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京举行
张士闪：当代春节文化传承与创新思路刍议
——以“好客山东贺年会”为核心个案的考察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士闪
引言
传统节日虽冠以传统之名，其实也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节日不仅是一种民众生活与文化的传统，而且是一种活态发展着的、可以不断创新的现实生活。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生活与文化现象，传统节日在构建民众生活世界和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自身也成为人类生活中的精彩华章。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在经历着从已持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急剧转变。同时，伴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逐渐惠及到普通民众，传统的时空观念和交流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此为背景，与传统农耕文明关联密切的传统节日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传承危机。当在衣食温饱的层面上，当今日常生活与节日生活的界限趋于模糊，与传统农耕文明关联密切的传统节日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就自然发生了。“吃喝玩乐”中的“玩”、“乐”，便作为节日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被凸显出来。然而，如果节日中的娱乐方式被千篇一律地推行，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满足，民众的节日娱乐活动是具有不同的地域传统、表达形式及一整套调控模式的，从而凝结为历代相传、为民众所掌握所实践的形形色色的节俗。
如何让传统节日面对新时代的民众需求而旧命维新、生生不已，为当今社会有机体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是“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一重大课题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意义上，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广泛涉及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应该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形成宣传、文化、社科联、发改委特别是旅游等政府部门的高效联动。以传统民俗化解社会危机，改善民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春节在当下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2011年2月考察山东贺年会时的惊喜收获，都应该在上述层面予以进一步探究。
一、一份问卷折射出春节文化的当代困境
2010年10月，我们曾对山东地区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围绕“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发展策略”进行设计，共发放问卷600份，获得有效问卷563份。[1]问卷调查完成后，我们参证近20年来所积累的山东田野调查资料，对当代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民众的节日心理需求进行归因分析。[2]我们认为，富有实效的对策性建议，只有在直面现实困境后才有可能提出。
如在“给出10个传统节日，按隆重程度进行排序”的调查中，春节毫无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在被访的562中，有546人认为春节是最隆重的节日，占97%。但与此同时，认为“过春节没意思”的被访者达到总数的41.5%。在对“你觉得下列节日有必要传承下去吗”的回答中，认为春节有必要传承的占82.7%，略低于中秋节（84.5%）。显然，人们既对春节寄寓厚望，又对春节现状非常失望。至于春节传承的必要性在民众心目中略低于中秋节，其实是与人们对春节和中秋节的节日感受和期望值的差异有关。就节日感受而言，春节虽然隆重，但个人在节日中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如忙年、拜年、走亲戚等，过完春节往往会有疲惫感；而中秋节以团圆为主题，以赏月娱乐为内容，其家庭化、个人化色彩较浓郁，作为一个较为轻松、温情的节日更容易与现代生活对接、互补。其次，从对节日的期望值来说，人们对春节往往寄予更高、更神圣的期待，期望得到更多的精神满足，但现在春节中传统的宗教性因素越来越少，而新的神圣性因素尚未确立，难以满足当代人的心理需求。
看似矛盾的上述调查数据，恰好反映了民众对春节的复杂情绪：人们一方面觉得过节没有意思，得不到期望中的乐趣，春节的吸引力在降低，意义在消减，但同时又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要求，认为春节应该传承，其实也是在内心深处对春节仍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从而形成了关于春节文化的感性层面与理性层面的多重纠结；或者说，这种分离而产生的危机对民众的春节文化产生了一种震撼性发蒙作用，这应是春节文化继承创新的起点。就行为表现而言，人们对春节祭祖、包水饺、贴春联、吃年夜饭/团圆饭、拜年等年俗活动的参与度都比较高，表现出对传统年俗的普遍遵从，显示出春节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即使是对春节现状的不满意情绪，也与对春节的较高的心理期待有莫大关系，这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构成了当代春节文化的一种复兴动力。
二、服务民众是民俗（春节）的本质属性
已故的民俗学泰斗
民俗文化是一种适应性文化——表现为适应民众集体心理和生存需要的相对稳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稳定性和约定俗成，使它具有不成文法的强制或约束力量，起到对它的主人——民众的侍奉作用。
