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之声
林毅夫：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
树立发展信心 培育增长动力
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有望达到12615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新常态”一词，一年多来，“新常态”成为国内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增长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形势如何，未来发展前景又是怎样？记者访问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条件和潜力是判断新常态下实际增长率的依据
◎记 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请问什么是中高速增长？该如何正确看待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增速呢？
林毅夫：发达国家长期平均增长率是3%左右， 4%、5%、6%都是中高速。有人说我国进入新常态之后，增长潜力在7%以下，实际增长可能只有6%、5%，我对这种判断并不完全同意。新常态下有多高的增长率应从两方面分析：一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增长潜力有多高；二是在此增长潜力下，把潜力变成增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如何。简言之，一看潜力，二看条件，这是判断我国在新常态下实际增长率有多高的主要依据。
增长潜力如何判断呢？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应该是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依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两个途径：一是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二是产业升级，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中。
从机理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一样的，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发达国家现在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全世界最高水平，代表其技术水平居全世界之首。因此，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发明。发明的投入高，风险大，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因此，发达国家的长期平均增长率仅有3%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值水平较低，且有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可参考，只要抓住与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差距提供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都会比发达国家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快于发达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数倍，经济学上称之为“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年均经济增长高达9.7%，发达国家只有3%，正是由后发优势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会。实际上，二战后，共有13个经济体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了每年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我国是其中之一。
◎记 者：有人提出，一般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家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从7%掉到6%或是5%，而我们现在已经用了36年了，后发优势的潜力还有多大，对此您怎么看？
林毅夫：有不少学者认为，其他经济体在经历20年的快速发展后，增速下降至6%或5%，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持续36年，增速必然会下滑至6%或5%。我认为，这是未从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视角进行分析而得出的错误结论。评价我国还有多少年高速增长的潜力，并不在于过去利用这个潜力已有多长时间，而在于当前我国产业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大。如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大，后发优势就大，经济增长速度就高，维持的时间就长，反之亦然。
◎记 者：如何来判断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的差距呢？
林毅夫：判断与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人均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平均的技术和产业附加值的水平。我看到的最新的可做国际比较的是2008年的数据。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代表我国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日本和美国的差距水平，1967年新加坡和美国的差距水平，1975年我国台湾和美国的差距水平，1977年韩国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在同样的后发优势下，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长，我国台湾从1975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同样和美国的技术和产业水平差距的后发优势，能够实现20年7.6%至9.2%的年均增长，这就意味着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国从2008年开始，具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
保持7%左右的增长要把握几个关键
◎记 者：如果有8%的增长潜力，为什么2012年开始我国的增长都低于8%呢？
林毅夫：的确，2012年和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都是7.7%，2014年是7.4%，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且经济下行压力明显，这是因为发展潜力是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供给层面而言的，但分析实际增长还需考察需求层面。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我国2012年以后增速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需求增长乏力，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长缓慢。从1979年到2013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8%，2014年出口增长率仅为6.1%，今年一季度的出口增长率低至4.7%，减少十几个百分点。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采取的积极财政支持的投资项目大多已完工，在没有新增项目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必然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长率的下滑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不仅我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形。
◎记 者：靠内需有没有办法维持我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7%的增长呢？
林毅夫：这就要看我们内需中投资和消费的状况，即有效投资的空间有多大，消费增长的空间又有多大。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都很高的投资机会。首先，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我国产业普遍处于中低端，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这需要大量投资。其次，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巨大。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以城际间的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为主，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依然严重不足，投资空间巨大。第三，治理环境污染也需巨额投资。此外，我国城镇化发展也急需投资，当前我国城镇人口约占54%，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80%—85%，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随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当然，仅有好的投资机会还不够，还需要投资资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可用于投资的资源也很多。从政府的投资能力看，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比重不到50%，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普遍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普遍超过100%。