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祥：论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武汉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余文祥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古老而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参与面最广的一种文化活动。 

春节文化，博大精深。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不断变异；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但不管怎样的传承和变异，其核心的三个内容是变异不了的，那就是亲情团聚、迎春纳福和健身休闲。 

一 

武汉地区，九省通衢，是我国著名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南来北往的客商，他们除带来土特产品外，还带来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外来的春节文化与本地的春节文化发生碰撞，迸发出新的春节文化的火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武汉地区的春节文化。武汉市有关文化部门，对春节文化活动十分重视。20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市文化局和武汉市群众文化学会就举办过“年节文化理论研究会”，专家和学者就年节文化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对武汉地区的春节文化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武汉地区虽然带有外地一些春节文化的烙印，但本地的春节文化仍然保留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仍然有其自身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风格。武汉地区的春节，应该是从腊月二十四日过小年开始，直至第二年元宵节止，前后历时20余天。在这20余天中，发生的一切有关事件和一些民俗事象，都是春节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即使是吃的穿的，也都属于春节文化的范畴，属于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的范畴。武汉市新洲区农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这样一首歌谣：“年来了，是冤家。儿要帽子女要花，媳妇要勒子走人家，爹爹要糯米打磁粑，婆婆要香烛敬菩萨。”这首歌谣基本概括了春节的一些内容。 

武汉地区的春节文化活动，除节前的准备活动如烫豆丝、打磁粑、扫扬尘、买年货外，主要有过小年、吃团年饭、贴春联、守岁、求财、拜年、玩灯等活动。 

过小年这一天有一个接祖人的习俗，最能体现春节亲情团聚的内核。不仅活着的人在春节期间要团聚，而且还要接祖人回家过年，与祖先对话，与祖先共度春节。这是中国“百善孝为先”传统思想的演绎，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接祖人的时间是在腊月二十四日下午晚饭前，其过程是先敬菩萨，后接祖人。敬菩萨是在客厅神龛前的大方桌上，摆上香炉、蜡台，在香炉、蜡台前置放三牲，即鱼、肉和豆腐三个碟子，在三牲前，斟上三杯清茶，点上蜡烛，敬上三支香，插在香炉中，在桌前磕头。然后在桌前焚烧黄表，侍立数分钟，最后酹掉茶杯中的清茶，将香烛、蜡台和三牲归放神龛，敬菩萨的活动结束，开始接祖人。 

接祖人与敬菩萨稍有不同，要在方桌两边摆放凳子，最好是长板凳。桌子中间摆放左右两排菜碗（有的是八碗，有的是六碗），菜碗外边摆上同等数量的饭碗，饭碗外边是酒杯。饭菜上桌后，给酒杯斟上酒，将筷子分别架在饭碗与菜碗上。主持人在桌前磕头，心里还要默默的念道：“接祖人回家过年！”然后放鞭，焚烧纸钱，以示迎接。侍立数分钟后，酹掉杯中之酒，收拾碗筷，边收拾心里还要默念：“请祖人放碗！”过程完毕，就说明祖人接回家了。最后，将桌子换个方向，端上饭菜，一家人围坐，吃小年饭，这就拉开了春节的序幕。接祖人时还必须注意一点，即大门不能关严，需要敞开，或拉开一条缝，让祖人先后不一接踵进来。倘若大门紧闭，后到的祖人就进来不了。最有趣味的是，还有的村子，要到村头去接祖人，在村头稻场的石磙上，作背驮状，回到家中，算是接回一个祖人。有多少祖人，要背驮多少次，往返多少次，才算将祖人统统接回了家。其孝敬之情，其虔诚之意，就可想而知了。 

除夕之夜，能够体现武汉地区个性和风格的还有一个求财的习俗。当人们守岁守到转钟之后，即新年来临之际，家人点起事先扎好的柴把子（多以芦苇），端起黄泥制好的香蜡台和香烛纸表及鞭炮，到大门外敬香、烧纸、磕头，燃放鞭炮。等柴把子烧完，鞭炮发完，转身进屋，闩上大门，贴上门神纸，求财这一活动正式结束。显然，在这新年来临之际，求财这一习俗，充分地体现了迎春纳福的意味。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二 

春节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中，使春节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这种传承，除文字传承外，民间则大多数是口头传承。 

相传在公元前两千年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开始有了庆祝岁首元旦的风俗。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历史学家司马迁创制了《太初历》，明确规定正月为岁首。以后，人们称正月初一为“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辛亥革命后，将阳历（公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将阴历（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这样，就把元旦和春节严格区分开来，所以才有“元旦春节之间”的说法。 