轨范性，指民俗文化对民众行为和心理具有制约性。服务性，指民俗文化在轨范民众的同时，具有满足民众需求的功能……轨范性和服务性，是一对历史范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自身生产的文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4]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将轨范性与服务性视为民俗的内在特征，就将民俗与民众生活世界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时过境迁，当民俗逐渐被抽离为一种文化意象或被简化为一种经济符号之时，再重温钟老关于民俗“对它的主人——民众的侍奉作用”的论断，更觉切中肯綮。而且，在现代化、都市化发展势头迅猛，乡土社区出现文化空壳现象的今天，民俗对民众的服务性作用的发挥不仅需要民众自身的主体性实践，来自政府的文化引导和经济调控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总的说来，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与传统农时节奏关系密切，曾与过去的农耕社会紧密相连，但在当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普遍发生转变。传统农时节奏已不再发挥重要作用，也较少具有时间座标的意义，与农耕劳作模式相关的文化记忆渐行渐远，相关节日习俗的功能逐渐消失。另外，传统节俗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在居住模式日趋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已经不易获取，许多传统节日中缺少与现代生活的一种转化性介入，因此这些节俗活动正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世界。一言以蔽之，传统节日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已经不再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因而人们对于传统节日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浓烈情感，传统节俗内容的革新也就成为了人们普遍的期待。在经历了一个长期以文化为工具的“政治化”世纪以后，时至今日，节日的传统服务功能渐趋衰落，许多节日徒留下一个规范性的虚壳，在政府的引导下虚壳化的节日走向新的社会语境，并在新的社会语境中产生新的服务功能，可能是最理想的结果。至此，春节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不再是修修补补中的渐变，而是由政府搭建平台、尽量吸纳多种力量参与的创新、革新过程，经由轨范性达至服务性。好客山东贺年会的创意和实施，首先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
已经在山东地区推行两年的“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其显著特点便是地方政府在统合专家建议后，积极发动社会各阶层参与，以春节活动的设计为特征而志在改善民生的典型个案。在其操作过程中，表现出政府部门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高调介入与全程推进。这一个案值得关注、分析。
三、“好客山东贺年会”异军突起的启示
策划创意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最初动力是：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深化“山东人游山东”、“到山东过大年”活动；解决冬天旅游淡季这个世界性难题。[5]显然，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性质，首先应界定为目标指向明确的政府行为。国务院于
显然，“随时而动，好谋以成”，是山东贺年会成功的关键之处，是在利用节日改善民生方面可以推广的经验。具体说来，有如下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贺年会的创意、启动、推广、展开，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是与近年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于年节生活的不够满意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旅游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当年夜饭可以在酒店举办，这就意味着不仅外面的世界在变，民众自身的生活观念也在变化。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举办得红红火火，迅速被社会各界接受，证明在传统节日中设计旅游活动、借助旅游传承传统文化、通过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改善民生的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必需。
（二）山东省旅游局笃信“旅游业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先做先行”的理念而踏踏实实服务社会、有所作为的心态值得赞赏。作为一种以传统节日为框架、以山东民俗文化为资源的旅游品牌，贺年会立足民间扎根社会，紧密依托专家学术，这保证了其活动的合理性、可持续性与高品位。作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山东省旅游局，放下身段，拿出手段，从“好客山东”主题口号的提出，到贺年会之最的评选、抢福游戏的推出、好玩游戏的评选、孔府过大年项目的设计等等，既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挖掘、传承、保护，又是以当今民众需求为服务对象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提炼、创新、包装、推广，因为遵循了民俗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旅游活动的开发规律而均获成功。
（三）作为好客山东贺年会操作部门的山东省旅游局，作为一个官方机构进入年节文化指导而没有引起社会负面反应，其关键就在于借助了“缓冲阶层”（民众的民俗观念、山东民俗学会的智力支持、各种媒体的宣传沟通）等。
（四）好客山东贺年会利用元旦至春节、元宵节期间假日时间集中、民俗文化活动集中、社会消费集中的优势，做了一个文化的“大筐”，其实就是推出了一个容纳当代社会各种生活与文化、贯穿传统与现代的理念。有了这样一个文化的“大筐”，贺年礼、贺年宴、贺年乐、贺年游、贺年福等旅游产品均可纳入，城市、乡村、景区、商场、酒店等均被裹挟进来，并初步建立了以旅游为龙头带动餐饮住宿、娱乐休闲、商贸购物、文化产业、旅游交通多元发展的互动共赢机制。这其中就包括官方对商家作用的有效发挥：在张扬其商业属性时，强化其社会功能，使之成为一个产业社会化的平台，在此前提下，政府通过商业是在“做社会”而不是“做产业”，从而获得了成功。在一系列丰富多彩、年味十足的旅游娱乐活动中，政府有所为，商家得其利，民众得其乐。
