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编委会举行首次专家咨询会

    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以下简称《江苏卷》）主编周勋初馆长委托，《江苏卷》首次专家咨询会议于2009年2月21日在南京华东饭店举行。会议由江苏省文史研究馆赵安东副馆长、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夏维中常务副主任、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副主任共同主持，来自不同专业和单位的近20位 专家学者认真讨论、论证了《江苏卷》编撰中的若干重要原则和有关编目安排问题，这标志着《江苏卷》的编撰工作已正式展开。
    赵安东副馆长首先代表周勋初馆长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并简要通报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的有关情况。他说，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今后几年抓的一个重要文化工程，主编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馆长，这个文化工程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同志对此作了明确批示：“希望精心组织，通力合作，成为立意高远，内容殷实，史论结合，特色鲜明的传世精品。”“传世精品”这个要求非常高，表明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希望。
    省政府领导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赵安东说，我们在接到任务以后，专门向省政府写了报告，进行了详细汇报。副省长张卫国、省政府副秘书长唐建都很快作出批示，表示支持，要求认真组织，把这项工作做好，并同意我们向省财政厅申报专用的经费，所以从经费上说我们编写《江苏卷》是有保证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建立好一支强有力的编撰班子。春节前由周馆长牵头，馆里曾请了茅家琦等知名教授开了会，大家都很有热情。他们还积极推荐相关人选，基本确定了组委会，成立了编委会。组委会、编委会由周勋初馆长和我负责，主编由周勋初馆长担任，夏维中教授和丁骏同志担任副主编。所以说，组织领导建立了，编撰工作的经费落实了，基本框架搭建了，合作对象也明确了，主要靠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学者。这些问题的明确，为我们编好《江苏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编撰工作的时间要求很紧，中央文史馆要求各馆6月份以前都要把篇目拿出来，明年把初稿拿出来，后年基本上要完稿，为庆祝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六十周年献礼。三四月份，中央馆要组织专家来会审我们《江苏卷》的篇目，时间是比较紧张的。今天就是来认真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请大家畅所欲言，讨论的依据是中央馆对“地域文化”的要求，同时参考安徽馆的编目，不要有太多的束缚。
    夏维中教授在主持会议时表示，请各位专家根据中央馆的有关指示和安徽馆的样稿提出各自想法，主要围绕以下两点：第一个是如何借鉴安徽馆提纲之得失，并结合江苏的具体情况进行取舍；第二个是按照各位专家的想法，《江苏卷》应该写些什么内容。请大家不吝指教，可以海阔天空，畅所欲言。
    首先发言的徐兴无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说：盛世修史，现在我们国家形势比较好，所以提出要修通览，跟以前的《太平御览》等是相通的。以地域文化为特征提出来，他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关于编撰体例问题，他认为从纵的方向完全按照朝代排列，与我们的《通览》以“地域文化”为线索存在一定矛盾，因为地域是个空间概念，朝代是个时间概念，按说地域文化应该以空间概念来通览，而不应该以时间概念。比如江苏早期的是环太湖文化，还是吴楚文化，还是江淮文化？应该有一个大的通览方式。地域文化应该有它的特殊的标题作为上编。对于下编，袁馆长也说要突出各地的亮点，不要写成旅游手册，但“亮点”怎么做？尽管我们的“通览”一般采用叙事的形式，描绘的语言是通俗的，但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学术设计的内在框架。我们知道文化和自然是相对的，地域文化更是强调文化与时空的关系。从文化学角度去描绘一个地方的文化，或地域文化（同样地，或者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或者描绘一个民族的文化），一般都照顾到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文化的特征要描绘出来。描绘文化特质首先要看历史面貌，其次是要描绘文化载体——人，承担这个文化的人是个什么面貌，另外还要描绘文化当中获取食物的关系，就是生产方式。第二方面是要描绘文化的结构，结构分三种：一个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一个是中层的制度文化，另外是高层的精神文化，包括艺术、宗教等在里面。第三方面就是贯穿文化当中的积极因素，叫做文化精神。我们中国文化精神有很多，如“天人合一”等等。那么在描述江苏地域文化时，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贯穿在里面？