贴春联，是最能体现春节文化档次和品味的习俗，也是春节文化传承不断的品牌。 

春联起源于“桃符”，是从律诗演化而来。据《宋史·世家·西蜀》载：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春联。但真正使贴春联之风盛行起来，还是在明代初年，这得益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力提倡。公元1368年，明朝建都金陵，为庆祝开国立业，朱元璋“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见清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他不仅颁旨天下，而且还在第二天即大年初一清早，微服出巡，漫步大街小巷，欣赏各家各户贴出的春联。当他发现城门口有一阉猪户未贴春联时，便命人取来纸笔墨砚，亲自挥毫，为这阉猪人家题写了“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春联，既诙谐，又贴切，一时传为佳话。自此，贴春联便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春节文化最为普遍的民俗事象，并开始用红纸写春联了。明代还出现了《玉堂巧对》、《姝联》、《古今巧对》等对联专著。 

春联不仅是春节文化传承的品牌，而且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可喜的是，由春联繁衍而出的对联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文艺园地的一朵奇葩。不仅在中国灿烂的文艺宝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中也大放异彩。到了清代，对联发展更快。不仅有《楹联丛话》、《对联汇海》、《分类字锦》、《楹联录存》等30多种对联专著相继问世，而且还出现了专门从事书写对联的艺人和“对摊”，成为春节期间街头一景。当时，对联不仅在国内盛行，而且还传到国外，日本下永宽次还编写了《中国春联集锦》一书。 

春节文化靠春联增加文化含量和提升文化品位，而春联靠春节文化的传承得到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春联的内容较为单一，而对联的内容就丰富得多了，既有宣扬爱国的，又有反映革命的；既有述志的，也有劝学的；既有祝寿的，也有哀挽的；既有新婚之庆的，也有乔迁之喜的；既有名胜古迹联，也有客堂装饰联；既有机关联，也有行业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对联创作和征联活动出现了几次大的高潮。全国和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楹联学会，创办了楹联刊物，举办了征联活动，出版了大量的对联专著和对联故事。国家重点工程《中国对联集成》，各省省卷，各地分卷，都已完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对联多达200万副，可谓洋洋大观。 

春联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中得到繁荣，守岁同样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中得到发展。除夕守岁，始于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庾肩吾、徐君倩，都有守岁的诗文。徐君倩在《共内人夜坐守岁》诗中写道：“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灭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唐代诗人杜甫《杜位宅守岁》诗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这两首除夕诗，表达了人们在新旧交替之际，缅怀过去，展望未来，珍惜时光，具有积极的意义。过去，守岁是一家人坐在火塘边，驱寒取暖，说说笑笑，共度良宵。新中国成立后，守岁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各个地区或举行团拜会，或举办迎春晚会。这些活动由小家的守岁，变成了大家的守岁，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和集体文化活动。自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次迎春晚会以来，人们守岁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不仅春节文化的氛围加浓了，而且炎黄子孙之间的感情也加深了。现在人们守岁，看春节晚会，成为一种文化时尚，春晚中的相声、小品、歌舞、戏曲、杂技、魔术，成为春节文化中的精神食粮。大陆人民也好，港澳台同胞也好，海外侨胞也好，不管什么国度，不管在地球什么地方，只要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没有人不守岁的，就没有人不看春晚的。这一天，仿佛距离拉近了，炎黄子孙一边欣赏着文化艺术，一边进行着心的交流，同时感受到春节文化的快乐与祥和。 

三 

春节文化的地域性和变异性，是其又一特性。 

俗语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这话一点也不错。即使是春节文化中同一主题的活动，比如健身休闲活动，人人都要干干净净的过春节，这是一种美好的卫生习惯，但具体的安排大相径庭。广东西部农村还有一首“迎春扫尘歌”：腊月二十三，晒被洗衣衫；腊月二十四，清洁房边地；腊月二十五，扫房掸尘土；腊月二十六，洗净禽畜屋；腊月二十七，里外洗归一；腊月二十八，家什擦一擦；腊月二十九，脏物都搬走。每天的清扫活动，都安排得十分具体。武汉地区的清扫活动，就没有这么细致具体，仅就打扬尘一项，有较为明确的要求。所谓打扬尘，就是打扫房屋的卫生；所谓扬尘，就是平时人们触摸不到的地方的蛛网、尘土等脏物。打扬尘的时间有规定，必须在过小年之前完成，最迟不能超过腊月二十三。打扬尘的工具亦有规定，必须在一长竹竿的顶端，绑上竹梢子，用完之后撒掉，不能放到第二年再用。第二年要用，须再制新的。现在城区找不到竹梢子，商家抓住机遇，特制有一种长竿棕扣帚，以作打扬尘之用，用这长竿棕扫帚较为结实美观，经久耐用，所以人们打扬尘后不再丢掉，而是用塑料袋将扫帚包好，留待明年打扬尘再用，可见在传承中亦有变异。 

