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之声
保育钧：制度平等对民企提出更大挑战
从靠政策到制度平等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的意义？
保育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过去民营经济主要是靠政策。靠政策有好处，没政策它就不可能合法，也不可能发展。但是靠政策始终是不可靠的，因为政策经常变，更重要的是，政策是权利配置资源的集中表现。每一个贪官背后总有民营企业家，利用权利来配置资源，这就必然会出现潜规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不再提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而是说国企和民企都是基础，都是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同等保护、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这个基础上强调公平竞争，从过去的依靠政策倾斜进入制度的平等竞争新时代。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企业的最大利好。
《中国慈善家》：这种利好对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
保育钧：今年两会报告中，对非公经济讲得很少，有些人觉得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对民营企业不重视，但我认为这是进步。如果总是提私营经济、非公经济，说明所有制歧视仍然存在。过去我们的政策制订建立在所有制区别的基础上，所以每一项政策都带有所有制歧视。现在权力退出市场，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起决定作用，再不是过去含糊的基础性作用，成不成市场说了算，这对民营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
同样一个项目，谁有本事谁来拿，一切都要靠实力，比较而言，民营企业的力量单薄，又分散得很，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这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很大的考验。过去企业只要跟领导搞好关系就行，但现在跟领导搞关系不管用了，领导不敢。有八项规定，有中纪委紧紧抓着，谁敢在这里搞猫腻？这种事情未来当然还会有，政策从北京传达到下面总得有一个过程，但是有头脑的地方政府是不敢这么做的。
所以，制度平等，对大的民营企业来说是极大的利好，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却是埋没。
《中国慈善家》：民营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保育钧：民营企业要有四个“力”。一要保持定力，就是不要慌神，也不要浮躁。别以为现在平等了就什么都一样了，不是这样。现在困难还多得很，产能过剩、成本上升、竞争激烈，日子很难过。但民企也不要灰心丧气，要看到将来的投资空间大得很。为什么？城镇化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在2020年之前要解决1亿农民落户为城市居民，这1个亿需要有人来给他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市场机会；第二个1亿就是，城中村的改造和棚户区的改造，政府要找人来干事；第三个1亿是要解决1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城镇化。
要解决一个普通农民进城，光公共服务方面就至少需要花费13万元，这是政府要花的钱，政府也要靠购买服务，农民自己买房子还得花钱，至少得30万，这样一算，3亿人需要多少钱？几十万亿。钱从哪儿来？当然是靠民营企业，这都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所以民企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目光要看长远，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二要有资源的整合能力。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如果没什么优势，就赶快跟人家兼并重组。在民营企业中，百年老店是极少的部分，绝大多数民企都不可能成为百年老店，所以需要进行资源整合，跟人家搞股权合作。但民企很难过这个关口—企业经营不管怎么艰难，自己好歹是个老板，假如店被收购了，不得不为别人打工，心理这关过不了。但他不知道，市场是最无情的，再不跟人家合作就会被兼并，将来等到油尽灯枯就彻底没救了。
第三是创新的力量。无论如何都要搞创新，包括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对民营企业来说，小打小闹的创新，比如节能减排等是可以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环境不允许。政府部门瞧不起民办企业的小革新，这是体制决定的。日本人的创新主要是靠企业内部员工的小创新，这也同时带来第四个“力”的问题，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力。管理的实质就是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员工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但好多民企没做到这点。我用你，不行就开了你，这就完了。
