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来兴忆1993年上海跨世纪战略大讨论
——不要政策，就要改革！

   70岁出头的蔡来兴，近50年工作生涯，始终低调。但有两件大事，足够人们记住他。

   第一件，是1993年，上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研究，前后花了近2年时间，最终形成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年－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确立上海要沿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为目标自信前行。这场研究中，蔡来兴既是一线指挥者，又是研究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第二件，是1995年，蔡来兴受命赴港，出任上海实业集团董事长，直至2008年退休，历时13年。到港第2年，他即推动“上实”在港上市，在当地创造了国企资本市场的红筹奇迹。十余年间，上海实业从一家“窗口”公司，发展成在海内外拥有多家上市公司、总资产超过千亿元的集团。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蔡来兴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事情间，还彼此关联。

    而今大事重提，曾任上海市计委副主任、浦东开发办副主任、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的蔡来兴，颇为感慨。

    他说：“你想不到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到的。”

    这大概，就是他做大事的前提。

    一项提前7年的战略研究

    1993年的上海，感受到八面来风，推着她，不仅要在全国有所作为，还要在世界确立地位。

    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根据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国际新形势和我国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明确“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于是上海，从“后卫”走向“前沿”，再跃升为“龙头”，成了“重心之重心”。

    是年浦东，一中外合资企业招聘10名雇员，广告甫一发出，随即有包括博士、硕士在内上千应聘者报名，外方经理捧着名单惊叹：“这里生长黄金！”是年浦东，外高桥保税区2平方公里区域实行封关运作，许多人由此头回听闻“境内关外”概念；是年浦东，“土地批租”成热词，时任市长黄菊忙着接待纷至沓来的中外投资者，一遍遍强调“浦东开发开放，对内打‘中华牌’，对外打‘世界牌’”……毋庸置疑，这一年，浦东开发开放实质性启动的第3年，迅速集聚的能量和乘数效应的发生，正为上海振兴与崛起提供强大基石。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决策层看到了一个令人亢奋的新趋势——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正悄然转向亚太地区，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发展机遇，而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必然会在经济增长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产生。这意味着，上海完全有可能再度崛起为世界级城市。

    如此打着灯笼难找、几百年甚而千年难遇的机会面前，上海怎么办？

    在1994年7月14日“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时任市长黄菊所作的《运筹全局，拓展未来》讲话中，给出了答案。他说：“早在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大潮刚刚兴起，上海作为传统经济体制最为典型的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上海向何处去？是振兴还是沉沦？……面对现实，上海会同全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最终形成了1985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没有发展战略思路的创新，就不会有上海的崛起；没有高屋建瓴的发展战略，崛起的上海也要陷于衰落。崛起的上海，得益于80年代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再创辉煌的上海，更加呼唤着新的发展战略的指引……”

    正是在黄菊亲自动议下，继上世纪80年代大讨论后，1993年的上海，又掀起了一项关于如何迈向21世纪的战略研究。

    这距离21世纪，还有7年。

    虽提前7年，但课题绝不轻松。黄菊和当时分管副市长徐匡迪直接领导，从1993年到1994年亲自召开动员会，多次参加大型国内、国际研讨会，多番听取进展汇报，足见重视程度。其中，两次大型国内、国际研讨会可谓阵容豪华，中央部委部级领导来了9位，还有一批司局级领导；国内顶级专家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高尚全、国务院体改委副主任王仕元、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国家体改委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季崇威，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刘诗白等；更有诸多海外著名专家学者。

    时任市府副秘书长、课题组组长蔡来兴则组织了全市包括政府官员、主要高校和研究所、实际部门在内的600余位同志，对上海未来15年发展进行课题研究，并最终汇成上百万字的战略报告，包括一个总报告和40个分报告及专题报告，几乎涵盖了上海从1996年到2010年各个领域的中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最核心，是明确提出上海形成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即到201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初步确立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此后再用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并跻身于世界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行列。

    20年前，正是这些目通八极的目标、战略，深层次影响和改变着上海的发展路径，从而成就今日上海。

一份“世界级城市”的底气

    许多人惊讶，20年前的上海竟这样“大胆”，以至于敢给自己设定“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目标？

    若给城市分类，级别由高到低，分为世界级城市、洲际城市、国家级城市、国家内部的地区级城市。而上海心心念念要成为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其实就是同纽约、伦敦、东京比肩齐名的世界级城市。