玩灯，是春节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活动，系一种广场文化，不需要剧场，不需要舞台装置。武汉市的新洲、黄陂、江夏、蔡甸等四个郊区，均有春节期间玩灯的习俗。玩灯是一个大的概念，龙灯则是玩灯这一活动的龙头。在玩灯的活动中，最为丰富多彩的则是民间艺术。 

新洲区，是武汉的东大门，资源殷实，民风淳朴，历史积淀深厚，民间文化丰富。1995年2月，湖北省文化厅正式颁发证书和奖牌，命名新洲为“民间文艺之乡”。春节玩灯时，新洲著名的其他民间艺术一齐配合，成为新洲春节文化的一大亮点。其中突出的有牌子锣鼓、八十八行、高台狮子、高跷狮子、高跷亭子等独特的艺术形式。 

牌子锣鼓，是新洲民间流传的一种吹打乐，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牌子锣鼓一般七人或十人演奏，有锣（含小锣）、鼓、钹、击铃、唢喇二支。牌子锣鼓节奏明快，音调铿锵，生动活泼。玩龙灯需要牌子锣鼓配合，才显得有气氛，有韵味，有情致。新洲区还成立了牌子锣鼓协会，对牌子锣鼓的曲谱、词谱、打谱进行了收集整理，对源流沿革也进行了探讨。 

八十八行，又称灯戏，是一种说唱与戏曲相结合的民间广场艺术，至今有200余年的历史。因角色众多，所以名八十八行。八十八行，与楚剧有十分密切的渊缘关系，无论是从剧目上看，还是从音乐上看；无论是从演出方式和习俗上看，还是从演员经历上看，八十八行是楚剧的母体之一。八十八行平时不演出，只在春节期间演出，或跟在龙灯后面，或单独演出。 

高跷亭子，源于明正德年间新洲区的张旗牌塆，流行于新洲区中部平原，迄今已有500年历史。高跷亭子是一种自娱自乐、庆贺丰年的民间文艺形式。表演者脚踩高跷，肩上背着“山”字或“出”字形钢架，架上分别坐3至5个一岁左右的幼儿。踩高跷的人随锣鼓舞蹈，花样别出，令观众瞠目结舌。1994年2月24日，新洲的高跷亭子在武汉杂技厅，参加94’中国武汉舞龙夺标邀请赛，获优秀表演奖。《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消息和照片。1997年10月，中央电视台第七套“民间文艺采风”栏目，播放了新洲的高跷亭子。 

牌子锣鼓、八十八行、高跷亭子等民间艺术均被武汉市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即使是同一武汉地区，其春节文化玩灯一项也有差异。如武昌区（含江夏区）的高龙，汉阳区的板凳龙、鱼龙，在新洲区就很少见。新洲区与麻城市接壤，民间艺术丰富，但麻城的花挑，新洲就一直没有。民间艺术就是这样，各地是各地的传统，各地是各地的特色，即使是借鉴，也不会喧宾夺主。 

春节文化的地域性是显见的，春节文化的变异性则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笔者自身的经历，就有两项内容的变异性最大，其一是拜年，其二是贴年画。 

拜年，就是新年拜家中尊长及到亲友处祝贺，是春节文化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一风俗古已有之，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过去拜年，有两种拜年模式，一种是本人亲自上门拜年，进门作揖，然后跪拜，主人连忙扶住，并敬烟泡茶。然后，主人则要安排时间回拜，以示礼貌。还有一种拜年模式是，本人不必进门拜年，而是将事先写好的“某某某拜”的红纸条贴在拜年对象的大门上，主人一看大门，就知道哪些人来过了。这样拜年的好处一是节省时间，二是减少麻烦，主人不必招待，也不必回拜。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拜年模式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现在利用明信片拜年的方式，是不是这种模式的演变呢？尚没有结论。拜年的时间，在民间约定俗成，十分讲究。如武汉地区的新洲、黄陂两区基本相同。正月初一拜父族，晚辈给长辈拜年。正月初二拜母族，为外甥、外孙拜年日。正月初三拜妻族，为女婿拜年日。正月初四拜姑族，为内侄、舅舅拜年日。倘若有人不按这个规定拜年，则为不敬，亲戚也可能为拜年不当而竖路。初四一过，不用拜年，有俗语说：“年到初五六，又无酒来又无肉”，就是这个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也就不复存在了，只要在这四天时间内，谁给谁拜年都行，这种演变给人们拜年一个合理、自由的空间。 

