火、灯红酒绿之时，而在风雪边疆，发电机旁，火车线上……有多少人在坚守岗位。商业、公安、消防、交通运输、金融、卫生、文艺、煤气水电、新闻媒体……各个部门都在为春节紧张有序地、悄悄地工作着，犹如一部机器，它们都受着国务院的调控而各司其职，保证春节的丰盛、多彩、平安和祥和。国务院这个作用对春节的正常运作十分重要，今后将会进一步加强。
（二）国务院下属部局对春节的作用
平安祥和春节的守护神。春节须要在安祥平静的环境中进行，公安部发挥了重要作用，特警的应付突发事件，巡警的街道巡逻，消警的预防和扑救火灾，交警的疏导交通，民警的维持秩序；加上中央军委所属的解放军各军种的守卫边疆，共同组成了一个春节的安全网。
丰盛豪华春节的总后勤。春节期间，人们总是用丰盛的酒宴，华丽的新衣，缤纷的装饰，吉祥的物件，震天的鞭炮，以及年画、挂签、春联……表达自己的欢乐和对新年开始的信心。而这些消费物资，都须要商业部及其下属公司的采购、贮藏、调拨、批发、零售，没有工商部门的运营，就没有春节的丰盛。
千里团聚的保证者。春节的核心价值是在浓重的血缘亲情中体现的悠久民族情感的积淀，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家族的欢宴团聚。小农经济时代，家族成员近在咫尺，长途跋涉并不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再加上异地工作学习的干部、职员、学生等，上亿人都要在春节前短短几天之内赶回家乡。铁道部、交通部和民航总局须调动大批飞机、火车、汽车、船只等交通工具，使他们平安及时往返，保证了春节的欢乐团聚，这是传统新年春节所没有的现象。
春节运作的原动力。春节越是丰盛豪华，越是要消费大批物资，而在商品社会里，这些物资都须用货币交换，于是春节期间银行须准备大批现金供人们开薪和支取，从而保证了春节的正常运行。
欢乐氛围的营造者。传统的春节以夜宴、贺拜、灯笼、春联、秧歌……形成欢乐氛围，现代社会的春节，除了这些外，还有新闻出版单位的报刊，广电总局属下的电台、电视等媒体和文化部、总政等部门属下的文工团、剧团参与营造节日气氛。新闻媒体将全国各地及驻外领使馆、海外侨胞的欢庆活动及时报道，大家共享普天同庆的欢乐，而除夕夜全国城乡围坐观看“春晚”，更是前所未有的新民俗。遗憾的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却在春节期间休刊，形成了不应有的集体失声。
春节健康发展的维护者。旧时春节，饮用有辘井，照明有油灯蜡烛，炊饭有茅柴，随手可取，未有因缺此数者而影响春节进行的情况。现代社会则不然，煤气水电统一管线供应，设备一旦有毛病，水电即断，春节便无法进行。每年春节，上述单位，领导值班，工人守岗，技工巡查，抢险维修，保证管线畅通。同时全体环卫工人，连夜清扫成百吨的鞭炮纸屑垃圾，保证城市卫生。这些，都是传统春节所没有的。
（三）基层行政单位和社会团体对春节的作用
古代，从春节到元宵节，诸般游艺杂戏，都由街坊、乡屯基层行政单位组织民间团体操办，举行文艺表演与赛会，称“社会”。社会源于春秋，《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公如齐观社。”（29）社为土神，齐国祀社神，除了乐舞，有时还“蒐军实”（阅兵），墨子说它与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一样，都是青年男女游观之所（30），后称祀社日文娱赛会为“社会”，《东京梦华录》：“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只应、白席、歌唱之人。”（31）亦泛指祀社以外的文娱赛会。社会又称社火，《赤城县志》：“上元……又唱秧歌，谓之社火。”（32）现代社会，民间社火消失，秧歌、高跷、龙灯、舞狮、旱船……都直接由社会基层组织街道、乡镇操办。街道社区及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诗词协会、楹联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等社会团体，还到部队进行慰问，到农村进行慰问孤寡老人和送春联等活动。这些活动也是传统春节所没有的。
旧时春节的浓重欢乐节日气氛，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社火”营造的。现代的社区承担了部分“社会”功能，但却营造不出过去的节味，原因有三，一是城乡生活区域日益扩大，一只秧歌或龙灯队，只热闹了几个点，对广大居民区，毫无影响。二是街头游艺只舞龙秧歌数种，高跷、旱船、抬竿已是少见，灯官更是绝迹。且舞龙舞狮动作简单单调，秧歌多为衣饰、步调统一的几步舞或扇舞，缺少传统的民族风味。三是现代化都市车流拥堵，杂艺百戏上繁华街道，已不可能。但是街道社区辖区小而伸及僻巷，在营造节日气氛并普及全城上是大有作为的。