对民营企业来说，要提高以上这四种力量至关重要，投资机会多得很。
现在，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不可能大幅度增长，消费最多占一半的作用，主要还得靠投资。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因为国企的债务太多了，只能看民间资本。所以今后，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如果低于70%，任务就完不成。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GDP翻一番，达到80万亿，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城市居民要6万多，农村居民大概3万多，现在还差六七千，这个是硬任务。要保证2020年两个翻番，就必须让民间投资成为主体。
民企要离国企远一点
《中国慈善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有行政审批程序简化、开放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等实质性举措，你认为这些改革对市场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保育钧：行政审批，小微企业最经不起这几个字。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注册登记这条解放了，简化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过去注册登记需要验资、找场所，要报批很困难，现在则是先拿执照，后办证件，你可以认缴资本金，到时候慢慢缴齐，场所也不固定了，这条是个解放。
不过小微企业贷款仍旧很难，现在的问题是，奖励税收、营改增，这些对搞服务行业的企业是很大的利好。过去一种税制至少三种税，营业税3%5%，营业税比率小，但是绝对数量大。现在营改增，改成增加的部分，我赚的钱增加了才收我的税，这对小微企业是解放。问题在于一些国有垄断事业单位，如教育和卫生事业，应该大胆地放开，但这两个领域到现在还没有放开。
利率市场化对于不转型的民营企业很不利。利率市场化之后，我可以自主决定借出多少钱，你有发展前景，风险小，信誉好，我给的利率小一点，你信用不好，没多少前景，我就给你利率高，所以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转型升级，有利于信用体系的建立。过去只对国有企业有优惠，对民营企业没有优惠，真正要按市场来做的话，这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如果利率不市场化，而是搞小贷公司，会进一步增加贷款的成本，不是好事。小贷公司利率高得很，把高利贷合法化了。
《中国慈善家》：民营资本除了进入此前无法进入的银行业之外，据你了解，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领域真正放开给民营资本？
保育钧：实质上，七大领域已经放开，只是去不去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我说这个教训太深刻了。1956年公私合营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本来是要公私合营，后来就把你消灭掉了，吃掉了。这些年凡是进去的那些，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没有话语权，这句话现在始终没人讲。所以如果不对1956年的公私合营作出一个界定，那谁都不敢去搞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一定要搞清楚，国企要是独立法人，政企一定要分开。咱们就是两个企业，我可以跟他谈，如果你后面有政府背景，谁敢跟你谈。
所以民企要贴近民生，进入细分市场，找自己发展的机会。不要跟国有企业一起，离它远一点。这是我的主张。民营经济是做民生生意起来的，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人家国企什么背景，你什么背景？
中小微型企业千万不要跟大企业比着劲干，不要看媒体上报道什么大生意就跟风。你就干小的，小打小闹也可以成气候。城镇化留下了大量的后遗症，所有城市都千篇一律，很不方便，1亿人转成城市居民，有许多民生问题需要解决，学校、交通、卫生、家政服务，都得有人去搞，需要有企业去填补这个空白。
今年两会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提修宪。第一就是把三中全会关于几个平等，对民营经济的表述写进宪法，没人提这个。第二，《土地法》《公司法》和《担保法》都需要修改。农村承包土地，我可以转让，可以抵押，可以担保，过去的法律是不允许抵押的，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可以抵押，为什么不把它修进法律？不修改的话，农村土地还是流转不了，农民还是贷不了款。这是核心问题，光说没用的。
《中国慈善家》：新旧“非公36条”都在期待中落空，现在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是否有类似的遭遇？
保育钧：如果再这样的话，就完不成任务。到2020年要跟全国人民交待，能不能两个翻番，全面小康，完不成怎么交待？所以形势所逼，再不愿意，这几年GDP要增长，中央政府没钱，地方政府没钱，国有企业也没钱，银行又不能印钞票。有地方掌管，他还要有政绩，必须要吸引民间投资。现在最难办的是国务院各个部委，还有中央政府能不能把这个落实下来。
民营企业家应合法有序地参与政治
《中国慈善家》：现在看来，并不是如某些媒体所说“民营经济迎来了第二春”那样乐观吧？