    徐兴无指出，“地域文化”这个概念要在我们的通览里得以体现，则既要对江苏的地域文化作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还要考虑中央馆上编下编的模式。这是一个很难思考周全的问题。他说：尽管现在体例是由中央馆定了下来，但在按这个体例编写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对江苏的文化进行文化学的内在的剖析？因为通常我们在对一个地方进行文化分析时，所依据的学理一般有三个：一个是文化哲学；二是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历史学。在这里我们应很注重地方志，历朝历代的地理志，考察文化地理、风土等，现在做地域文化通览同样也是延续这样一条线索；三是我们在写下编的时候可能要吸收文化人类学的一些内容，因为这是人类文化的科学，它比较注重文化特质，它可以分析到一个地方的器物，生产工具（比如江苏的刺绣就带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的特质）。特质就是文化的一个原子，最小的单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文化带、文化丛。关于江苏文化本身的特质，比较丰富，也很复杂，不过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从唐代以后江苏成了经济重要的支撑，成为了南部的一个中心、轴心。从原始文化看，江苏也是重要的几个文明发祥地之一，是一种开发型的文化。总之，我觉得一般研究文化应该从这三种学问交替进行，在《江苏卷》里，除了用历史回顾的方式，希望也尽可能吸收一些不同的学术之间的长处。
    程章灿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在发言中也谈到编撰体例问题。他说，《太平寰宇记》其实也是分地域性的，对于《通览》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来说，做这种地方志、地方文化性质的介绍，还是应该有比较统一的框架，即使不尽相同但也要是比较相近的框架，这样才能做得比较像一个大的丛书。比如说，江苏卷和安徽卷在具体编排上尽可以有些不同，但像目前安徽馆这样先按时间的线索理一个历史脉络，再按专题突出安徽的文化特色这种写法，如果两者能结合得好，可能对这套丛书名称中的“通览”会有比较好的诠释。建议编写中多参考一些《太平寰宇志》、《大清一统志》、《江苏通史稿》等书。
    谈到安徽馆拟的纲目，程章灿提出自己的几点想法：上编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划分章节，比较保险但难以出彩。如果也按照历史的顺序来拟江苏的纲目，假设上编也是历史的脉络，每个脉络里再分段，段里再分文学、艺术、学术、历史等等，小题目当中是否能更加强调前后的联系，甚至跟省外的联系。省外的联系，具体做的时候将是很麻烦的一点。比如安徽很突出它的徽商、徽学，里面列了很多到江苏做生意的人，他们资助江苏的文人学者，因此各分卷之间要处理得既有联系又不重叠，有交叉但又不能交叉太多。另外，安徽卷的上编里脉络并不是很清楚，建议能不能在后面附个年表，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足。
    对于《江苏卷》的编写，程章灿对照安徽卷的大纲，认为江苏明清以后的线索好把握一些，先秦也有些比较好的线索，但宋元以前这样中间一段的线索就比较难一点。相应来说，下编的部分如果按安徽卷那样，我们将会列出更多的带有江苏特色的精彩文化。比如扬州学派、吴中的书画都相当发达了，相关的研究也非常多。就自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山、水、城市等方面都非常丰富。他对环太湖流域的文化很感兴趣，觉得应该对江河湖泊、运河等水体做研究，但运河又牵涉到与别的省份的关系。在江苏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处理江苏省的运河的时候，要注意怎么和其他省份之间划分得清楚。另外一点是，相对于安徽，江苏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得好些，在编纲目时能不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多给予一些线索，作为《江苏卷》的一个特色来显现。