一是自办传统秧歌。以街道为单位自办秧歌，到各自下辖社区大院巡演，可以鼓乐满城，喜漫僻巷。但应以传统形式为主，以增加年味。旧式秧歌扮相，多为《水浒》武松、李逵……《西游记》唐僧师徒，《白蛇传》白娘子、青蛇……等人物，还有吕洞宾、韩湘子等上洞八仙和老鞑子、傻柱子、老（kuǎi蒯）等形象。《北京民间花会》记叙的北京高跷的梁山好汉扮相：“角色分文武行。武行最前边的秧歌会行话叫‘大头形’（丁按：头形疑应为“头行”，北方今尚称领导、带头者为头行人），扮演的是梁山好汉‘行者’武松，第二位叫‘武扇’为‘矮脚虎’王英，第三位叫‘樵夫’为‘拼命三郎’石秀，第四位叫‘丑锣’为‘母大虫’顾大嫂，第五位叫‘丑鼓’为‘鼓上骚’时迁。文行中第一位叫‘小头形’为‘没羽箭’张清，第二位叫‘文扇’为‘一丈青’扈三娘，第三位叫‘渔翁’为‘立地太岁’阮小二，第四位叫‘俊锣’为‘母夜叉’孙二娘，第五位叫‘俊鼓’为‘病关索’杨雄。郊区武行中多一个‘膏药’是‘神医’安道全，文行中多一个叫‘渔婆’的还不知道是谁。”（33）这种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传统。
二是恢复移植几种消失的但与春节相关的民俗做为表演观赏节目。一个是上元节的“灯官”。文献记载，灯官，流行于清代和民初的华北一带和东北，由乞丐头扮演，称灯政司，与官娘子率全副仪仗督押秧歌巡演，专管市街张灯事宜，亦接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官司，当场审案了断。商家灯或缺失，或挂而不明，亦传唤处罚水果蜡烛。中途与游人插科打诨，滑稽可笑，方志中多有记叙，如《龙门县志》：“上元节，公拟一人作灯官，地方官给以札付，择日到任，仆从拟□长，各铺户具贺资，以为工役费。街坊灯火不遵命者扑罚，无敢违。自十四至十六三日为度。”（34）其详细情况，可参见拙文《北方特殊的民俗文化灯官考论》（载《中国民俗学研究》第1辑）。
另一个是移植恢复立春的“打春牛”表演。立春举行仪式，迎芒神，鞭春牛的风俗汉代已有，历代相沿，直至清季民初，如《朔州志》：“立春前一日，备为迎春。先期塑芒神、土牛，备春花、彩杖。郡长官率僚属，农夫执耕具，鼓吹张乐，迎春东郊。次早，众官集公衙，鞭牛行礼。”（35）在歌舞表演中和鞭炮声中，以彩杖击碎春牛，对人们尤其孩子们亦是一种乐趣。
三是举办社区“春晚”。社区之内，三教九流，各界人士，多有艺术人才，完全可以组织一台文娱节目。因为都是街坊邻居，演者不必拘束，观者亦自有乐趣，从而充分抒发群众的欢乐情感。时间不必在晚上，且应与央视各台晚会时间错开。
四是装扮居民小区大院节日盛装。春节期间，主要路段装扮繁华而大院则易冷清。社区可以会同小区物业、业主委员会为大院扎彩门，挂灯笼，结彩带，还可依过去风俗于院中竖灯笼杆，让大院充满喜庆气氛。
五是举办各种游艺竞赛和展览。社区组织游艺竞赛，可以使广大群众参与到春节活动中来。如扎灯竞赛，各家扎灯，自行设计，群众评审，优秀者给予奖励。或悬于自家户外，或集中一个区域。还可举办灯谜竞猜，书画展览，麻将、扑克和棋类比赛等活动。
六是行团拜礼。现代城市，生活节奏较快，人们忙于上班，无暇邻里交往，即使隔壁，亦互不相识。人们在观社区春节节目之前，社区领导可与大家见面，互致年禧，即可增进邻里了解和交流感情，又可大家共享春节快乐。上世纪曾在机关、学校流行过“团拜”，如大学，初一上午到系，互相拜年，摆上烟茶水果，畅叙抒怀，吟诗咏歌。然后全校员工集中礼堂，由校领导致辞，放映电影或演节目，大家兴高采烈，年意浓厚。可是到了90年代，团拜之礼，逐渐消失，结果人们除电话拜年之外，无所事事，足不出户。活动没有了，春节素淡了，冷清了，年味也随之大减。因此，国家应该提倡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团拜，并率先恢复，重新找回那种浓浓的节日亲情友谊。
七是在指定的社区小巷，在一定日期内开放行商游贩，恢复市声闹市。旧时代的春节，街上不仅摆满了鞭炮、水果、礼包、果匣等摊床，而且还有拉洋片、唱小曲、卖艺的场子，还有卖糖胡芦、瓜子，捏糖人，售风车、木质刀枪、灯笼……的挑子，他们走街串巷，高声叫卖，那抑扬顿挫的市声，南腔北调的吆喝，为春节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氛。但城管部门却认为是混乱，并予取缔。街道倒是清静了，但市声没有了，年味也消失了。为了找回年的氛围，在社区背巷有条件的开放几天，体验下传统春节的年味，还是可以试试的。
总之，发展春节，离不开春节存在的社会背景，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深化开放改革，发展经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建设和谐的社会，是发展春节民俗的重要基础。立法机关的神圣立法，是春节民俗顺利传承的法律保障。行政机关的宏观运作是春节得以正常进行的根本保证。而具体的操作则有赖于基层行政单位社区作用的发挥，而社区这方面的工作，比较起来，还是个薄弱环节。
注释：
（1）曹雪芹撰《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北京第3版，第2册，第667页—668页。
