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第四次编撰工作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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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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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719日,《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篇目评审会在合肥召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通览》主编袁行霈,国务院参事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通览》执行副主编陈鹤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通览》副主编程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所长陈祖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等一行8人出席会议。安徽省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邱江辉,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张立志,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因,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等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评审会由陈鹤良副主任主持。邱江辉主任在致辞中说,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积极响应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号召,将《通览·安徽卷》编撰工作作为省参事室、文史研究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组织专家学者多次研讨论证,认真撰写《通览·安徽卷》篇目,历时近两年,并按照中央馆和专家学者意见,八易其稿,尽我们最大努力搞好《通览》编撰工作“试验田”。以后,安徽文史研究馆将一如既往地完成好中央馆交办的任务,精心编撰好《通览·安徽卷》。馆员郭因介绍了安徽卷篇目近期修改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中央文史研究馆文史业务司司长陈思娣转达了未到会的《通览》副主编意见。中央文史研究馆专家组和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馆外专家针对安徽卷篇目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就如何做好《通览》编撰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袁行霈馆长对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前期编撰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安徽文史研究馆先行一步,投入了大量精力,付出了艰苦努力,体现了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为我们做好《通览》编撰工作积累了经验,带动了全国文史馆《通览》编撰工作,使我们很钦佩。他还对安徽卷篇目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强调了《通览》编撰工作的近期目标和主要任务,并解答了与会编委、专家提出的带有共性的问题。

会议期间,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王三运会见了中央文史研究馆评审组一行。王金山书记向中央文史研究馆专家评审组来皖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通览》编撰工作进展顺利,切实打造成传世精品。王三运省长介绍了安徽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强调安徽是文化大省,正在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打造文化强省,并表示安徽省政府将大力支持《通览·安徽卷》的编撰工作。

 

 

附件:袁行霈馆长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篇目评审会上的讲话

 

 

                         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

篇目评审会上的讲话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袁行霈

20081117

 

今年九月杏林山庄会议之后,安徽馆的先生们对安徽卷的章节目录又作了许多修改,拿出新的一稿。新稿跟以往的稿子相比,有不少改进,已经接近成熟。我认真学习后很受启发,也长了不少知识。安徽馆走在各馆的前面,对通览的整个工作起了带动的作用。

在拜读安徽卷章节目录的同时,我查阅了一些关于安徽文化的著作,特别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出版的多种著作和刊物。《徽州文化全书》20卷我还没来得及看,我知道郭因先生撰写了其中的一卷《新安画派》。从各方面看来,安徽都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大省,我们选择安徽馆先行一步,是正确的。

新一稿的章节目录,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带有普遍性,值得全国各馆注意。我在这里谈谈我的粗浅看法。

第一、点面结合。新稿分为150多节,可谓面面俱到,但是重点不突出。例如文翁化蜀,单独一节,恐怕没有足够的资料可讲。文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但其重要性无法与同样单独一节的“皖派经学及汉宋之争”相比。又如李绅的《悯农诗》只是两首五绝,其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无法与徽班进京相比。但是从章节目录上看不出分量的差别。又如“重要的宗教史实”这一部分,如果专就宗教写一本书当然可以这样写,但是放到文化通览中,就显得没有重点了,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有没有必要在安徽卷写?请慎重考虑。又如:舒雅与《山海经图》,此图已佚,又不是最早的山海经图,可以不讲。

我们当然不能只写重点,必须有面上的描述。点与面互相配合,互相衬托,上挂下联,以反映安徽文化的全貌。

突出重点,可以从篇幅上体现,就现在提出的章节目录而言,有些可以删去,如方言,这一部分所占篇幅很大,又不能说是文化亮点,在地方志中一定会写到,通览就不必写了。又如《玉台新咏》与《孔雀东南飞》,占了一节,但《玉台新咏》的编者徐陵是东海郯人(今山东郯县北,东晋置侨郡,郡所在今江苏常熟北),与安徽无关。只是《孔雀东南飞》收入《玉台新咏》,其男主角是庐江小吏而已,这种情况安徽卷可以不写。有些可以压缩或者放到一个时期的绪论中讲,不一定都列入章节目录之中。而有些需要补充,如刘安与《淮南子》,刘安周围有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刘安那里是黄老之学的中心。刘安与文学的关系也值得注意,《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可见那里也是一个文学的中心。这在安徽文化史上值得作为重点来写。徽班起源与四大徽班进京”,这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明安徽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也应当作为重点,充分展开。有的重点还可以从章节目录的标题以及评价的用语上体现。总之要有主有次,有点有面,让读者一目了然。要从总体上平衡一下,注意各章节的内容的重要性与所占篇幅的平衡。