保育钧：不乐观。所以民营企业要发声，要讲话，民营企业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合法组织有序地参与政治，让我们的生意稳定，推动改革，推动前进。这才是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才是最大的慈善。捐点款做点慈善，是尽社会责任；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更大的社会责任。我始终是这么看。但前提是通过合法组织，有序地参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写大字报上街喊口号去。
《中国慈善家》：这些年富豪的移民热，大多与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在你看来，如何才能落实对非公经济产权的保护？其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
保育钧：《宪法》修改了，《物权法》修改了，这个法律上是没什么障碍的，问题是司法执法。法律本身很清楚，保护合法的财产，在司法层面，当前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是权利部门的权利人物，以各种名目来整你。二是司法不公，司法当中的腐败。第三个原因就是，民营企业权利意识很淡薄，当初办企业的时候，法律手续不全，留下了大量的后遗症。
《中国慈善家》：吴敬琏先生一直呼吁遏制权贵资本主义，从最近一系列改革和论述看，有遏制的苗头吗？
保育钧：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反腐败之后健全制度。现在搞八项规定，仅仅是八项规定，还没公布财产，公布财产之后问题更大。
《中国慈善家》：公布财产这个现在看可能性大吗？
保育钧：不可能。不动产联网登记2020年才能完成，距离现在还有7年，到不动产登记之后恐怕才敢公布财产。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联网是很容易的事情，地方政府都不敢，联了之后就没人投资了。
《中国慈善家》：除了参与政治这一块，现在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参与社会建设，例如以公益慈善为平台，对此你怎么看？
保育钧：慈善一定要民间办，政府可以出法律。因为随着政府转变职能，政府慈善机构被改变，现在提出精准扶贫，过去是不精不准，被人骗走了钱。扶贫的问题，那是政府的事情。但慈善不是政府干的事，政府可以立法，操作还是应该由企业、社团去干。
所以一定要把政府的扶贫行为和社会的慈善行为分开，这两个职能是不一样的。慈善是我与特定的对象，资金有特别的来源，还有特别的去向，要尊重捐款人的意愿。现在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捐款，因为不知道捐了以后钱跑哪儿去了。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的意义？
保育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过去民营经济主要是靠政策。靠政策有好处，没政策它就不可能合法，也不可能发展。但是靠政策始终是不可靠的，因为政策经常变，更重要的是，政策是权利配置资源的集中表现。每一个贪官背后总有民营企业家，利用权利来配置资源，这就必然会出现潜规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不再提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而是说国企和民企都是基础，都是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同等保护、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这个基础上强调公平竞争，从过去的依靠政策倾斜进入制度的平等竞争新时代。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企业的最大利好。
《中国慈善家》：这种利好对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
保育钧：今年两会报告中，对非公经济讲得很少，有些人觉得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对民营企业不重视，但我认为这是进步。如果总是提私营经济、非公经济，说明所有制歧视仍然存在。过去我们的政策制订建立在所有制区别的基础上，所以每一项政策都带有所有制歧视。现在权力退出市场，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起决定作用，再不是过去含糊的基础性作用，成不成市场说了算，这对民营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
同样一个项目，谁有本事谁来拿，一切都要靠实力，比较而言，民营企业的力量单薄，又分散得很，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这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很大的考验。过去企业只要跟领导搞好关系就行，但现在跟领导搞关系不管用了，领导不敢。有八项规定，有中纪委紧紧抓着，谁敢在这里搞猫腻？这种事情未来当然还会有，政策从北京传达到下面总得有一个过程，但是有头脑的地方政府是不敢这么做的。
所以，制度平等，对大的民营企业来说是极大的利好，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却是埋没。
