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京举行
刘娟：伦敦春节庆典：城市公共空间中民俗节日的展演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刘娟
摘要：英国伦敦的春节庆祝活动，已经成为亚洲以外最大的户外迎春节活动。通过广场和街道，以及大众传媒等公共领域，中国传统的春节成为了一场全城的盛事。其背后的动因，是华人社区作为城市组成部分得到认同，以及伦敦作为国际性都市在形成多元文化方面的努力。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公共空间在民俗节日的影响日益深入，或许我们可以由此反观中国各大城市中的春节活动。
关键词：伦敦；春节；广场；大众传媒；城市公共空间
1961年，美国女作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RICAN CITIES），强烈批判了当时美国的城市规划，认为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由此，她流露出对城市公共空间衰落的慨叹及焦虑。
本文对“公共空间”的运用，侧重于其在民俗传播、展演过程中的作用。城市的公共空间无疑是许多民俗节日活动进行的重要场所。它们容纳着公众的各种情绪，或喜或悲。公共空间中的节日活动，向众人宣告着自身的存在，引发关注，以此求得认同和传播。事实上，当某一群体的行为走向公共空间，它将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本文要讨论的是，伦敦华人的春节庆祝活动是如何成为伦敦城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从唐人街到走向广场的春节
伦敦华人的春节庆祝活动现在已是伦敦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每年中国农历春节期间，英国伦敦的春节庆典据说是亚洲以外最大的迎春节活动，也是伦敦最精彩、最盛大的庆祝活动之一。
在春节变成全城盛事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广场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作用。在春节从唐人街走向广场之时，原本属于小群体的内部文化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可以追溯至2002年春节。当年的
特拉法加广场建于19世纪后期，是为了纪念在西班牙南部的特拉法加海战中战死的霍莱伊希奥·纳尔逊海军上将。它是伦敦最重要的广场，堪称伦敦的中心。这里经常举行一些集会和游行。每年辞旧迎新之际，数以万计的英国人会聚集到这里庆祝自己的新年。而如今，这一广场也成为了众人参与和感受中国春节的场所。
伦敦春节庆典的公共空间走向，有着浓厚的官方认可意味，使之脱离了原有的小群体节日属性，进入了城市文化层面。
具体表现之一，便是活动开幕时，组织者往往会请来伦敦市市长、威斯敏斯特区区长、中国驻英国大使等嘉宾出席，为“睡狮”点睛并致辞。
此外，其他官方资源也配合着这一公众事件。春节庆典如今已经举办了十届，影响越来越大。每当春节来临时，伦敦的广场和街道、博物馆、大众媒体等都充满了节日的气息。
“伦敦的唐人街再一次举办庆典活动，庆祝2011年兔年新春。节日活动，包括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中国传统及当代表演。在唐人街，将有许多充满文化气息的小摊位、特色小吃、工艺品及舞狮表演。……”
流程[3]
特拉法加广场 (主要舞台)
11am:开场秀
11.45am:致谢辞
12-noon：放鞭炮
12.15pm:开幕词
12.45pm：“点睛”仪式
1.10pm:舞龙舞狮表演
1.50pm:中国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及甘肃省歌剧院的表演
5.:55pm:终章
6pm: 结束
沙夫茨伯里大街(香港舞台)
12-noon:当代音乐节，如中国hip-top音乐家
4.30pm:表演结束
作为公共资源一部分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在此时纷纷举办相应展览，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春节。
英国媒体也对这一庆典进行了诸多的报道。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网站上，不仅有对详细庆典的全程追踪，还有许多相关文化介绍。其中，有文章专门解释中国的十二生肖与兔年的意义，并列出了生肖属兔的多位英国名人，比如著名球星大卫·贝克汉姆。[4]
当关注于更多的细节和具体社会情境时，我们至少可以在春节庆典活动中发现两个积极的主体：当地华人群体以及伦敦市政府。中国春节从唐人街走向广场，争取公众的关注，究其最初动因，乃是华人社区希望得到英国主流社会的认同。通过在广场、大街的表演，华人社区作为伦敦市的一分子，获得了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从沉默到发声：作为华人文化名片的春节
节日仪式是一个族群自我认同的标志之一。同时，它在展演过程中，向对所有参与者传递着自身的文化气息。正是因为如此，不管是伦敦市政府还是英国华人，都把春节看成了一次文化融合与整合的重要手段，使其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在现实中，全球化给众多群体带来了一种边缘性。这种边缘层还会不断地从自己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5]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流动和开放的都市造就了多元文化群体的存在。他们在巩固自身文化的同时，逐渐要求主流文化的认同。
英国的华人群体从沉默到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早在19世纪中期，便有华人来到英国。他们数量不多，多是东印度公司所雇佣的商船水手。这也使得利物浦等港口城市成为最早的华埠。一战和二战期间，有部分华人劳工和海员定居英国。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的都是洗衣房之类的工作。