第二、提炼观点。通览不同于一般知识性的旅游类书籍,也不同于地方志,在客观介绍的同时必须提出观点,要有学术性。既要有宏观的论述,用来统领全书;也要对一些具体文化现象和人物有独特的观察和议论。在章节目录中必须体现出观点,而不止是罗列情况。希望安徽的先生们认真研究研究,提炼出一些能够代表文史馆水平的既精彩又稳妥的说法来。现有的各编标题下面四言的两句话或四句话,读起来觉得不像是学术性的概括,而像是新闻报道常用的标题,如“诗坛艺苑,大竞风流”。有的太空,如“地灵人杰,皖韵徽风”。有的放到其他各卷也可以,如“诸子争鸣,各显奇光”,“中学西学,综合创新”。与其凑成四言,还不如用学术性的语言准确地加以表达。如“戴震完成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过渡”,这个标题拟得很好。当然不能要求每一节的标题都拟成这样,但希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样的标题最好能占一定的比例。有些提法需要推敲,如“诗人群落”,“戏剧前奏”(民间故事)。又如将包世臣等称为“面向世界的近代思想家”,是否合适请再推敲。隋唐五代北宋学术思想走入低谷的提法要慎重。

    第三、上编与下编。关于上下两编的关系,我在草拟体例的时候反复斟酌,大概说清楚了,我想在这里再讲一遍,以便引起重视。

上编采取纵向的写法,根据本地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分为若干时期。比较宏观地阐述各个历史时期内本地文化发展的脉络。要有理论的高度,史论结合,但不要以论代史。注重资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提倡用描述性的语言。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叙述各个时期内文化与社会背景(经济、政治等)的关系,以及文化与人口迁徙、战争、气候、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关系。要写出文化的盛衰及其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要文化现象、文化人物的介绍不可缺少,但要放到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加以阐述,让读者了解其承前启后的关系。

下篇要归纳出若干当地的文化亮点和特色,一一详加介绍,类似大特写。有的文化现象沿袭到现在,也可以顺便介绍其现状。要避免与上编论述文化现象和文化人物的部分重复,有的可以用互见法,上下编各有侧重、各有不同的视角。下编也要有学术性,要有理论的深度,切忌写成平面的、肤浅的旅游介绍之类文字。

无论上下编都要写出本地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相互关系,写出本地文化与相邻行政区域之文化的关系。”

这种体例的好处在于,纵向的扫描式的叙述和几个重点的大特写式的阐发,互相结合,纵横交错,使通览既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又具有凸起的立体感。这种体例能满足不同读者阅读的需要,如果需要了解文化史可以看上编;如果需要详细地了解文化的亮点,我们已经在下编里为读者归纳出来了。

在处理上下两编的关系时,难点在于如何避免重复。安徽卷上下两编,恐怕还需要再做些调整。例如:下编的第一部分,罗列了那么多的人物,亮点是甚么呢?没有说出来,只有一大堆人名,这样不行。而且其中大多在上编已经介绍过了,下编很难写了。写亮点,一个一个人物加以介绍,恐怕不是好办法。这样的写法有点像地方志中的人物志。

    上下编都要突出重点,就安徽而言,文化的发展主要在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这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徽商的活跃有很大关系。上编的分期,要适合这种状况,不必平均分配。要找到真正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段。有些内容放到哪个时代合适,要符合学术界的惯例,例如:建安文学一般是放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开端,不放到汉代来讲。现在的章节目录,把建安文学放到汉代,可是在魏晋南北朝部分,又安排了曹丕和曹植,不仅不符合学术惯例而且重复。

