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京举行
高成鳶：春节文化“核心价值”的补充认识 及结合天津年俗的创新思路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高成鳶
一、“春节文化核心价值”深化认识的补充心得
这次会前中央文史馆打招呼说，准备发言时要多出主意少谈学术，我们理解：关于“核心价值”的探讨已取得共识，即“民族文化认同”（这里只补充一项反面例证：台湾网文说，日本并吞台湾期间实行“皇民化运动”，华人同胞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禁止过年），没有必要重复。但因为笔者根据本人的学术经历，对“春节的核心价值”别有心得，也许大家没有想到，愿提出来供各地同道切磋。
世界公认独特的中华文化是“家族文化”，《孟子·离娄上》说“国之本在家”。现代研究者发现，中华文明的原始国家不像其他文明那样“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废墟上”（恩格斯语），而是“家”的放大。笔者曾承担国家课题，探究远古从“尚齿”（尊老）到“孝道”的过渡，提出中华文化“以家族的生命为生命”的观点[①]。（《礼记·哀公问》：“身也者，是亲之枝；伤其本，枝从而亡。”）从反面说，即对个体生命的相对轻忽。这在春节礼俗上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古怪的“虚岁”记龄法，很值得注意。
“年”的内涵自古就与“岁”相通。有个著名对联说“一夜连双岁，三更分二年”。过了三十午夜，家庭成员不论老少人人增长一岁。老年华人都讲过“虚岁”：年三十出生的婴儿落地就算一岁，转天就两岁了。“百度百科”说“周岁来自西方”，又说它的传入使华人年龄的算法“混乱不堪”；至于“虚岁”的来由及意义，“百度”用上千字的释文也没能说清楚。
笔者认为，传统的过年增岁必须与古代“无视个人生日”的礼俗联系起来认识。现今祝贺生日都唱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没人想到这在唐代以前简直是冒犯。笔者写过关于寿诞庆贺由来的论文[②]，论证按旧传统华人过生日不但不能“快乐”，反而要为逝去的父母悲伤。南北朝《颜氏家训》斥责借生日摆宴席“不知有所感伤”，是“无教之徒”。唐太宗曾在生日垂泪思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开放的唐代，后来皇帝开始过“圣诞日”，当是受到各国前来祝贺的影响，宋代以后生辰庆贺才逐渐普及于民间。天津旧时有的大家族还对子女进行有关传统教育，有谚语说“孩的生日，娘的苦日”。
刻意无视个人生日，又跟对父母丧礼、祭礼的极度重视密切相关。十万字的《礼记》，大部分章节都是这方面的繁文缛节。重忌日、轻生日的强烈落差，出于同一道理，就对是“家族生命衔接”的强调。个人生命只是家族生命的一个枝杈或环节，为了抑制个人独立的意识借以抬头，必避免生日的提示；另方面，亲祖的死亡会导致家族生命的断裂，必须用隆重的仪礼来加以修补和巩固。这就是《论语》强调的“慎终追远”。过年全家同时增岁，以此遮蔽个人的生日，这关系到年俗的核心价值：强化家族认同亦即民族文化的认同。每年强化一次，以抵御时间的冲淡。
另一项值得深入认识的年俗仪节是家族祭祖活动。尽管今天人们早已淡忘，但据各地方志“民俗”章节正式记载的年俗，初一日的首要内容无不是祭祀先祖，继而对健在的祖父母、父母磕头拜年（按，历代“核心家庭”系以祖父为家长，叔伯兄弟大排行，如老大宋江人称黑“三郎”），以此强化家族实体的观念。除夕备受重视的家族团圆，可以视为次日祭祖的集结与准备。按传统，年三十是特殊日子，整天都是家族的封闭时空，外人会自觉地避免闯入或打扰。家族礼俗的这一最后“禁地”近几十年也被打破，三十深夜还有远方亲友电话拜年。因为有祭祖内容，传统过年其实是比较庄重的，欢快放纵的功能另由
