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广学、高效、作嫁 ——怀念学者型编辑傅璇琮先生

    傅璇琮于1951年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由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遂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学习，于1955年毕业。

　　傅先生毕业后原本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古典文学教师，做浦江清先生的助教，协助他教授“宋元明清文学史”。1958年，由于傅先生参加了一个由乐黛云为首的青年文学团体，并准备创办一个名为《当代英雄》的“同人刊物”，被认定为“反党小集团”，和这个团体的所有人（共八位）被定为“右派”。傅先生被排斥出北京大学，调到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字编辑工作。从此，傅先生走上了一条从编辑到学者的漫长道路。

　　傅先生于1958年3月来到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随即就被当时的编辑室主任、辞书编辑专家吴泽炎安排了第一项编辑工作，就是在由云龙旧编基础上重编清人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主要是重新标点断句并从作者日记中拾遗补阙，补辑旧编漏收部分。傅先生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1958年六七月间，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取消，成立《辞源》编辑室，吴泽炎留下主持《辞源》修订，傅先生和大部分人转调至中华书局，从此他在这家中国著名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工作了45年。

　　傅先生最初到中华书局是在古代史编辑室，第一项工作是为明末官员李永茂的《邢襄题稿》和《枢垣初刻》撰写出版说明。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所学的中文优势来处理历史文献资料，从而培育了将文学与史学相结合做综合研究的兴趣，从此成为终生的治学方向。

　　这年8月，傅先生调到文学编辑室，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新编唐诗三百首》编选评注工作。随后，当时的文学编辑室主任徐调孚交代他一项工作，就是处理经顾颉刚校点的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书稿，并撰写出版说明。1959年4月，徐调孚又让傅璇琮为由王国维次子王仲闻点校的《全唐诗》在付印前写《点校说明》。傅先生当时为写这两篇说明，不仅补读了《诗经》研究的多部古籍，还对唐诗有了全面接触，成为自己以后研究唐诗的开端。

　　对这段刚刚开始的编辑工作，傅先生回忆说，那时我就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编辑。我那时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然自己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从傅先生以后的编辑工作经历看，他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的。从1958年进入出版界，到2003年正式退休，傅先生服务出版业45年，始终做的是编辑工作。他从入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做普通编辑起，先后任中华书局的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他长期主持或分管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曾参与《全唐诗》的标点，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担任《宋书》的责任编辑；参与编辑出版《顾亭林诗文集》《史通》《四库全书总目》《清人考订笔记》《启功丛稿》《万历十五年》等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图书；参与组织规划出版《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顺康卷）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多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重大项目与系列丛书。在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贯彻落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视图书质量管理，重视人才培养，鼓励青年编辑业余进行学术研究，提高业务水平，为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傅璇琮是我国出版界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唐诗论学丛稿》《学林清话》《濡沫集》《河岳英灵集研究》（合著）等，主要古籍整理作品有《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合著）、《唐人选唐诗新编》（合著）、《翰学三书》等。曾参与主编《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全宋笔记》《全唐五代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笺证》《宋登科记考》《王应麟著作集成》《宁波通史》等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在中国文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二、学者型编辑的典范

    傅璇琮曾担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南大学重庆国学院名誉院长，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乐府学会顾问，中国宋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出版集团出版工作顾问；《文史》《文学遗产》《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顾问。

　　傅璇琮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参与制订《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著述精深宏富，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傅璇琮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古典文学，主要是唐宋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出版。他的学术经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前，以编辑工作为主，在编辑古籍和学术著作的同时，积累知识，打好基础，同时有若干论文、著作和学术性出版说明问世；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至退休前，傅先生作为中华书局主持编辑工作的领导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主持中华书局和国家的大型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方面贡献颇多，同时自己厚积薄发，先后撰写了多部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著作出版；第三阶段是退休之后直至逝世，傅先生除继续担任一些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主编（如《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等）外，主要是为一些学者的研究专著撰写序言、书评，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培养古典文学研究和国学方面的人才。

　　综观傅先生的治学经历，也是和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20世纪60年代初，两位老学者陈友琴和孔凡礼各自编著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和《陆游资料汇编》交中华书局出版，傅先生当时是负责审稿的责任编辑。他由此提出，除上述两部著作外，还可编印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以系统辑集古代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的评述资料。当时中华书局领导接受了这一选题，由傅先生出面组稿，陆续出版了二十几种，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其中，就有傅先生自己编撰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并写有前记，详述有关作家的创作情况。这就是傅先生将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说，从此以后傅先生的治学无不沿着这一路径前进。傅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唐代诗人丛考》（1978年完成，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就是他在参与编辑《新编唐诗三百首》和对《全唐诗》审读等工作的基础上，认真阅读古书，细心搜集资料，广征博引，精心撰写出的学术专著。随后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才子传校笺》《李德裕年谱》《唐诗论学丛稿》等无不如此。