二战结束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华人移民进入了高峰期。这些华人主要来自香港。一方面，由于国共战争，大批移民从大陆进入香港，使后者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香港农民难以谋生，只能漂洋过海去寻求生计。因此，今天大多香港移民都是原来的新界农民。不过，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来自香港的大规模移民开始减少。这批移民到英国的华人，纷纷投身餐饮业，并拥有很大影响。直到今天，从事餐饮都成为外国人眼中华侨的标志之一。
九十年代后，英国的华人移民逐渐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留学生也成为了华人群体中的一个活跃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的时间内，英国华人并不像英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一样，积极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许多人而言，埋头赚钱，在异乡扎住脚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各种英国华人社团是维系当地华人社会的支柱。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前后，英国华侨在民族主义风潮的影响下掀起了组建社团活动的高潮。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英国的华人社团活动才开始算是进入了高峰期，以留英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主要担当抗日先锋的作用。[6]
其后，香港移民的大量增加和英国中餐业的空前繁荣，促进了英国华侨社团的发展。当时的社团以为华人造福利为主要职责，开办廉价食堂，廉价电影会等，并举办各种文化娱乐及体育活动。一些跨国性的宗亲会，同乡会之类的组织纷纷成立。
不管哪种社团，华人群体都倾向于在唐人街建立起了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关心更多的是内部事务，并没有积极参与到伦敦发展中来。英国华商总会成立时的最初意图，就是联络在英各行业侨胞之感情，发展商业前途及不涉及政治的活动。
正是因为如此，1977年，当第一个华人社区中心在利物浦出现的时候，英国媒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卫报》曾报道此事并认为这消除了“200年来的藩篱”。[7]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人社区中心的数量得到迅速增长，打破了华人社会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代表着华人开始寻求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此外，尽管多数的华人仍对所在国的选举等政治活动持冷漠态度，外界环境的改变也开始促使部分华人在政治上追求自己的权利，维护应得利益。[8]
以下的几个事例，可以感受出华人们的“发声”渴望。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走出沉默的小世界。
2009年6月4日，在英国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前，19岁的英籍华人青年张敬龙和他的竞选团队乘坐巴士，为竞选欧洲议会议员做宣传。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陆续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举行，将产生736名议员。张敬龙是参加该选举的首位英国华人。
张敬龙11岁时跟随父母从香港移民英国，后考入剑桥大学。在为伦敦国际广播电台做主持人期间，他见过许多华人遭遇困境却无处申诉的事情。他说：“我希望所有在英国的华人都出来投票，我们不能继续成为沉默一族。身为英国华人，我希望可以代表华人发出我们的声音，说出我们的问题，在欧洲议会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其资助者英国华人参政项目发起人、著名华人律师李贞驹也说：“华人在英国已生活了150年，却如同一个隐形的群体。华人参政项目就是想让更多年轻华人关注政治，走到政治前沿。”[9]
华人发出的类似声音越来越多。2010年11月30日，面对严峻的移民政策，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全英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全英华人外卖公会及多个华人社团宣布，决定发起全英华人签名运动，联合其它受影响社群，要求英国政府修订移民配额制度，放宽移民限制[10]。
不断收紧的移民条例，对华人餐饮业和留学生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华人社团认为，华人作为英国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群体之一，为英国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权请求英国政府倾听他们的诉求，并希望英国政府日后在推行新法例前，能更多咨询华人社区。
在英国华人日益追求自己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打出的一张文化牌。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无疑是一个宣传自己、赢得声誉的好机会。于是，具有强烈东方气息和节日感染力的春节被推向了公共舞台。