风俗当然要随时代而转变，但其“核心价值”不该遗忘。只有用核心原理才能对风俗的变化作出有深度的解释。可以拿天津近代流行过的一项年俗讲究做典型，就是三十这天“女儿不见娘家灯”（否则要死娘家人），但这项“妈妈例儿”（方言称忌讳）却找不到传统根据。此俗属于“核心价值”为适应社会进化而发生的变通。家族文化以男权为保障，妻子绝对从属于丈夫，有义务参与夫家的团圆，又无权利继承娘家的利益。分析女儿要在上灯前离开娘家的道理，显然在于近代大城市交通便利，从娘家到婆家不用不了半天时间，天黑前动身足能不误夫家的团圆（否则会受到两家的非议：娘家的姑嫂，夫家的叔伯）。当然这也反映了近代城市生活中家族礼仪的弱化，否则按严格的旧礼教，过了“小年”就要全力为婆家忙于过年的劳役。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天津还流行“初二姑爷给岳家拜年”的新年俗，道理在于新社会春节放假三天的规定以及男女平等的实现。
与不同时代或地域相应的种种年俗变化，都可以用“核心原理”予以解说。年节期间传媒年年重复罗列现象，未免显得浅薄，而且有“言不及义”之嫌。大众可以不求甚解，但作为知识精英的民俗专家，如果不能从“核心价值”的深层次来引导提高大众的认识，可说未能尽到社会职能。
要确保“核心价值”的传承，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问题。年俗属于人类学上的仪式，追溯其形成，不能不涉及某种原始信仰，或者说群体的敬畏心理。即便有点“迷信”，客观上至少是无害的。中华先圣大都不信鬼神。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他同时极力提倡祭祖祭神的礼仪，强调要带着一片至诚，“死犹生、祭如在”。当民众置身于特定的情境时，自然会产生敬畏心理，正如《礼记·檀弓下》所说：“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利用这种心理使民众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就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政治伦理。与其他文化不同，中华文化本来缺乏宗教，相近的只有祖先崇拜。学者已经论证，敬天敬神都是从祖先崇拜衍生的。华人对灵魂的存在半信半疑，有时说“在天之灵”，有时说“地下有知”；敬畏心理本来就很脆弱，禁不住发动全民宣传运动来清除“唯心论”。听说土改时有的地方挖祖坟成风，孙子拿爷爷的头骨当球踢，大喇叭还予以表扬。对祖先的敬畏像窗户纸一捅就破，捅破了就不好恢复。笔者本人就常常陷入心理矛盾：扫墓时见到有人向死者倾述，内心里总觉得有点可笑，这与洋人对遗骨的重视适成对比。国学大师钱穆先有句名言：对于民族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温总理说的“仰望星空”也象征着有所敬畏。观念问题的根本解决很不容易，也是长期任务，有效的途径是官方的正式表态，或至少纳入学校课本中。
二、创新思路：从社区锣鼓班起步、恢复天津传统城市“花会”探索城乡结对的同乐活动
天津与首都近在咫尺，之所以成为大都市，要归因于地域、历史条件的特殊。早期居民的构成就比较特殊：天津最初的建制是军事据点，明代大批安徽籍军人军眷来此驻屯，造成了语言上鲜明的“方言岛”现象。元明清三代，南粮的大规模漕运要在天津换船进京，导致码头工人庞大群体的聚居，其出身多是运河沿线的流民、灾民，与军人后代有某种共性，共同决定了地域民风与“方言岛”有近似性：表现为尚武轻文，任侠重义；近代天津又猛然成为国际海港、出现九国租界，成为外来文化的滩头。由于传统高层士绅文化基础薄弱，对其他文化成分没有足够的同化能力，造成流民风习与前卫观念各行其是的局面；这是形成地域年俗特色的温床。“年文化”的传统功能，除了上述的家族认同之外，公认在于祈福禳祸。相对于农耕生活，流民缺乏安全感，所以天津民间过年的“妈妈例儿”较多，节日气氛格外浓重。正如保护文化遗产的领军人物
此次天津应中央文史馆要求上报的天津春节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两项“特色案例”，首先是“葛沽宝辇出会”。[④]葛沽是近郊古镇，著名国学家