贴年画的演变则更大。贴年画系由古代贴门神的风俗发展而来。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后遂以各种门画、年画代替了门神，并发展为独具一格的绘画艺术。20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收入增加，家家盖了新房。春节前，家家都要买很多年画，贴在家中，以示喜庆。当时年画的题材内容丰富多彩，特别是电影故事连环画片和影视歌星的剧照、生活照，受人热捧和欢迎。台湾歌星费翔因在大陆唱响《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曲而走红，当年我家属临时在春节前摆过一个画摊，就销售费翔的画片800余张，可见在全国的销量。曾几何时，时至今日，随着房屋装修档次的提高和人们时尚心理的变化，人们不再贴年画了，春节贴年画的习俗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此以往，贴年画的习俗将有失传的危险。 

四 

春节文化，有一个思想舆论导向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号召，移风易俗过春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过一个文明、吉祥、和谐的春节。60多年来，人们不断弘扬春节文化中健康有益的东西，不断涤除封建迷信的东西。20世纪九十年代，在全国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共同建议下，北京、武汉等全国一批大中城市的政府予以采纳，逐渐实现了人民群众在春节期间禁鞭的愿望。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大中城市不知何故，不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协商，竞擅自推行“禁改限”的政策，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燃放烟花爆竹，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是造成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成为社会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三是污染严重，其空气污染、环境污染、噪音污染，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存空间；四是引发社会纠纷，是和谐社会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五是影响城市的形象，特别是与武汉“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极不相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发展的进步，移风易俗的推进，文明程度的提高，大中城市有必要、有条件，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还各大中城市一个湛蓝的天空，一块圣洁的净土，一方宁静的尘世；还人民群众一个平安、吉祥、文明、和谐的春节。这样造福人民的大好事，把传统的春节文化与现代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何乐而不为呢？ 

春节期间，我们要提倡文化下乡，用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去占领人们的休闲时间和精神空间，以增加春节的氛围和春节文化的含量。过去，湖北省、武汉市都有这方面的举措和经验，春节期间曾多次组织百团下乡活动，给农民送戏、送书、送电影、送科技，给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也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成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著名楚剧表演艺术家沈云陔生前，每逢春节期间，他都要带领他的楚剧团，深入到武汉市的新洲区、黄陂区农村演出。他们的演出，对于春节文化中的陋习抹牌赌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这样的演出活动，既丰富了春节文化的内容，又移风易俗，使春节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 

春节期间，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可以组织一些村落文化和社区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既可以体现春节文化的传承，又可以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可以活跃春节文化，又可以提升春节文化的品位。近年来，有些社区在春节到元宵节之间，开展猜灯谜活动，既有趣又好玩，既传承传统文化，又展现时代风貌。灯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千百年来，灯谜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涌现了不少佳作，形成了许多谜格。猜灯谜是一项高雅的益智游艺活动，男女老少均可参加，猜中者还可以获得一份小小的奖励和礼品。既富有民族风格和生活情趣，又凝结着我国人民的聪明和智慧，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20世纪九十年代，洋节特别是圣诞节在中国城市悄然兴起。圣诞节是基督教徒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在每年的12月25日。中国大中城市，在每年12月，各大中商店门口，都要摆设圣诞树，扮演圣诞老人，借圣诞节开展促销活动。中国人大都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不到教堂去作礼拜，只在24日晚的平安夜狂欢，吃喝玩乐，交朋结友。中国人智商很高，他们利用平安之夜，进行公关活动，或交友联谊，或洽谈业务，或沟通信息。将平安夜的活动，当作一次商务活动。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的人们回到家乡团聚，亦可借鉴圣诞节的做法，开展商务活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借春节之机，为联络感情，交流信息，招商引资，召开各种形式的迎春茶话会、团拜会，使其成为春节文化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这样的活动，使春节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添加了新鲜的色彩。春节文化，也只有这样不断的传承和变异，才能真正体现“一年之际在于春”的哲理，才能真正出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