    理想高端奢华，底气从何而来？

    蔡来兴说，你想不到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到的。但这个想，并非胡思乱想，而是要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探索世界经济强国和世界级城市崛起的客观规律，科学预见，统筹谋划。

    想的过程中，便发生了一个“路灯亮了”的故事。

    当年，“迈向21世纪的上海”战略研究有一个领导小组，组长是黄菊市长，副组长是徐匡迪和蔡来兴。其中还有一核心小组，组长是蔡来兴。该小组有10来位核心成员，其中包括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到上海视察时专门点将参加座谈会的“三王一蔡”，即王沪宁、王新奎、王战和蔡来兴。这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还包括杨雄、胡延照、张广生、李关良、陈伟恕等。从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市长汪道涵开展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以来，他们大多一直参加历届市委主要领导亲自召开的双月座谈会，对上海情况熟悉，又年富力强，有思想，有干劲。他们不计任何报酬，几乎每个周末和节假日，都聚在一起“头脑风暴”。

    有一回，是“关”在青浦，蔡来兴要大家一定敞开思想，离开“小河浜”，到“汪洋大海”里去谈。就在你一句我一语的思想碰撞中，凑出一个“路灯理论”，发现路灯不是一起亮的，而是一批批亮过来的。于是联想，世界产业的梯度转移不也是这般，先从欧美转到日本，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随后再转向中国大陆？

    小组成员深入分析后发现，世界产业梯度转移，系由科技革命直接推动。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航天航空技术革命，一直到微电子革命，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会推动新一轮产业发展，原有产业则需要转移出去。那么，产业往哪里转？这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比较成本，即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各种要素的低成本，从而使转移方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二是市场容量，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对转移方无疑有着极强吸引力。再进一步，核心小组成员研究了产业转移的传递机制，发现产业转移后，贸易转移随之产生，即中国会从原先的大量进口转为大量生产和出口，从而成为贸易大国。然后，GDP迅速增加，最后呈现出综合实力的转移。中国目前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便是综合实力转移的结果。

    这个由“路灯理论”摸索出的经济规律，使上海得以胸有成竹地进行预判，“这便是我们底气所在”，蔡来兴说。

    而“少了个零”的故事，更是上海信心之源。

    蔡来兴犹记1984年春，上海市计委代表团赴日考察，座谈时谈到2000年上海发展的一些目标。

    “当时我介绍，到2000年，上海电话将达到60万门。”

    话音未落，原日本国土厅次官、著名经济学家下河边淳立即提出：“蔡先生，我有没有听错？”

    蔡来兴立马言之确凿：“没错呀！”

    说这话，他心里有数：上海自1843年开埠，到1983年实现约18万门电话，这前后用了百余年；上海想再通过17年努力，从18万门增加到60万门，俨然是需要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

    下河边淳却摇头笑：“不对不对，依我看，您这数字后边应加个零。”

    当时，上海参加座谈的一行都觉匪夷所思。

    而今蔡来兴特意核实了数字，上海的电话从1门到18万门，花了100多年；从18万门到100万门，花了8年；从100万门到200万门，只花了不到2年；到2000年，上海全市电话已达600万门左右——被下河边淳言中，上海当真“少了个零”！

    他由此感慨：“这个故事对我们触动太大了，它启迪我们，不能单纯以线性增长来思考未来发展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人均收入和GDP增长到一定高度后，许多指标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在制订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时，我们总担心想像力不够，始终在琢磨，我们的参照物在哪里？最后决定，必须以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来确定我们规划和思考未来的起点。”

    蔡来兴回忆，1993年的上海，黄浦江上已建南浦和杨浦大桥，“我们一度认为，再加几座（条）桥隧，应该差不多了”。然而这年7月，时任副市长徐匡迪率领的代表团在韩国汉城看到了震撼一幕——汉江上的桥有十多座，最宽一座有十余根车道，但依然严重拥堵。见此情形，代表团成员反思黄浦江越江通道数量，大家都讲，可不能再“少了个零”！