从下编的章节目录看来,还是没有摆脱地方志的写法。需要进一步归纳提炼,避免平均分配篇幅。例如黄山和九华山,就可以多占些篇幅,写出其历史文化的意义以及美学的特点。现在设计的目录,显得有些平面化,不容易写出有深度的内容。例如“贾而好儒”的徽州商帮这一章有两节,一节是“徽商的文化精神”,另一节是“体现徽商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看来是不够的。徽商与徽州文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从其兴起的原因、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对安徽乃至全国文化的带动作用、衰微的原因,徽商留下来的遗产和教训,以及如何更准确地概括徽商的特点,都应当在通览中作出深入的回答,体现出文史馆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四、门类的安排。现在上编的目录,大都是在一个时期内分为学术思想、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门类。这样的写法似乎形成一种框框。姑且不论这样的分类是否能够涵盖文化的各个方面,能不能体现出编者的观点,且就这种分类而言,如果某一时期内某一类的内容不多,就只好找一些材料填充进去,显得勉强。如:大禹治水与“南音”、“楚辞”这一节,所谓南音,无非是涂山氏之女“候人兮猗”这一条传说中的材料,见《吕氏春秋 音初篇》,作为文学部分的一节来写分量太少。涂山,有人说在安徽怀远,可以在绪论中提一下。楚辞,重点在湖北、湖南,不如请湖北、湖南馆来写。如果这一节删去,建安文学放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秦汉这一部分,文学这一章就可以省略了,这没有关系,有可写的就写,没有可写的就不写,可以灵活一些,从实际出发,不要自己把自己限制住。我希望着眼于一个时期文化发展的线索,提出本期内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人物,以及新的文化因素,根据这些内容来安排章节。

第五、馆内与馆外。文史馆集中了许多专家学者,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力量。但是通览的内容广泛,单靠馆内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充分吸引馆外的专家学者参加撰写工作,安徽有历史悠久的安徽师大,还有设置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的安徽大学,黄山学院也有研究徽州文化的机构。此外安徽社科院,安徽文联,也都有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开门编书,要通过撰写通览这项工作,发挥文史馆广泛联系文史专家的作用,这对文史研究馆的建设和发展很有好处。这次会,中央馆特地请了馆外专家参加,用意就在这里。我知道安徽馆已经注意到发挥馆外专家的作用,希望今后加大力度,将能够吸引的力量都吸引过来,集思广益,达到传世精品的要求。

第六、与其他各馆加强协调。由于一些文化人物的祖籍、出生地、活动地点不限于一个省,情况复杂,究竟放到哪一卷来写,中央馆很难作出硬性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定,必须各馆之间加强协调,有所分工。安徽馆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跟有关的馆联系,取得共识。

第七、关于下限。我们反复讨论过,下限定在辛亥革命,除了个别馆以外,不要突破。民国史跟党史密不可分,许多敏感问题不是我们这个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所能解决的。如果写到民国,篇幅必然增加很多,出版前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查,徒然增加许多程序,难以按时出版。安徽卷这一稿的章节目录还是讲到了民国的内容,应当删去。

此外,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各卷都要按照中央馆制定的编写体例,来安排章节目录,以保证全书体例统一。

按照中央馆制定的编写体例,每一卷分为绪论、上编、下编、结语。在每一编下,分成若干章;在每一章下,分成若干节;在每一节的标题下面标出目。安徽卷安排了“篇”,这可以取消。为什么要在节下安排“目”呢?因为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掌握重点。为什么要在撰写章节目录的这个阶段就安排“目”呢?因为这样可以促使撰写者提炼观点和重点,做到一开始就心中有数。在写作过程中,“目”是可以再作调整的。

    两天来大家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我从各位先生的发言中获益良多。我在杏林山庄的会上讲到营造良好学术气氛的重要性,我所说的良好气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谐团结的气氛,二是畅所欲言的气氛。

希望安徽馆的先生们听取了这次会上的意见以后,对照已经确定的撰写体例,对章节目录再作一次梳理修订。通览的编写体例和书写格式,经过多次讨论,广泛地吸取了大家的意见,已经拿出定稿,这是各馆都要遵循的。希望安徽馆认真研究一下,结合安徽的情况,将安徽卷的章节目录再加以修改,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不久便可以拿出新的一稿来,跟其他各馆交流。我个人写文章,总是反复修改,有的改到十几遍。我觉得,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也相当深入。从北京来的学者都不能说是安徽文化的专家,我更是缺乏深入的研究,大家提的意见和建议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安徽的先生们指正。万事开头难,大家都缺乏经验,安徽馆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承担了下来,对全书的撰写作出了贡献,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从北京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位先生!

 

国务院参事室

主任:王仲伟
副主任:王卫民赵冰张彦通

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长:袁行霈 馆长致辞
副馆长:冯远

参事 馆员 特约研究员

所属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