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金良：春节文化的现代传承：思考与建议

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赖金良 

在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中，春节无疑是持续时间最长、节日气氛最浓厚、活动内容最丰富、影响范围最大、全国各族人民最为重视的盛大传统节日。为更好地了解这一重大传统节日的现状及其变迁趋势，以及当虎年春节遭遇西方“情人节”时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浙江省文史馆与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合作，组成虎年春节调研团队，团队分3个小组，分别前往浙江省的杭州（省会所在地）、绍兴（经济发达地区）、衢州（相对欠发达地区）三地，对当地城市和乡村的虎年春节活动进行了实地观察和记录。以下是我们根据观察记录所做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春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广泛而牢固的社会认同基础，决非“圣诞节”、“情人节”等外来洋节日所能消解或替代。由于虎年春节恰逢“情人节”，节前曾有一些媒体趁机炒作，预言届时将面临所谓“情人聚”还是“亲人聚（家人聚）”的两难选择。根据我们的实地观察，这样的情形其实并未出现，在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有着悠久民族传统的春节远比“情人节”重要，即使如大学生这类平时比较喜欢追捧洋节日的年轻人群，一般也都是“亲人聚”（家人聚）优先于“情人聚”。当虎年春节与“情人节”相遇时，不是外来的“情人节”削弱了传统春节，而是传统春节冲淡了外来的“情人节”。由此可见，不宜过于夸大外来洋节日所造成的文化冲击，对民族传统节日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要有足够的信心，这样才有利于营造传统节日文化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春节作为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无法回避现代文明的挑战，某些年事年俗遭遇冷落或淘汰属于正常新陈代谢。传统节日文化的当代传承，重在精神文化内涵而非外在形式。传统春节的许多年事年俗，目前在城市社会已不多见，农村地区虽然保留尚较为普遍，但其内容和形式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真正称得上“原汁原味”的，可能只有地处穷乡僻壤的部分农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倡导人们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过年”，家家户户煮腊八粥、打年糕、穿新衣着新鞋、送灶君、迎财神、祭祖庙、守岁、拜年等等，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传统节日文化的变迁、更新或再生，有其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内在逻辑，在思考传统春节文化或年文化的当代传承问题时，既要抵御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要防范拘泥于传统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否定传统就丧失了根基，拘泥于传统就没有了活力。在传统春节的各项年事年俗中，有一些被冷落、被淘汰，那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所谓“年味”淡了未必就是坏事，问题的在于，旧的“年味”淡了，如何营造新的“年味”。 

三、春节文化当代传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自觉适应时代变迁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作出相应的更新或调整，此所谓“传统的现代适应性”。某种传统节日文化有没有活力，要看它本身有没有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单靠外在力量或因素是无法“拯救传统”的。在缺衣少食的年代，有道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可以说是“年年好过年年过”，但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导致春节文化意义的提升。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看，春节这一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已普遍面临被日益“空洞化”的趋势。虽然比较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随着旧的年事年俗的退场或变形，春节除了继续坚守辞旧迎新、喜庆团聚的核心精神外，其他文化意蕴正在被逐渐“抽空”。例如，包括春联、年糕、汤团、点心等在内的年货或年食，往往都用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出来，已经没有了那种亲手制作的情感寄托和愉悦，城市人家已经很少贴春联，农村贴春联虽然还比较普遍，但大多由市场购买而来，内容文字雷同而缺乏个性；又如，农村地区保留较为普遍的春节祭祀活动（如送灶君、祭祖先等），已不再具有原来那种神秘感和敬畏感，“拜年”也不再有庄重的仪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参与这类活动往往只是被动的，不拂老一代长辈意愿而已；再如，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春节都要燃放烟花爆竹，这是我国城乡社会迄今仍然普遍盛行的一大年俗，但春节燃放爆竹是有讲究的，《荆楚岁时记》所载，大年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是谓“开门爆竹”，虽然各地差异较大，但燃放爆竹的时间、场所、数量等，通常是有些惯例或仪规的，而现在是人们想放就放，特别是从年三十下午到年初一上午，砰砰嘣嘣、劈劈啪啪的少有安静，除了满地狼藉、漫天烟雾之外，还经常招来消防车、急救车的鸣笛声。面对春节文化意蕴被逐渐“抽空”的状况，有识之士颇感忧心忡忡，某些文化学者甚至苦口婆心想教导人们应该如何过年，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仍然于事无补，没有人会按照别人的教导或指导去过年，“过年过节”作为世代相传的民俗，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不是文化学者的专业事务。文化学者的职责所在，是探索春节文化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文明，揭示春节传统的现代适应性及其具体机制和方向，引导民间自发的春节文化的现代传承和更新。 