伦敦华埠商会是英国伦敦每年春节庆祝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2002年，商会将春节庆典改在广场举行，正是出于融入主流社会的考虑。时任商会会长的邓柱廷当时向媒体表示：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快地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将中国人最好的东西展示给西方人，改变他们对中国人的陈旧观念。要让他们看到生活在英国的华侨华人如今不仅将餐饮业做得有声有色，新一代才华横溢的华人青年也已在社会的各行各业立足，并取得了卓越成就。[11]
邓柱廷今年57岁，1975年由香港来到英国，是中国城大酒楼集团主席，先后担任伦敦华埠商会会长及主席。2011年2月24日，他获得了英国王室颁发的皇家官佐勋章（OBE），成为第五个获得该勋章的华人。这无疑代表着英国官方对华人群体的一个肯定。
邓柱廷认为，他得到女王颁发的勋章，除了他在餐饮业做出的成绩外，每年的春节庆典活动应该重要原因：[12]
最近几年，伦敦华埠商会每年春节都会举办春节活动，从唐人街到特拉法加广场，这个活动对中英文化交流影响很大，每年吸引几十万人来伦敦参观。伦敦唐人街治安良好，可以说是全球各地最好的唐人街之一，我们在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和英国警方配合良好。[13]
除伦敦外，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等华人聚集区，春节期间也都会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并成为当地的重要事件。[14]一定程度上说，在公共空间举行春节庆典活动是英国华人寻求肯定的一种方式。
“春节”是华人在公共空间向众人散发的“文化名片”，由此树立自信，并争取到更多来自英国社会的理解和了解，加快了自己融入社会的脚步。如今的伦敦春节庆典活动，一般能吸引到数十万人参加，成为该市有名的盛会之一。
三、开放伦敦中的春节
华人社区在努力融入主流的同时，伦敦市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也在为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城市文化的“生产”过程。开放的伦敦需要不断调整内部群体关系，将之整合，形成新的区域文化。
在新的文化的“生产”中，华人社会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部分。事实上，不管对英国政府还是伦敦政府而言，如何让重要的少数民族——华人成为其发展的助力，都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议题。
2010年5月，英国首相卡梅伦正式宣布启动“大社会”(Big Society)计划。年仅33岁的第二代华裔移民卫耐特（Nat Wei），被首相卡梅伦委任为政府顾问，主持“大社会”计划，引起华人社会的广泛关注。
该计划的一个部分，是通过与不同族裔社区的合作，对各社区中的社团领袖提供培训，教会他们如何更有效地组织、领导、建设强有力的社区机构。这个计划发出了对华人社区的邀请，让其真正参与到这个跨族群、跨领域的“大社会”中来，为华人社团提供了发展契机。[15]
从伦敦市发展的层面来看，多元文化的整合一直是其管理的一个主题。据伦敦市政府网站介绍，伦敦是一个人口超过750万的大都市，并且每年人数都在增加。开放性和多元文化的包容，是伦敦政府适应全球化作出的抉择。在“谁管理着伦敦”（Who Runs London）这一栏目中，网站写到：“我们共同组成了伦敦。正是我们所做的，以及不做的事情，决定了伦敦是什么样子。”[16]
该网站还开辟有“节日与庆典”（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专栏[17]，并介绍说，在这座世界上最多元化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里，将全年组织各种节日活动。这些活动通常都是免费的，欢迎市民参加。
网站节日列表中最近的一个节日是锡克人的新年（Sikh New Year）。2011年5月15日，居住在英国的锡克人聚集到特拉法加广场，载歌载舞庆祝他们的传统新年拜萨哈节(Vaisakhi)。[18]
而在几个月前，关于中国春节的介绍和宣传曾经出现在同样的位置。对不同族裔文化的关心，显示出了伦敦市为促进自身活力作出的努力。
2011年的中国春节庆典，得到了威斯敏斯特市政厅、市长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多方的公众赞助。在伦敦市长为这次庆典筹备签署的第73号市长决议中，“执行摘要”里有这样一段话：“他们（伦敦华埠商会）请求大伦敦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应付整个活动的支出。本次活动是首都最大的户外活动之一，届时将有超过25万的人来到伦敦庆祝这一时刻。”
决议中，市长同意从市政预算中拨款10万英镑，用于此次庆典活动。其中9万英镑提供给伦敦华埠商会作为活动开支，另外1万英镑用于与庆典相关的杂项支出，如垃圾处理、活动推广及活动记录等政府行为。商会还得到了活动当天特拉法加广场的免费使用权。
与此同时，各大官员也纷纷通过大众媒体发表新春祝辞，感谢华人社区为英国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致辞中，或多或少都会提到中国的发展，以及希望加强中英交流的愿望。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作为国际大都市，伦敦市的发展无疑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及为伦敦发展作出了贡献的华人群体，都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民俗节日为中英双方都提供了交流的平台。通过春节庆典的举办，伦敦市政府提供对华人的认可，而华人团体则为城市文化注入了活力。
在伦敦市政府提倡的多元文化政策的鼓励下,伦敦的春节庆典活动已经逐渐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圈。每逢中国春节,许多英国人都会到特拉法尔加广场、莱斯特广场或唐人街,在歌舞、美食及鞭炮声中享受节日的乐趣。在舞狮队伍中，还能看到不少英国年轻人，他们为自己能在朋友和家人面前展示中国功夫感到自豪。
一位名叫劳拉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参加了2010年的春节庆典。她说:“我喜欢这个活动,连续3年每年都来参加,因为这标志着春天的开始。”[19]