    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文化的界定问题。他说：从安徽卷目录里所看到的文化，基本上还是我们平常说的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如果能谈得很深，是否就能整理出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来？单从安徽卷现在的目录看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目录虽然下发给我们参考，但文件中也提到绪论、上编、下编和结语这“四大块”已经由中央文史馆确定。如果每个时代、每个省份都是大致相同的内容编排，这样的书编出来没有吸引力。学术思想、教育等章节目放在上编，也与原来设想中的上编要求概括、提炼的目标相去太远。对这样一个体例，我们江苏省能不能在某些方面提出一些新的补充和倡议来，提供给其他省份一些参考，这也许会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对于江苏地域文化有哪些特色特点，我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如果概念不清，拟提纲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难度，最终会像安徽馆一样把具体的文化发展拿出来编写。
    张学锋说，对隋唐时期的江苏省历史，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江苏省本身的发展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在时间上虽偏后一些，但它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有哪些促进作用？换言之，就是江苏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地位演变的问题。这里的变化轨迹是非常明显的，从一个蛮荒之地到现在全国财政支柱的一个大省，这点希望能在书里说透，使得人们知道江苏原来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有这样一个线索。六朝应该是撰写的一个重要方面。六朝时期苏南是一个政治经济中心，编写的重点是否放在六朝的政治经济中心迁到苏南地区以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比如说中世纪的三大特征：文化在空间上的移动、人口的迁徙、士族门阀政治的盛行，这些在江苏都是表现最明显的一个区域，只有写出了这些，江苏在六朝时期文化上的地位才能表现出来。隋唐时期的江苏史料很少，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能从这么少的史料可以知道这个地域很和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府不多的干涉，让这个地方能够自由地发展起来。正因为一百多年的平静发展，才能成为安史之乱后一个足以支撑国家财政的地区，创造了大唐盛世，从此江苏省的历史就大大改观了。所以在《江苏卷》的提纲中是否应该重点考虑这样一些大的事件，而在安徽卷的提纲当中提到的“文教的发展”，在《江苏卷》里应该只作为相对次要的方面考虑。可以把诸如《太平广记》等书中与江苏有关的方面辑出来，编进《江苏卷》中。
    许苏民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在发言时认为，按照目前安徽卷的目录，主要是堆砌一些史料、一些知识，似乎与“立意深远，特色鲜明”的要求相去甚远，难以达到上面的要求。我们在《江苏卷》中除了要反映这些史料、知识外，还应更多地考虑如何写出“江苏的特色、江苏的灵魂、江苏的灵性”！王国维讲周秦诸子，分南北特色，称南方文化有一种理论兴趣，也就是南方文化政治实用主义色彩很少。我们从学理上来说，文化的核心是真善美。文化是一个标志着人类在真善美诸方面发展水平的一个哲学范畴，如果说能够超越政治实用主义，有一种纯理论的兴趣，这就是一种做学问求真的态度，超越功利了。
    许苏民指出：江苏的文化在真善美三个方面都发展得特别有特色。在求真方面，在文、史方面的纯理论成就，江苏就显得特别突出。中国历史上的文史类理论著作我最欣赏三本：《史通》、《文心雕龙》和《文史通义》，其中两本是我们江苏的。史学方面，清代江苏三大史学家赵翼、王鸣盛、钱大昕，他们的著作都体现了求真的精神。科学方面，应该把江苏历代的科学成就好好理一下。在善的方面，江苏历史上也可圈可点，很多学者特别有气节，如东林、复社、明末清初的民族保卫战。如果我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文化、事件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评说的话，就会对江苏历史上的人民，以及学者的气节加以历史的肯定。美的方面，江苏的山美、水美、人美，具有天然审美性的特征。正因为江苏人对真善美的追求，江苏文化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常常是开风气之先的，江南学者在别人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也在关心国计民生。许苏民认为《江苏卷》，应该在我们江苏文化的特点、特色上多下点功夫，写出我们江苏文化特别美这样一种审美型的特征，写出我们江苏的文人在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特征。
    关于《江苏卷》的定性，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在发言中指出：袁行霈馆长已经明确编写《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相当于国家修史，是修一部史书，所以在江苏就是修一部江苏文化的历史，而且是官修，但与修志又不同。安徽曾编过《安徽文化史》，现在看到的《安徽卷》的上编就与此类同。既然我们编《江苏卷》是按修史的目标定位，那么有以下三个方面是应该做到的。