    时至今日，跨越浦江的大桥、隧道、轨道交通，已达几十座（条）之多。

    1993、1994年两年间，课题组组织多个考察团，时任计委主任华建敏、浦东开发管委会副主任黄奇帆、财政局长周有道、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姚锡棠和研究员朱金海等分赴国外考察。大开眼界后，再来制定上海未来战略时，眼界就大不同了。蔡来兴介绍，课题组深度研究了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后，提炼出上海未来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所应具备的6条基本特征，即资源配置市场化、经济循环全球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城市装备现代化、城市管理规范化、社会发展协调化，这些都被写入总报告中。关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报告中前瞻性地提出要将高新技术作为二产中的支柱产业，并明确“321”战略，三产比重到2010年要达到60％。数字显示，2010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全市经济的比重达57％。可见，距离2010年尚有16年的那场大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也算是八九不离十。

一份“过硬”报告的后续效应

    但最让蔡来兴感到“过硬”的是，这场大讨论，向国家要的东西，跟以往不同了。

    1981年，上海也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发展战略大讨论，它主要缘起于上海工业“老牛拉破车”的困局，并从问因转向问计，最终形成了1985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鉴于当时的特殊困难，上世纪80年代这场大讨论和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的诉求，主要还是要政策，要钱和贷款支持。

    但是，整个“迈向21世纪的上海”大讨论期间，焦点都集中在要改革，“上海要先试，且大胆地试”的愿望尤其强烈。1993年，蔡来兴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上，黄菊同志代表上海发言时提出“三个统一”的前提，即中央统一领导、实现统一调控、全国统一市场，又强调上海“三个改革”的希冀，即自主改革、自费改革、率先改革，让人眼前一亮，会上反响强烈，得到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和李鹏总理的充分肯定。

    而这个“不要政策”的战略研究，它最终所凝结成的上百万字报告，也经受了时代检验，并延伸出许多后续效应。

    1994年11月在沪举行的 “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出现了当时听来振聋发聩的字眼。譬如，提出要使上海成为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五流”中心；又如，提出“资源配置市场化”；再如，提出打破过去的平均分配和改革开放后的按劳分配，让资本、技术、管理也参与分配，即“全要素分配”；而“自贸区”概念在当年报告中被作为建议提出来……热词频频蹦出，许多人闻所未闻，更多人听得一愣一愣，国内外嘉宾大赞……1995年，《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年－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荣膺首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中唯一的特等奖，成果还拿到许多国家大奖，各地学习取经者踏破门槛。

    蔡来兴还记得一件事：1993年，沪港有过一次关于21世纪发展战略合作交流，到场的有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会长罗康瑞、测量师协会会长梁正英等。当时，蔡来兴代表上海方面作了上海21世纪发展战略报告；1995年10月，蔡来兴赴港出任上海实业集团董事长，与罗康瑞有过无数次照面，罗康瑞念念不忘1993年那次报告，说：“蔡董啊，当年听你们报告，许多香港人都不信，上海未来发展能那么好？但我信了。”

    正因为罗康瑞“信了”，才有了瑞安集团在上海捷足先登，才有了新天地、创智天地等项目一路高歌猛进，更鼓舞了大批后继者。

    蔡来兴更想不到，他到港一年后，上海实业即成功在香港上市，这其中，21世纪战略研讨时所打下的基础又派上了用场。他说：“上市前，要找两家投行作保荐人，其中一家便是摩根斯坦利。巧合的是，摩根斯坦利的亚洲总裁约翰沃茨沃斯1994年时参加过 ‘迈向21世纪的上海’国际研讨会，因此在帮助上海实业上市时，尤其‘给力’。”

    约翰沃茨沃斯说的是同样的话——“我对上海有信心”。

    1993年代表香港作21世纪发展战略交流的华人金融界泰斗利国伟和参加会议的梁正英先生，两人都欣然接受担任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罗康瑞先生则接受担任上海实业集团8位高级顾问之一。

    历史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飞跃。蔡来兴认为，迈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研究，是上世纪90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承上启下，海纳百川，集中各方面智慧的结晶。现在，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正组织力量，开展上海新一轮长远发展战略研究。随着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不断推进，世界正进入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的新时代，全球产业中将进行一次战略性大转移，而中国、上海又一次成为这场大转移的首选地。

    历史再次垂青于中国、垂青于上海。而未来的上海，不仅需要接受新一轮大转移，更要成为全球创新创业中心、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蔡来兴相信，新一轮战略研究，定会极大推进上海建设世界级城市梦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