随着中国春节影响日深，它还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英国人所接纳的一种常态。李子楚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的春节氛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当地报纸已经出现“中国新年”的字样。我记得有一年《英国时报》还推出了“中国周”专版，介绍中医中药和针灸推拿。超市里，有很多写有“庆祝中国新年”、“庆祝春节”的红条幅。
很多英国人都知道中国的春节。有一个留学生告诉我，春节时，他家地板上有好几封明信片，上面写着“中国新年快乐”之类的祝福语。这些明信片是从门缝里投进来的。写明信片的人是他的邻居。其实他和这些邻居平时碰见了，顶多说一声“hello(你好)”。他们的祝福让他觉得这些邻居其实挺可爱的，虽然不太善于直接表达。[20]
四、节日民俗与社区共识
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还需要有公众的参与，才有意义。伦敦春节庆典通过在公共空间的展演，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逐渐为社会所熟识。也就是说，原本的小群体节日习俗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改变了，新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在英国伦敦索里学院任教的任和认为广场举办的春节庆典活动对文化交流很有好处：
这里来的很多人不是中国人，我转了一圈儿，看到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有两个巴西人，印度人，还有英国本地人。他们都觉得这是件很好玩的事情，都过来看。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把我们国家的文化向大家进行很好的展示。这样一来，就会觉得我们有共同语言了，然后就很容易沟通，很高兴。（大家）在同样的一个文化感中，这件事情就很好。[21]
当一个群体的节日习俗的影响力扩散到整个城市层面，并出现在众人的常用表述之中时，人们相互间文化交流的隔阂就无形中减少了。
锡克人的新年也好，中国的春节也好，通过在公共空间对这些节日的展演，伦敦政府对城市中的多元文化进行了整合，将它们纳入到城市文化的体系中来。在广场的狂欢氛围中，少数族裔群体和英国主流文化进行着互动，双方加深了了解。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活动的持续进行，公众很有可能会把多种不同种族的节日当成生活中的常态，并视之为自己日历中有意义的一个时刻。由于形成了一定的社区共识，携带各种文化的不同人群有了在这个大都市中和谐共处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2月24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中国热”余热未歇之际，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两集纪录片《中国人来了》（The Chinese Are Coming），摄制组走遍非洲、美洲和欧洲，探寻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在感叹中国发展时，还透出对此的浓重焦虑。节目中提到21世纪无疑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崛起，将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时候意味着个人世界的整个改变。设想一下，对如今的伦敦儿童而言，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每年年初，市中心的广场都将举行庆祝中国春节的狂欢活动，他们长大后对春节的理解、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又将如何。在这一社区共识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新的习俗正在逐渐形成并固定为人们的生活模式。
五、余论：我们的广场与春节
通过节日或其他民俗活动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颇多。只不过，在伦敦春节庆典的例子中，我们感受到了公共空间对这一文化交流和共塑过程的重要作用。
由此反观自身，探讨一下中国各地的广场对民众节日民俗的影响，也许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虽然在中国古代已经有了广场与节日密切关系的零星例子[22]，但现代性的城市广场在民众生活中的意义却大有讨论的空间。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理设计和使用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就中国情况而言，各大城市的广场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至今未绝。这些广场有的模式化的痕迹严重，只成为了领导的政绩标签；有的则成为市民重要的活动场所。那么，这些广场或其他公共空间对我们的民俗节日有何影响呢？
当下人们在探讨到春节时，许多人还是倾向于在全国各地寻找“纯正”“古老”的过年习俗。怎样过年才算有“年味”，政府该不该在其中起到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绝于耳。