    首先是要理清江苏文化发展的脉络，不论何种体裁，都要理清楚江苏文化在全国地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一定要处理好江苏文化与区域文化、全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避免重复，才能真正体现江苏文化在区域文化、全国文化中的影响。
    其次是总结出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江苏文化。我们大部分学者都是在研究地方文化，但如何界定，要处理好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我非常同意上面几位专家的意见。要谈江苏文化，有几个方面是一定要考虑到的，前面许苏民老师说的“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这也是他叙写明清时代江苏历史时的体会。当时以苏州人为中心的江苏人，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影响区域文化，影响全国文化，乃至影响海外文化的。具体来说有几大块：物质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领先；学术文化，思想学派等；科举文化，这是全国都有的，但江苏是最典型的；工艺文化、衣食住行之极致，对日本、对西方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就是写法和篇目安排的问题。安徽卷的编目有一定的道理，它也在试图总结出安徽文化发展的前后演变的过程，也想总结出安徽文化的特色来，但是结构较为平淡。如果各地都这样搞，最后会发现每个省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江苏卷》应该首先考虑如何总结出什么是真正的江苏文化，什么是真正代表江苏文化特色的东西（包括江苏文化独有的，或者是江苏文化里特别重要的部分，即使别的省份也有的）。安徽的体例能不能有所调整？国家修史当然就是史体，这不需要充分论证，但中国传统史书有这么多种体裁，用哪一种？“大清史”工程创了“通纪”新体例，我们是否可以参考？比如《江苏卷》可以前面部分用通纪写法，也是按照朝代脉络，高度总结，但尽量使用通俗流畅的语言，把江苏文化的脉络理清楚，真正做到能概括出，提炼出有灵性的东西，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来分别描述，表现江苏区域文化的特色。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胡阿祥教授和黄建秋教授都在发言中谈到了地域文化的“古今”问题。胡阿祥指出，安徽卷目录中显示的并不是地域文化，而是安徽文化，这两者不是同一概念。整个《通览》就是按一级行政区来划分的，而行政区和文化区完全是两回事。地域性在现代仍然非常明显，中国汉族区的河流是横向的，行政区是纵向的，完全打破了自然区和经济区的范围，所以所谓的江苏文化、安徽文化，或者苏文化、皖文化、鲁文化在地域上都是不成立的概念。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分卷，应该体现在省里还有亚一级的文化区。江苏现在的文化分区很混乱，有金陵文化、吴文化，实际上越国在苏州建都的时间超过在绍兴，应该称吴越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通览，到底有多少文化区，要有地域的味道，这是一个总体的概念。黄建秋也认为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的地域文化和我们现在说的江苏省文化是不对等的，比如苏北的文化在六千年前和苏南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和山东鲁南地区有关系。作为一个文化通览，从历史角度来说，写史前包括新石器到先秦这一段，全国没有多大区别。关于这个问题，张学锋在发言中也提出：以前在参加编写《江苏通史》时，就觉得淮河以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块今天作为江苏省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隋唐五代时候有很大差别。今天我们在编写《江苏卷》中依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一定请编委会给出个意见来。把三块分开来会好写一些，如果把江苏从古到今看成一个文化地域，难度会相当大。
    胡阿祥特别强调了中国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性，认为《通览》应该追求丰富多彩的写法，我们江苏一定要做出江苏的特色。虽然安徽和江苏很相似，但安徽卷的地域色彩不浓厚。他说，照现在安徽卷的写法重复是必定存在的，《江苏卷》是否可能上编做地域文化的背景，下编做地域文化的现象。地域文化的背景包括很多方面：地理环境，通过经济生产方式来影响人类社会；交通，江苏的运河和江南的太湖是两大亮点；人口、城市等。地域文化现象包括物质、行为、心态、精神等。他还建议：从“地域文化”的内涵考虑，《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是否可改为《中华地域文化通览》,虽只一字之差，称“中华”却更适合本书侧重于对文化作地域性描述的特点（而“中国”首先是指称国家，属行政区划上的概念）。