按“花会”一词《辞源》、《辞海》不收，据“百度百科”解释，主要指各地以花卉为主题的活动，例如洛阳牡丹花会；作为节日游艺活动，“花会”不过近代流行于北方京津一带。早期以北京妙峰山花会最热闹，时间为农历四月初，届时天津、河北（旧称直隶省，天津长期为省会）民间团队前往参加。后来天津“娘娘宫”（津人对天后宫的俗称）花会，曾值康熙皇帝驻跸天津，亲临观看、并赐名“皇会”[⑤]，因而获得极为显赫的地位而闻名全国；更加上有文献佐证（民国25年徐肇琼专著《天津皇会考》）而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受到皇会的强大影响，天津城乡居民惯以“花会”名义定期结社，集体同乐的风气大为普及。天津“皇会”时间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开始的9天，比妙峰山更接近过年。过年期间民间欢乐情绪高涨，加以时值农事淡季，城市也有年假传统。花会高潮是正月十五，堪称中国的“狂欢节”（ Carnival，旧译“嘉年华”，似乎有意拉近年庆活动），民众有充分闲暇与饱满兴致。所以“花会”在天津逐渐演成全民性的春节欢庆活动，至今已有几百年传统。
“文革”以后的新时期，天津春节“花会”活动，包括历史悠久的著名团队，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证明其较强的生命力，“葛沽宝辇出会”就是典型。每年春节前后，有越来越众多、越频繁的郊县乡镇团队进城，在中心地带的老城鼓楼、娘娘宫附近的古文化街行进表演，引来广大市民围观尾随，扶老携幼、填街塞巷，兴高采烈。
察“花会”内容有秧歌、走跷、龙灯、狮子会、旱船、竹马等新老节目，花样百出，繁简各异，但其最基本、最简易的必具要素为敲锣打鼓。近年天津确定的8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锣鼓为要素的多达30项，占了三分之一，可见地方民俗对关于锣鼓的喜爱。本馆在2010年初提交的、获得中央文史馆及中央领导重视的调研报告中对此有重点探讨。（旧时“新年到”的民谚都说“敲锣鼓、放鞭炮”，前者烘托欢庆气氛的功能远超后者，加以鞭炮泛滥有种种隐患，本馆建议的提倡锣鼓，能兼收有的效抑制鞭炮之功）。参见后附天津《今晚报》去年春节过后发表的两篇宣传文章。
结合以上地方实际，我们经过调研及思考，形成如下年俗创新的一系列思路：
“从在城市社区提倡春节单一的锣鼓同乐活动起步；由简而繁，逐步结合吹奏乐及肢体舞动；养成“鼓舞”兴趣后，组织骨干活跃分子前往邻近乡镇观摩民间花会；进而把乡民花会小分队引来社区为居民表演，同时学习乡民表演技艺；先以居委会、后以街道为单位，日常开展相邻同级单位的联谊活动以至比赛活动；最终形成居委会与村委会、街道与村镇之间的结对，达到城乡融汇的效果；先行试点，推广到面，试探能否从“花会”传统深厚的北方蔓延到全国；逐步使传统“花会”吸收时代的、国际的元素，吸引青年一代自发参与；最终有望较成功地营造新时期的“年味”，甚至超过古老传统，获致社会和谐的效果。”
以上思路的如有部分可取，试行阶段就是一个漫长过程，有无数问题有待讨论、试行。初步想到几点原则：整个活动贵在尊重自发性，不宜于官方正面号召或行政安排；媒体的配合要强调协调有序、持续渐进。
年俗的恢复，指望青年一代大投入是不实际的（他们的观念已接近定型），强为提倡倒会引起逆反。只能通过影响儿童少年，使之成为深切而亲切的儿时记忆。
[①] 高成鳶：《中华尊老文化探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
[②]高成鳶：《寿诞庆贺始于宋代考伦》，韩国《李忠熹教授花甲寿辰纪念文集》，仁荷大学出版，1997年。又改题为《寿辰庆贺的由来演变》，《寻根》杂志，1997年第3期。
[③]贾长华主编：《天津卫过大年》页1，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④]参阅本馆呈报文件：《天津市春节文化传承较好和创新有特色的案例》。
[⑤]尚洁著：《皇会》， 冯骥才作序， 山东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