四、随着旧年事年俗所遭遇的淘汰、淡化或变形，为新年事年俗提供了萌生和成长空间，但目前这方面的进展并不理想。采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网络对话等形式“拜年”，是越来越普遍了，这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特点，但严格说来，这还算不上一种新的年俗，而只是对传统年俗的一种形式更新。要说新时代新年俗，比较有代表性的，恐怕主要还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春节联欢晚会”，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性的，欣赏、谈论乃至批评春节联欢晚会，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年节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春节文化艺术下基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文化艺术部门或机构，每年春节期间都会组织一系列面向基层（如工矿、企业、城乡社区、公园广场等）的文艺活动，这类结合年节主题的公益性文艺活动，已初步成为一种新的年事年俗。当然，这类新的年事年俗，主要是观赏性的而不是参与性的。由于缺乏可参与的、有亲历意义的年事年俗活动，看电视、上网、K歌、玩游戏、打扑克、搓麻将、睡懒觉等等，迄今仍是大多数城乡居民消磨年节时光的基本选择。特别是在城郊及农村地区，春节期间不少人因打扑克或搓麻将而废寝忘食，而且一般都是“来钱的”（如杭州俗称“小搞搞”，不视同为赌博，但常有输赢数百乃至逾千的）。要使春节过得更开心更有意义，关键是在传承中创新，赋予春节以新的文化内涵，培育出丰富多彩的新的年事年俗。 

五、政府积极支持，社会广泛参与，加快培育新的年事年俗。新年事年俗的培育，可以是全国范围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哪怕是在小范围的村落或社区，也可以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及人文历史特点，培育出自己特有的年节活动事项。新的年事年俗，内容要健康向上，切忌装神弄鬼的东西死灰复燃，同时还要有吸引力、适合于公众参与。这里就培育新的年事年俗，提出三项建议： 

1．结合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和“社区建设”，切实加强城乡基层社会（社区或村庄）的文化建设，使基层社会真正形成自身的文化生长和繁衍能力。“送文化”不如“种文化”，这个说法是颇有道理的。“送文化”下乡下基层，当然是件好事情，但只有在基层社会“种文化”，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些年在“新农村建设”、“社区建设”中，文化建设方面确实也有不少投入，例如浙江省一些地区，甚至村村都有文化室，但往往是一块牌子、几台电脑、几架子书，都是些死的文化“硬件”且平时较少有人问津。在基层社会“种文化”，加强基层社会的活态文化建设，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种文化”？关键是培育土生土长的文化人才或业余文化队伍，营造基层社会的文化兴趣或文化氛围，让适合基层社会土壤的文化娱乐活动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为依托，春节就可以既有“年味”又有“趣味”和“品味”。 

2．建构春节的FI（Festival identify节日形象）识别系统，赋予春节以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既具传统性和民族性又具时尚性和开放性的个性鲜明的符号标识。春节作为我国最重大的民族传统节日，迄今尚无统一而专属的节日形象标识，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现代社会是大众传播社会，视觉符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力。人们在感情上逐渐疏远传统年节，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传统年节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意涵，而是因为传统年节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愈来愈缺乏吸引力。在我国热衷于过圣诞节的人们，绝大多数也并不了解基督教及其圣诞节文化，关于圣诞节的“文化记忆”其实也是很少的，但那装饰华丽时尚漂亮的圣诞树以及那带有浪漫色彩的圣诞老人，却很能唤起人们对于圣诞节的文化记忆和参与热情。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以民族文化精神为基础，借助于现代设计语言，融入国际化时尚元素，重新整合建构春节的形象标识，既可为春节传统注入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又可使传统春节获得更丰富的文化性、时尚性和国际性。 

3．结合我国每年春节前后的大规模“春运”，设计并推出“标志性春节物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春运”规模逐年递增，包括航空、铁路、公路、水路等在内，2010年客运总量突破25亿人次。“春运”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春节文化的集中体现，其规模让全世界叹为观止，其精神文化内涵更是值得推崇和弘扬。以“春运”为契机，推出春节的标志性物件，不但时间选择最为合适，而且在空间上可迅速传遍全国城乡各地。在“春节标志性物件”的设计方面，我们考虑：以“中国红”或红色为基本色调，可考虑深色或浅色、单色或套色等；以“中国结”或当年生肖形象为基本造型，也可考虑两者“合璧”等；形制或大或小、丰富多样，有较高艺术欣赏价值或工艺价值，便于携带、悬挂或保存。每年在春运期间推出，可由客运售票部门随车票船票机票等免费附送，也可动员公益性购买向旅客赠送，并在车站机场码头以及城乡大小商店设点销售。春节标志性物件的推出，伴随着每年春运期间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旅客大潮而涌动，必将成为一道蔚为壮观的全国性年事年俗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