    张亚权教授（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在发言中说：《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的基调是官修史书，这么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的编辑，涉及到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由于很多专家都是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去考虑怎么写《江苏卷》，因此对安徽卷的纲目也许评价不高。其实，安徽卷提出来的纲目实际上是最可行的方案。上编是安徽地域文化的通史，下编是安徽地域文化的专题史，一纵一横，能互相兼顾，能揭示出地域文化发展的比较可靠的面貌。安徽馆首先把这样一个提纲拿出来，勇气可嘉，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讨论的标本。但是我觉得对于江苏来说，若严格按照中央馆要求的50万字篇幅，就完全不可能表现出江苏这样的文化大省的面貌。《江苏卷》在体例上是否应该有所变通，是否可用通纪或是别的体例？
    周群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在发言时强调：我们这部《通览》因写地域文化而有自身的特色，与史、志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一定要体现文化的地域特点。对于地域文化，和大家的看法一致，就是要写出地方文化的特色，地域文化与全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某个地域文化对中国起到影响，产生互动或者说贡献的话，那么这个文化价值就更大了。我们要抓住一些对中华文化影响大、贡献大的地域文化，能引导全国文化潮流的更要大书特书。在写法上，按安徽卷的纲目写操作性很强，但是有点碎片化，会带来一些问题。
    关于江苏卷，周群认为要把它写成有品味、可读性强的作品，难度也是很大的。江苏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首先在确定编目时要把指导思想琢磨清楚，把整体的文化和江苏文化之间的关系整理一下，提出一些带倾向性的讲法，避免最后变成拼装的碎片。内容既要细化，把江苏的地域文化全面充分地呈现出来，同时要注意其中的内在神韵。江苏人的性情、才情特点很强，思辨性不是其长处。历史上有些人到江苏来了以后才大显才情，如袁宏道。所以最有特色的应该是具有才情的那种心灵文化，可以联系到明清的科举文化、藏书，抓住特色。另外，在整体上照顾到点、面的同时，也要注意某些内部的地域性特点，如徐州是一个体现北方文化的地方，与苏南文化就存在很大差异。总之，要使江苏文化的总体精神有所彰显。
    颜世安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就中国文化的特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做地域文化，意义何在？我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整合文化，一直整合到“地方性”不构成威胁为止。有人把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作比较，这里有点不对，早期是可以比较的，后期的中国文化就有了整合。对于江苏文化，可以研究其在整个文化整合的过程当中贡献是什么？这里面有比较明显的线索，可以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写成一个史，特别是吴越、六朝、明清时期的文化很重要。但吴越时期并没有进入文化的核心区，虽然出现一些杰出的人物，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特点，但在整个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是属于被牺牲掉的那部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这部分要不要写？再如战国时候的例子，商业活动非常活跃，越国和齐国首先鼓励商人经营贸易，通过税收积攒钱财去打仗，后来随着秦的统一，这个文化特色给整合掉了（明清时候还有一次，商业文化在江苏非常活跃）。这种在整合中去掉的特色要不要提？江苏的文化在六朝以后才发展起来。东汉时期开发江南，三国开始崛起，六朝以后洛阳的人迁到这里，有了互动，江苏文化开始回馈全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整合作出贡献。前面提到六朝和明清江苏对整体文化贡献最大，江苏要真正写出特色来，苏南的贡献更大一些。但是，所有这些贡献中有哪些地方因素的特点？或者这里面地方性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文化”概念的具体使用，舒小昀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在发言中指出：西方文化发展定义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20世纪文化形态，以至70年代以来的“新文化”观念，具体到一些符号，从中寻找一些意义和精神。关键是我们这套书中需要用什么样的观念来写？黄建秋教授也提到，安徽卷中列入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条目，但两者如何界定？如何分类？建议不采用类似不具备确定性的概念。