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0%，居全球之首。由此可见，我国不仅财政投资资源充足，而且民间资本投资的潜力巨大。再者，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7万亿美元，属全世界最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大，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即使经过两次降准，仍高达18.5%，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存款准备金率可降到10%，调整的空间巨大。经过三次降息，利率还为5.6%，而发达国家大多是零利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一般为3%或4%。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投资机会多，投资资源丰富。投资的增长必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拉动收入增长，促进消费，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我相信，“十三五”期间甚至今后更长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完全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
◎记 者：实现这一经济发展目标，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林毅夫：这问题很关键。要将这种增长可能变成现实，必须克服几个认识误区。
一个是增长速度与环境的关系。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确实相关，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下降可以改善环境。在低收入阶段，我国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青山绿水。进入工业化阶段，环境随之恶化。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污染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环境曲线”。为何如此？因为在制造业阶段，生产过程中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高，污染就多，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降低，而且治理污染的资金较多，环境就转好。这在各国都是如此，因此，用经济增速来替代环境可能造成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缓慢，在制造业阶段经历的时间更长，反而不利于环境治理。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是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造成的，应转变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消费固然重要，但提高消费水平的前提是收入的不断增长。在收入水平不增长的条件下提高消费水平，必然造成金融经济危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依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离不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以投资作为载体。所以，放弃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十分危险的观点。
第三个误区是政府不应实施干预政策。2009年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就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当经济下滑时，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从短期看，这有利于创造就业，减少社会救济支出，从长期看，也可提高生产能力。当时支持我这个观点的人并不多，但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历时7年，尚未走出危机的发达国家现在普遍认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是最佳的经济刺激政策。国际社会曾经反对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认为经济下行时政府只需发放失业救济，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转变。对于我国而言，面临大量的有效投资机会，基础设施完善和投资的空间依然巨大，经济下行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最佳选择。
我相信，只要克服上述几个误区，我国2015年到2020年有条件实现每年7%的增长，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很可能达到12615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有望达到12615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新常态”一词，一年多来，“新常态”成为国内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增长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形势如何，未来发展前景又是怎样？记者访问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条件和潜力是判断新常态下实际增长率的依据
◎记 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请问什么是中高速增长？该如何正确看待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增速呢？
林毅夫：发达国家长期平均增长率是3%左右， 4%、5%、6%都是中高速。有人说我国进入新常态之后，增长潜力在7%以下，实际增长可能只有6%、5%，我对这种判断并不完全同意。新常态下有多高的增长率应从两方面分析：一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增长潜力有多高；二是在此增长潜力下，把潜力变成增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如何。简言之，一看潜力，二看条件，这是判断我国在新常态下实际增长率有多高的主要依据。
增长潜力如何判断呢？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应该是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依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两个途径：一是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二是产业升级，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中。
从机理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一样的，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发达国家现在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全世界最高水平，代表其技术水平居全世界之首。因此，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发明。发明的投入高，风险大，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因此，发达国家的长期平均增长率仅有3%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值水平较低，且有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可参考，只要抓住与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差距提供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都会比发达国家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快于发达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数倍，经济学上称之为“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年均经济增长高达9.7%，发达国家只有3%，正是由后发优势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会。实际上，二战后，共有13个经济体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了每年7%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我国是其中之一。
◎记 者：有人提出，一般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家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从7%掉到6%或是5%，而我们现在已经用了36年了，后发优势的潜力还有多大，对此您怎么看？
林毅夫：有不少学者认为，其他经济体在经历20年的快速发展后，增速下降至6%或5%，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持续36年，增速必然会下滑至6%或5%。我认为，这是未从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视角进行分析而得出的错误结论。评价我国还有多少年高速增长的潜力，并不在于过去利用这个潜力已有多长时间，而在于当前我国产业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大。如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大，后发优势就大，经济增长速度就高，维持的时间就长，反之亦然。