《中国慈善家》：民营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保育钧：民营企业要有四个“力”。一要保持定力，就是不要慌神，也不要浮躁。别以为现在平等了就什么都一样了，不是这样。现在困难还多得很，产能过剩、成本上升、竞争激烈，日子很难过。但民企也不要灰心丧气，要看到将来的投资空间大得很。为什么？城镇化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在2020年之前要解决1亿农民落户为城市居民，这1个亿需要有人来给他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市场机会；第二个1亿就是，城中村的改造和棚户区的改造，政府要找人来干事；第三个1亿是要解决1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城镇化。
要解决一个普通农民进城，光公共服务方面就至少需要花费13万元，这是政府要花的钱，政府也要靠购买服务，农民自己买房子还得花钱，至少得30万，这样一算，3亿人需要多少钱？几十万亿。钱从哪儿来？当然是靠民营企业，这都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所以民企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目光要看长远，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二要有资源的整合能力。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如果没什么优势，就赶快跟人家兼并重组。在民营企业中，百年老店是极少的部分，绝大多数民企都不可能成为百年老店，所以需要进行资源整合，跟人家搞股权合作。但民企很难过这个关口—企业经营不管怎么艰难，自己好歹是个老板，假如店被收购了，不得不为别人打工，心理这关过不了。但他不知道，市场是最无情的，再不跟人家合作就会被兼并，将来等到油尽灯枯就彻底没救了。
第三是创新的力量。无论如何都要搞创新，包括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对民营企业来说，小打小闹的创新，比如节能减排等是可以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环境不允许。政府部门瞧不起民办企业的小革新，这是体制决定的。日本人的创新主要是靠企业内部员工的小创新，这也同时带来第四个“力”的问题，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力。管理的实质就是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员工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但好多民企没做到这点。我用你，不行就开了你，这就完了。
对民营企业来说，要提高以上这四种力量至关重要，投资机会多得很。
现在，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不可能大幅度增长，消费最多占一半的作用，主要还得靠投资。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因为国企的债务太多了，只能看民间资本。所以今后，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如果低于70%，任务就完不成。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GDP翻一番，达到80万亿，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城市居民要6万多，农村居民大概3万多，现在还差六七千，这个是硬任务。要保证2020年两个翻番，就必须让民间投资成为主体。
民企要离国企远一点
《中国慈善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开始有行政审批程序简化、开放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等实质性举措，你认为这些改革对市场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保育钧：行政审批，小微企业最经不起这几个字。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注册登记这条解放了，简化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过去注册登记需要验资、找场所，要报批很困难，现在则是先拿执照，后办证件，你可以认缴资本金，到时候慢慢缴齐，场所也不固定了，这条是个解放。
不过小微企业贷款仍旧很难，现在的问题是，奖励税收、营改增，这些对搞服务行业的企业是很大的利好。过去一种税制至少三种税，营业税3%5%，营业税比率小，但是绝对数量大。现在营改增，改成增加的部分，我赚的钱增加了才收我的税，这对小微企业是解放。问题在于一些国有垄断事业单位，如教育和卫生事业，应该大胆地放开，但这两个领域到现在还没有放开。
利率市场化对于不转型的民营企业很不利。利率市场化之后，我可以自主决定借出多少钱，你有发展前景，风险小，信誉好，我给的利率小一点，你信用不好，没多少前景，我就给你利率高，所以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转型升级，有利于信用体系的建立。过去只对国有企业有优惠，对民营企业没有优惠，真正要按市场来做的话，这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如果利率不市场化，而是搞小贷公司，会进一步增加贷款的成本，不是好事。小贷公司利率高得很，把高利贷合法化了。
《中国慈善家》：民营资本除了进入此前无法进入的银行业之外，据你了解，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领域真正放开给民营资本？