此外，山东省旅游局在推广贺年会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全运会在山东的举办、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所带来的难得机遇，巧加推广，也是贺年会迅速红火、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原因。
好客山东贺年会实施两年来，获得了初步成功。当然，原本属于民众的传统娱乐时空的春节，当政府作为活动主体大有作为之时，民众的主体性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如何使得活动主体由政府逐渐向民众过渡，是该活动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在现有的活动框架之中，如何从资源挖掘、文化阐释、活动扩展等方面推进，充分考虑山东各地节日活动的差异，切实贯穿一个“地方化”的关键词，也即“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文化联古今”的理念，有针对性地将各地民俗活动与地域文化融为一体，凸显其特色，巧加组合、包装成适合当代人的可参与性项目，有序推出、推广、推进，使其影响向“既广且深”的方向发展，也是下一步必然面临的问题。
四、省思与建言
2006年，笔者在苏州“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上，提出非遗工作应遵循“政府主导、学者主脑、民众主体”的理念，现在看来这一提法并未过时。[6]鉴于“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遗”[7] ，笔者在参与、观察好客山东贺年会等诸多活动的过程中，认为如下方面可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其一，政府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如在国务院或文化部成立“春节办”，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对内保障民众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探索如何保护春节的文化生态，保持春节文化的区域特色；对外通过举办春节文化博览会、推广标准化的“中国春节”、春节文化五洲体验等活动，使以春节为载体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墙内开花墙外香”，“走出去”的春节文化又会反过来促进其国内传承。
其二，政府部门借助社会中介层来实现社会服务的做法值得推广。正如舒乙先生所说，所谓“政府行为”，说穿了就是两个字“组织”。这里所说的“组织工作”，说穿了，就是服务。过节的主角是人民大众，政府的职责恰好是“为人民服务”，帮助群众过好节，替大家服好务，出好点子，策划好群体性活动，搭好台子，让老百姓自己唱好过春节这场大戏。此言可谓深中肯綮，值得各级政府深思。好客山东贺年会的成功，也是山东省旅游局借助商家、学界、媒体来实现社会服务的范例。
其三，知识分子应在当今社会的急剧变迁中有所担当。前些年，在很多非遗项目的挖掘、认定、申报的过程中，民俗学者经常被地方政府当作一种“文化工具”，申报之前奉若上宾，申报成功之后马放南山，许多学者因之甚感失落。其实，学者在抱怨地方政府因追求政绩而文化短视的同时，也应该检讨学者自身的文化担当问题。尤其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各地市对于非遗的拉网式普查宣告结束，通过非遗项目在各级名录中的数量来体现政绩的做法已不再是主流，此时，与非遗有关的政府行为便已悄然转向，政府部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操作已确立的非遗资源，“通过行政手段使之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8]，原先以代言者的身份密切介入非遗运动的学者，此时不仅不应沉浸于顾影自怜，而应尽快走出失语状态，在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与服务广大民众的责任感的驱动下，积极参与到国计民生的人文关怀之中。比如，目前以田野作业为基点、从生活实践层面展开的春节个案研究比较薄弱，也就难以从整体上对春节的源流、内涵、特征、功能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如何遵循以文化整体观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民俗学理念，尽快完成对各地春节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从功能与意义的层面去切近民众的知识形态，寻找准确理解春节文化并切实传承、弘扬的路径，就是摆在广大学者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春节文化的弘扬，虽然不见得一定要以文化普及的形式去教育民众，但如果将学者在细致调查后精心梳理出来的丰富节俗广为传播，至少可以为当代民众提供欢度春节的多样化选择。
其四，在服务民众的大前提下，政府探索“如何服务”、知识分子探索“如何参与服务”是关键。春节作为民众世代相承的一种生活文化空间，民众在这一活动之中是理所当然的传承主体。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旅游过年、到饭店吃年夜饭的争论，其实是隔靴搔痒。春节传统的神圣感需要尊重，同时应积极关注传统节俗的现代性转换，而其中之关键在于是否为民众普遍接受，凡是民众群体性选择的东西，总会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被民众赋予种种文化意义，成为生活的幸福之源。事实上，生活于今天的村民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对于主流文化、外来文化和自身所处的边缘文化状态有着明确的区分意识，体现出对自身的文化认知的某种自觉性。如何在继承丰富多样的传统年俗的同时，寻找、设计出适合当今人们需求的新元素，营造出庄重肃穆与欢快热闹兼具的新“年味”，是摆在政府、学界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时至今日，在当今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下，传统年俗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节俗因为缺少与现代生活的一种转化性介入，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世界。