　　傅璇琮的学术成果和贡献，除了他在中华书局主持或编辑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图书以及自己的学术研究专著外，还有一项就是他在担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期间，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傅先生不仅参与制订《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还主持制订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还有《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同时，傅先生亲自担任多项国家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主编，如担任由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承担的《全宋诗》第一主编（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担任《续修四库全书》主编（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担任《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总主编和《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主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主编（中华书局出版），担任《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主编（辽海出版社出版），担任商务印书馆承担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工程编纂委员会主任，担任《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担任《唐诗研究集成》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担任《中国文学大辞典》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担任《中国古代小说珍秘本文库》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担任《中国诗学大辞典》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担任《中国藏书通史》主编（宁波出版社出版），担任《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担任《宋登科记考》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担任《宋才子传笺证》主编（辽海出版社出版），担任“中国古典文学少年启蒙丛书”主编（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书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等。

　　以上所述，都是作为古籍整理出版家和编辑名家，以及古典文学研究家和学术大家的傅璇琮，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和学术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

　　身兼编辑名家和学术大家双重身份的傅璇琮，除在学术领域毕生钻研耕耘外，始终在出版领域辛勤工作，奋斗终身。傅先生被错划为“右派”的政治问题得以彻底改正后，他本有机会调回大学工作，但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中文系请他回去，他选择了留下；8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恢复中文系，请他回去当系主任，他也没有答应。直至退休后才由兼职教授改任专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用傅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已立志于一辈子做编辑了，中华书局在我之先的就有周振甫先生。”

　　其实，作为学者型编辑典范的傅先生，早就对出版社和编辑工作有自己的主张。他曾说：“编辑当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审读稿件、把住质量、开阔视野、组织选题，但同时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尽可能使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发展。学术研究与审读书稿，是互为影响、互补互长的。”他还曾说：“我真正做研究工作，并非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而是在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确实有所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真正投入者会有大学、研究机构所不易具备的求实、广学、高效三者兼备的机能。在专业性较强并有一定学术环境的出版社，只要自己努力，是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即便在商品经济体制下，我想这种情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的出版社，应该说已与大学、研究所一起，成为有较强发展前途的学术研究基地。”

　　这些至理名言，不仅是傅先生自己亲身经历的总结，也是对编辑工作和出版社发展的期望，更是对如何做学者型编辑的典型概括。

    三、我们应向傅先生学习和继承什么

    傅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不朽精神和辉煌业绩却永远感召着后人。那么，我们应从傅先生身上学习和继承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对编辑出版工作无比热爱、奋斗终身的精神。傅先生首先是作为编辑出版家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专家为世人所熟悉的。他始终如一地献身编辑出版事业，辛勤耕耘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敬业精神，永远值得编辑出版工作者学习、继承和发扬。傅先生几十年来，为古籍整理出版和国家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编辑出版的古籍和学术著作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世藏书，这一切不正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效仿吗？

　　其次，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对编辑出版工作精益求精、确保质量的工作态度。傅先生经手编辑出版的图书，无一不是精品和传世之作。他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审慎求实的工作方法，以及运用自身知识与修养来补充提高出版物学术质量的工作追求，永远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学习和继承的榜样，永远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终生追求的事业标准。傅先生一生中精心编辑出版的图书著作，不正是我们应当传承的文化遗产吗？

　　再次，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在学术领域毕生耕耘、不断进取的学术精神。傅先生一生献身学术，不断追求，可谓著作等身。他撰写的学术著作和整理的古籍文献，无一不是学术界的扛鼎之作和传统文化的典籍。我们要学习傅先生钻研学术毕生不懈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进取、开拓出新成果，不辜负傅先生对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期望，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学者型编辑。

　　又次，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将编辑出版本职工作与有关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者型编辑。傅先生一生的成功和贡献，还在于他将本职的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在编辑工作中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为编辑名家和学术大家。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的这种工作和治学路径，在工作实践中结合本职工作从事学术研究，争取对学术事业和文化传承作出更大贡献。

　　还有，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的高尚品格和良好修养，做一名品学兼优的文化事业传承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傅先生一生不仅学术一流、成就斐然，而且具有高尚品格和良好修养。无论是与作者的平等学术交流，还是对后学的提携、奖掖，乃至对学生的关怀培养，傅先生无不堪称楷模，世人有口皆碑。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身上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修养和品格，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文化传人。

　　最后，要学习和继承傅先生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傅先生为出版、为学术的一生，也是不断探寻、思考、创新的一生。无论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创新性贡献，还是对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开拓性突破，傅先生总是在实践中探求理论提高，在理论研究中促进实践更新。特别是傅先生多年前对出版社学术定位的主张，既指出了出版社发展的学术方向，也为编辑出版工作者提出了奋斗目标，即“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这不正是出版界目前要追求的目标吗？

　　傅璇琮先生逝世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我一直沉浸在无比悲痛和深深怀念之中，以至梦中常出现傅先生的身影。回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直至傅先生逝世，我和他交往三十年，不仅是忘年之交，还可称不是师生的师生。故我在傅先生逝世时送上挽联是：

　　不是师生胜似师生?三十载忘年之交?手泽教诲犹在?谁知今日竟成永诀

　　可称泰斗超越泰斗?两世纪历久弥新?文章著述长存?堪为后世尊奉师表

　　至今，每当我回想起与傅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少年启蒙丛书”等大型丛书的时光，心中就油然生起对他的无比敬重之意。在傅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权写下此文献祭于傅先生灵前，以表自己的深深怀念之情。

    （作者单位：三希堂藏书集团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