（2）《诗经·七月》，《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上册，第389页。
（3）陈继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民国24年（1935年）铅印本。
（4）陆陇其修、傅维枟纂《灵寿县志》，康熙5年（1686年）刻本。
（5）班固撰《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6月标点本，第1版，第4册，第1127页。
（6）同5），《汉书·元帝纪》，第1册，第280页。
（7）范晔撰《后汉书·孝安帝纪》，中华局局1965年5月标点本，第1版，第1册，第212页—第214页。
（8）同（7），《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第2册，第484页。
（9）中华书局编《曹操集·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7月第1版，第4页。
（10）刘昫等撰《旧唐书·张巡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标点本，第1版，第15册，第4900页—4901页。
（11）杜甫《月夜忆舍弟》，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卷五，第12页。
（12）《国语·周语上》，薛安勤、王连生撰《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卷一，第9页。
（13）司马迁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9月标点本，第1版，第1册，第278页。
（14）张祜撰《正月十五夜灯》，《全唐诗》卷五一一，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第15册，第5838页。
（15）陵翙撰《邺中记》，引自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4月第1版，第432页。
（16）同（9），《曹操集·文集》卷二，第35页。
（17）同（13），《史记·历书》，第4册，第1265页。
（18）《尚书·甘誓》，《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影印本，上册，第155页。
（19）郑樵撰《通典·礼》，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第386页。
（20）同（13），《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8册，第2723页。
（21）同（20）
（22）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2月标点本，第1版，第2册，第425页。
（23）脱脱等撰《宋史·礼志》，中华书局1977年11月标点本，第1版，第9册，第2743页。
（24）宋濓撰《元史·礼乐志》，中华书局1976年4月标点本，第1版，第6册，第1664页。
（25）张廷玉等撰《明史·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4月标点本，第1版，第5册，第1348页。
（2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礼志》，中华书局1977年3月标点本，第1版，第10册，第2621页。
（27）孟轲撰《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影印本，第1版，下册，第2671页。
（28）同（27）《孟子·梁惠王下》，第2673页—第2674页。
（29）左丘明撰《春秋左氏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第1册，第225页。
（30）墨翟撰《墨子·明鬼》：“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本，1984年5月第1版，第5册，《墨子》卷八第2页。
（31）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第56页。
（32）孟思谊修、张曾炳纂《赤城县志》，乾隆十二年（1673年）刻本
（33）郭子升撰《北京民间花会》，收于张紫晨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05页。
（34）章淳纂修《龙门县志》，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年刻本。
（35）刘士铭修、王霷纂《朔州志》，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