传统节日如果不能通过节俗活动形式的现代转型适应当代社会生活之需，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其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传统节俗内容的革新成为人们普遍的期待，其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在尊重传统节日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积极关注其文化内涵的现代性转换，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是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应有之义。如何促成春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在当代文化格局中重建春节与当下社会的语境关联，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应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
[1]本调查问卷主要由笔者和徐悌（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广海（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共同设计。调查对象中，男性240人，占42.6%，女性323人，占57.4%；未婚的占31.1%，已婚的占68.9%；年龄范围从16岁到67岁不等。学历分布：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12.1%，高中及中专15.1%，大专及以上72.8%。家庭月收入分布：3000元以内所占比例45.1%，3001—8000元49.2%，8000元以上5.7%。社区居住时间分布：居住0-5年占总数的30.5%，5—10年27.6%，10—20年23.0%，20年以上18.9%。调查对象的职业涉及面较为广泛，有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企业领导或管理者、企业一般员工、个体私营业主、退离休职工、无业/失业人员、农民和学生等。全部问卷资料由调查员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由课题组成员利用SPSS软件（13.0版本）进行统计分折，分析类型主要是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多变量的交叉分析。
[2] 这次调查活动得到王文章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委托项目（决策咨询）《弘扬节日文化研究》（批准号：10JG002）的资助。
[3]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文化具有五个特点：集体性；类型性（或模式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和变革性；轨范性与服务性。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载《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470页。其他民俗学者在论及民俗特征时均未提及“服务性”。如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将民俗特征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其内部特征有三：民族的区别；阶级的差异；全人类的共通性。其外部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陈勤建《中国民俗》一书将民俗的一般特征概括为三点：不成文（法）的规矩；程序化的规矩；民众群体的规矩。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一书则将民俗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七点：民族性；阶级性；封建性；原始性；神秘性；实用性；地区性、传承性、融合性、变异性。陶立璠在《民俗学概论》中将民俗的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社会性和集体性；类型性和模式性；变异性；传承性和播布性。董晓萍《民俗学导游》一书中将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集体性；模式性；传承性；轨范性。
[4]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载《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470页。
[5]于冲：《在“好客山东贺年会”大型主题活动电视动员会上的发言》（2009年月11日27日），载http://shandongyuchong.blog.sohu.com/138195675.html。
[6] 张士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偏重于以人为载体的知识与技能的传承，从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以人为主体的活生生的民众生活。其保护工作因之具有较高的文化含量，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笔者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以有关政府部门为主导，同时也要加强相关专业队伍的基本建设，让一批专业人才承担起‘主脑’的角色。与此同时，更要注意发挥当地文化传承人的主体作用。而这一工作的实质，便是凝结上述三种力量合力进行的地方文化建设。鉴于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承担主导作用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将保护开发工作与维护乡民经济利益、尊重乡民尊严和情感密切结合起来；其二，参与学者应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胸怀与较强的历史责任感，避免成为一种单纯的‘文化工具’；其三，应充分估计到当代乡民所具有的文化自觉能力，并予以适当引导。”见《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民众主体的作用——以京西联村古幡会为个案》，载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版
[7] 冯骥才：《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遗》，载于《人民日报》
[8]施爱东著: 《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