保育钧：实质上，七大领域已经放开，只是去不去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我说这个教训太深刻了。1956年公私合营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本来是要公私合营，后来就把你消灭掉了，吃掉了。这些年凡是进去的那些，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没有话语权，这句话现在始终没人讲。所以如果不对1956年的公私合营作出一个界定，那谁都不敢去搞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一定要搞清楚，国企要是独立法人，政企一定要分开。咱们就是两个企业，我可以跟他谈，如果你后面有政府背景，谁敢跟你谈。
所以民企要贴近民生，进入细分市场，找自己发展的机会。不要跟国有企业一起，离它远一点。这是我的主张。民营经济是做民生生意起来的，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人家国企什么背景，你什么背景？
中小微型企业千万不要跟大企业比着劲干，不要看媒体上报道什么大生意就跟风。你就干小的，小打小闹也可以成气候。城镇化留下了大量的后遗症，所有城市都千篇一律，很不方便，1亿人转成城市居民，有许多民生问题需要解决，学校、交通、卫生、家政服务，都得有人去搞，需要有企业去填补这个空白。
今年两会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提修宪。第一就是把三中全会关于几个平等，对民营经济的表述写进宪法，没人提这个。第二，《土地法》《公司法》和《担保法》都需要修改。农村承包土地，我可以转让，可以抵押，可以担保，过去的法律是不允许抵押的，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可以抵押，为什么不把它修进法律？不修改的话，农村土地还是流转不了，农民还是贷不了款。这是核心问题，光说没用的。
《中国慈善家》：新旧“非公36条”都在期待中落空，现在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是否有类似的遭遇？
保育钧：如果再这样的话，就完不成任务。到2020年要跟全国人民交待，能不能两个翻番，全面小康，完不成怎么交待？所以形势所逼，再不愿意，这几年GDP要增长，中央政府没钱，地方政府没钱，国有企业也没钱，银行又不能印钞票。有地方掌管，他还要有政绩，必须要吸引民间投资。现在最难办的是国务院各个部委，还有中央政府能不能把这个落实下来。
民营企业家应合法有序地参与政治
《中国慈善家》：现在看来，并不是如某些媒体所说“民营经济迎来了第二春”那样乐观吧？
保育钧：不乐观。所以民营企业要发声，要讲话，民营企业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合法组织有序地参与政治，让我们的生意稳定，推动改革，推动前进。这才是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才是最大的慈善。捐点款做点慈善，是尽社会责任；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更大的社会责任。我始终是这么看。但前提是通过合法组织，有序地参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写大字报上街喊口号去。
《中国慈善家》：这些年富豪的移民热，大多与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在你看来，如何才能落实对非公经济产权的保护？其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
保育钧：《宪法》修改了，《物权法》修改了，这个法律上是没什么障碍的，问题是司法执法。法律本身很清楚，保护合法的财产，在司法层面，当前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是权利部门的权利人物，以各种名目来整你。二是司法不公，司法当中的腐败。第三个原因就是，民营企业权利意识很淡薄，当初办企业的时候，法律手续不全，留下了大量的后遗症。
《中国慈善家》：吴敬琏先生一直呼吁遏制权贵资本主义，从最近一系列改革和论述看，有遏制的苗头吗？
保育钧：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反腐败之后健全制度。现在搞八项规定，仅仅是八项规定，还没公布财产，公布财产之后问题更大。
《中国慈善家》：公布财产这个现在看可能性大吗？
保育钧：不可能。不动产联网登记2020年才能完成，距离现在还有7年，到不动产登记之后恐怕才敢公布财产。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联网是很容易的事情，地方政府都不敢，联了之后就没人投资了。
《中国慈善家》：除了参与政治这一块，现在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参与社会建设，例如以公益慈善为平台，对此你怎么看？
保育钧：慈善一定要民间办，政府可以出法律。因为随着政府转变职能，政府慈善机构被改变，现在提出精准扶贫，过去是不精不准，被人骗走了钱。扶贫的问题，那是政府的事情。但慈善不是政府干的事，政府可以立法，操作还是应该由企业、社团去干。
所以一定要把政府的扶贫行为和社会的慈善行为分开，这两个职能是不一样的。慈善是我与特定的对象，资金有特别的来源，还有特别的去向，要尊重捐款人的意愿。现在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捐款，因为不知道捐了以后钱跑哪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