    傅新毅教授（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则着重就“宗教”方面的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安徽卷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安徽，而这个内容的史料根本不足形成一个节；列入“皖人张陵创立道教”一目也不合适，其实他创立的道教主要依靠四川文化这个背景。他认为，如果从特色角度来说，魏晋南北朝时代南方佛教的中心就在南京，但由于南朝的史料很少，我们写《江苏卷》时也不可能一个一个人物指出来，只能从“面”上突出南京这一特色，再适当加一些“点”来说明。
    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江苏卷》副主编丁骏，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童强、陈效鸿、吴正岚、申屠炉明等。专家们围绕《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的编写原则、体例和安徽馆提供的编撰纲目踊跃发表各自的看法。除了上述已提到的意见外，比较共性的问题还有：
关于安徽卷的篇目安排，以及编写体例中上编与下编关系的问题。傅新毅教授认为安徽卷的提纲主要是以人物、以点为主，把安徽相关的一些内容编织进去，但如何把点面的特色表现出来，安徽并没有做得很好。列出的人物太多，有的不一定与安徽有关或者说不足够成为一个章节。黄建秋教授指出，安徽馆的提纲有点混乱，有的条目前后出现矛盾，比如“文房四宝”分散在文学艺术和工艺技术两处来写就没有必要，反而冲淡亮点。张亚权教授提出，上编和下编之间、《江苏卷》和安徽卷之间是否采用互见的形式？可以节省一些篇幅，较好地彰显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同时可以看中国地域文化之间的流动性和互动性。陈效鸿教授认为：《安徽卷》的下编章节中的很多内容应该还是属于上编的，而上编的节目内容又太多，显得很杂碎。他指出，我们《江苏卷》的节目肯定会更多，代表江苏历史文化的主要元素不能漏掉，但要注意精选，做好合并、取舍。凡江苏文化的特色和影响都应放在下编，但是又不脱离上编，要求有一定的归纳性，立意要高些。另外，有专家提到《安徽卷》的史前部分写到旧石器时代，而袁馆长提的是从新石器开始，这里是不是需要统一？
    关于地域文化的交叉和写法问题。有专家提出，在一套书里面观点不能矛盾。比如说到吴越，吴文化主要在江苏，但是越文化有一部分在江苏一部分在浙江，两省就会有重复。当同一个主题涉及到邻省的时候，江苏和浙江、江苏和安徽怎么协调，中央文史馆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协调条目、写作内容，避免矛盾。与此相关，也有专家认为，地域文化中的不少内容，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国性的。我们在讲这些“文化”的时候，往往是站在江苏这块土地上去讲，有没有可能跳出江苏，从安徽，从湖北、上海，甚至从日本、欧洲、美国的角度，看他们是怎么去看待江苏文化的？如果我们能反映出江苏在他们那里的印象，也许能做到更客观一些。童强教授认为：在我们的研究当中，不能只是写江苏这片土地上的人、物或事，因为地方性不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它总是交织在一起，所以要从江苏这个区域与其他地域的对比当中来体现地方性，在比较中看特色、独特性，这是地域文化最关键的内容。
    另外，一些专家在发言中还提到了要注意文化的交流。吴正岚教授说：我在东亚汉文化的研究当中，从朝鲜的一些别集中欣喜地发现朝鲜时代的作家提到江苏的现象、人物、地理风貌。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材料吸收进来，作为江苏地域文化通览的一个有特点的内容。
    咨询会结束时，主持会议的范金民教授再次对专家们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表示感谢。他说：应邀参加本次咨询会的主要是偏重于文史学科的专家，当然这远远不够，今后还需要邀请一些艺术类（绘画、戏曲、音乐）、语言类、工艺和科技类等方面的专家来一起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集思广益，把种种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些，最后拿出一个符合江苏实际的高水平的编撰提纲来，提交《江苏卷》编委会会议讨论，并进一步听取中央文史馆的意见。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赵芳、陈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