然而，民俗活动究其起源，无非是人们顺应生活之举。当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周遭的看法，年节习俗的改变也许应该被我们所接纳。通过电视或网络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或者除夕夜在广场的狂欢气氛中与众人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些都是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的一种方式。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市民交流的场所，在营造节日气氛、传播民俗文化中所扮演的位置，留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2] 路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等译：《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 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谱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4] 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5] 麻国庆，《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6] 班国瑞邓丽兰，《英国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华人社会的转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7] 曹文明：《城市广场的人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论文，2005。
[8] 孔祥伟，《被遗忘的角落——关于公共空间的探讨》，《景观设计》，2006年第3期。
附 录（大伦敦政府第732号市长决议）
[1] 关于公共领域，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都有提及。
[2] http://www.london.gov.uk/event-meeting/2011/feb/chinese-new-year-2011-year-rabbit 关于春节的庆典活动，被伦敦市政府放置于“事件”条目下，是2011年2月份该市的主要活动。
[3] 伦敦春节庆典活动通常以莱斯特广场的烟花表演来落幕。2011年春节，由于莱斯特广场为2012年奥运会而翻修，该广场的烟花活动取消。
[4] 参阅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london-12313281
[5] 麻国庆，《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53页
[6] 具体英国华人社团演变情况可见《英国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华人社会的转型》，作者为英国加的夫大学班国瑞及南开大学邓丽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7] 《演变中的英国华人社区：职业化代替“全能”社团》，林入，2009年02月22日09:15，中国新闻网
[8] 目前，英国有近60万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为第三大少数族群，但在议会却没有一位华人议员。同为少数族群，非洲裔和其他亚裔已经有10多名议员。
[9] 以上两人的采访均来自2009年6月5日新华社通讯《“缔造祥和社区”——英籍华人张敬龙竞选欧洲议会议员》，通讯记者为马桂花。
[10] 《英华人发起签名要求政府放宽移民限制》，2010年12月1日，《中国评论新闻》：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11] 《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中国年”》，2002年2月20日，《华声报》
[12] 《英国侨领邓柱廷获颁皇家官佐勋章 李海峰题词致贺》，2011年02月28日09:20时，中国新闻网
[13] 除组织春节庆典外，伦敦华埠商会还保持着与威斯敏特市政厅、警察厅、大伦敦政府等的良好关系，积极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在社区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详见：http://www.londonchinatown.org/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Itemid=54
[14] 春节期间，这些城市的政府网站以及旅游网站都会有关于中国新春庆典的宣传和介绍，欢迎市民前往。春节庆典多在唐人街、寺庙、博物馆、艺术馆，及城市主要街道或大厅内举行。
[15] 《英政府新政引华社关注 华人迎来发展契机》，2010年5月31日，《中国评论新闻》：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3/9/4/10133942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339421
[16] http://www.london.gov.uk/who-runs-london
[17] http://www.london.gov.uk/get-involved/festivals
[18] 锡克人起源自印度的锡克教信徒，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有大约30万锡克人生活在英国。拜萨哈节是锡克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他们会举行宗教活动，迎接新年的同时，庆祝上一年的丰收。
[19] 参阅王亚宏，《欢度中国春节成为伦敦人新习俗》，新华网2010年2月22日。
[20] 肖舒楠，《伦敦的春节庙会已经走出“中国城”》，《中国青年报》，2010年2月9日。
[21] 张哲，《伦敦市中心举行春节庆典》，2011年2月7日的国际在线报道，见http://gb.cri.cn/27824/2011/02/07/782s3145198.htm
[22] 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相国寺交易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