◎记 者：如何来判断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的差距呢？
林毅夫：判断与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均GDP的差距，因为人均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平均的技术和产业附加值的水平。我看到的最新的可做国际比较的是2008年的数据。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这代表我国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日本和美国的差距水平，1967年新加坡和美国的差距水平，1975年我国台湾和美国的差距水平，1977年韩国和美国的差距水平。在同样的后发优势下，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长，我国台湾从1975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同样和美国的技术和产业水平差距的后发优势，能够实现20年7.6%至9.2%的年均增长，这就意味着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国从2008年开始，具有20年每年8%的增长潜力。
保持7%左右的增长要把握几个关键
◎记 者：如果有8%的增长潜力，为什么2012年开始我国的增长都低于8%呢？
林毅夫：的确，2012年和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都是7.7%，2014年是7.4%，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且经济下行压力明显，这是因为发展潜力是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供给层面而言的，但分析实际增长还需考察需求层面。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我国2012年以后增速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需求增长乏力，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长缓慢。从1979年到2013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8%，2014年出口增长率仅为6.1%，今年一季度的出口增长率低至4.7%，减少十几个百分点。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采取的积极财政支持的投资项目大多已完工，在没有新增项目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必然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长率的下滑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不仅我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形。
◎记 者：靠内需有没有办法维持我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7%的增长呢？
林毅夫：这就要看我们内需中投资和消费的状况，即有效投资的空间有多大，消费增长的空间又有多大。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都很高的投资机会。首先，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我国产业普遍处于中低端，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这需要大量投资。其次，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巨大。过去二三十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以城际间的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为主，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依然严重不足，投资空间巨大。第三，治理环境污染也需巨额投资。此外，我国城镇化发展也急需投资，当前我国城镇人口约占54%，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80%—85%，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随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当然，仅有好的投资机会还不够，还需要投资资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可用于投资的资源也很多。从政府的投资能力看，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比重不到50%，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普遍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普遍超过100%。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0%，居全球之首。由此可见，我国不仅财政投资资源充足，而且民间资本投资的潜力巨大。再者，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7万亿美元，属全世界最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大，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即使经过两次降准，仍高达18.5%，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存款准备金率可降到10%，调整的空间巨大。经过三次降息，利率还为5.6%，而发达国家大多是零利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一般为3%或4%。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投资机会多，投资资源丰富。投资的增长必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拉动收入增长，促进消费，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我相信，“十三五”期间甚至今后更长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完全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
◎记 者：实现这一经济发展目标，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林毅夫：这问题很关键。要将这种增长可能变成现实，必须克服几个认识误区。
一个是增长速度与环境的关系。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确实相关，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下降可以改善环境。在低收入阶段，我国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青山绿水。进入工业化阶段，环境随之恶化。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污染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环境曲线”。为何如此？因为在制造业阶段，生产过程中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高，污染就多，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降低，而且治理污染的资金较多，环境就转好。这在各国都是如此，因此，用经济增速来替代环境可能造成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缓慢，在制造业阶段经历的时间更长，反而不利于环境治理。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是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造成的，应转变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消费固然重要，但提高消费水平的前提是收入的不断增长。在收入水平不增长的条件下提高消费水平，必然造成金融经济危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依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离不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以投资作为载体。所以，放弃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十分危险的观点。
第三个误区是政府不应实施干预政策。2009年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就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当经济下滑时，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从短期看，这有利于创造就业，减少社会救济支出，从长期看，也可提高生产能力。当时支持我这个观点的人并不多，但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历时7年，尚未走出危机的发达国家现在普遍认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是最佳的经济刺激政策。国际社会曾经反对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认为经济下行时政府只需发放失业救济，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转变。对于我国而言，面临大量的有效投资机会，基础设施完善和投资的空间依然巨大，经济下行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最佳选择。
我相信，只要克服上述几个误区，我国2015年到2020年有条件实现每年7%的增长，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很可能达到12615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