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大象狂奔式”的发展

　　此书出版后，引发两极议论。CBC评论说，戈尔在30年前预言了气候变化的影响，20年前预言了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此次的新书不全是末日说，还给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独立报》则称戈尔“似乎只是尝试把所有他读到过的，有关这个世界糟糕的状态都汇总在一起，并且重复了许多已被证明错误的观点。”

　　《华盛顿邮报》则认为，戈尔的新书有两点新意值得一读：其一，戈尔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级变化的时代，变化速度远超人们想像；其二，人们需要能够应对这种变化的有雄心的政治响应。

　　中国问题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但是中国学者对于戈尔书中的看法并不完全认同。复旦大学戴星翼教授日前发表演讲并接受记者采访，对此书进行了点评。

　　“世界的未来应当走向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戈尔的新书《未来》中的世界“二元论”——要么通向未来，要么走向毁灭，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并不赞同。在他看来，未来的世界“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技术发展上都会走向多元化。”

　　在“气候变暖”和“过度发展”这两大议题上，戴星翼对戈尔的说法有所纠偏。但他也认为，戈尔的可取之处在于他观察到现实的两面性，“如果每个人都像戈尔那样去思考这个世界，或许无意间就会悄然拨动未来的走向。”

    气候变暖，真相还是“假象”

　　9月27日，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13：自然物理基础》的决策者摘要，公布了这一权威机构对气候变化事实和趋势的最新评估结论。在报告中，IPCC再度强调了全球变暖的事实及其危害，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与IPCC同为全球变暖理论的提倡者，戈尔的多本著作都有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是《难以忽视的真相》，但这本著作及同名纪录片都争议颇大。由于戈尔将美国卡特里娜飓风、非洲乍得湖水位过低、乞力马扎罗山冰川消融都归结为是全球变暖的恶果，并夸大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有违科学共识，因此被媒体戏称为“难以忽视的假象”。

　　戴星翼认为，尽管对于气候变化，全球学术界达到了一定共识，但在三个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

　　首先，全球变暖是否一定不可逆？其次，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气候变化？最后，全球变暖对人类而言究竟是利是弊？

　　对气候变暖这一说法，戴星翼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但不强烈反对。“在《未来》中，戈尔把所有的反面意见都说成是无稽之谈，这太极端了。”

　　怀疑的根据在于，地球曾经历过四次大冰川期，“今年的高温地区，浙江的余姚、上虞，那一带都有冰川遗迹。当时江南冰天雪地，就像现在的6000米以上的高原。”然而，这些“大冰川”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至今无法解释。戴星翼认为，如果无法解释冰川期的出现和消失，那就无法下定论说全球变暖将会导致不可逆的原子弹爆炸般的链式效应。

　　为何科学家无法准确解释过去与未来的自然生态系统呢？戴星翼解释，这是由于数学模型其实还不能完全模拟地球的复杂系统，也无法预测人类的未来活动。

　　人类还没有完全合理的办法判断全球气候究竟是在变暖还是变冷。“现在的温度是根据传统气象观测点的实际纪录，气象观测站测试到的主体上还是城市里的温度。”因此，如果无法排除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断然把气候变暖归结为温室效应，并不科学。

　　以今年中国南方的高温天气为例，戴星翼认为，这和气候变暖并无关系。科学家分析中国几百年来发生的热浪，发现在历史上，江南发生热浪反而是全球气候较冷的时期。

　　由于靠海，上海历史上少有酷热，一般35、6度已到极限。那为什么今年如此高温？戴星翼认为是热岛效应。上海仍然使用徐家汇的测温计来表征上海的温度，而如今的徐家汇和历史上的徐家汇，城市化程度已截然不同。

　　即使气候确实变暖，对人类究竟是利是弊？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情况看，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全都为负面，也可能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且，人类有着较强的适应力。在社会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具体的利弊。“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相关研究，因为这关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不能一味跟着别人走。”

    警惕“过度发展”

　　戴星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过度发展是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大公司通过广告宣传消费的必要性，并非为消费者的福祉，而是资本的逐利性。“而中国问题则在于，对GDP的过度关注。”

　　具体而言，将发展等同于增长后，增长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GDP越高越好。“然而，指数型曲线告诉我们，为了保持同样的增长率，越到后来，需要的增量越大，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戴星翼认为，在经济总量已很庞大时，如果还要力图保证高速度增长，就得靠投资、靠大项目。因此，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越来越发达，也因此，“造了许多空城、鬼城、门庭冷落的机场，无人行驶的高速公路……”结果是中国的人均能耗5年来突飞猛进，人均碳排放量已超过法国，上海的人均能耗则远远超过了东京、纽约、伦敦。

　　“此类资源消费和污染指标，我们都跑在了发达国家前。”戴星翼称，为了保持增量而增长，导致了空城、鬼城的出现，“最终与百姓的福利是脱钩的。”

　　在各届气候大会上，中国为何总是成为众矢之的？戴星翼认为，每一届气候大会的本质其实是发展权和保护权相争的问题，发达国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达不成一致。“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看似皆大欢喜，但发达国家看中的是可持续，发展中国家看中的则是发展。”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追根究底是发展理念的问题。有位外国领导人曾说，中国就像一头森林里的大象，现在这头大象正闷头往前冲。

    核心技术是“轻型经济”关键

　　在中国语境下理解戈尔的《未来》，讨论“轻型经济”非常有必要。戴星翼称，“轻型经济”指的是伴随着投资带动转向消费带动，由娱乐、旅游、文化、体育、创意等产业替代原来能源重化工产业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

　　在国家层面上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不能简单地呼吁“轻型经济”。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制造业体系，包括重工业，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强大的国防工业。中国现在重工业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当务之急是提升重工业质量。

　　而上海更需要发展“轻型经济”。

　　“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际大都市还保留着钢铁、化工业。英国的人均能耗大约是3.5吨标准煤/年，而伦敦的能耗更是只有全国的40%。这就是由于伦敦放弃了工业。同理，纽约和东京的能耗大概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0%。中心城市的职能是为周边大中小几十个城市服务。”戴星翼称，如今，上海的能耗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上海的百姓人均能耗只有0.5吨，与之相比，欧洲人是1吨，美国人是1.5吨。整个上海人均6吨多标准煤/年，全用在工业上。宝钢一个地区的污染就影响了整个上海。杭州湾北岸也全是化工厂。我认为，类似航天航空这样的工业属于国家战略，必须保留。其余的重工业、化工企业应当逐步撤出上海。

　　上海未来的出路，是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所谓“微笑曲线”，指的是一个产业链：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右边是营销。上海有许多先进的企业，可惜都有一个共通点——两头在外，只占中间。核心技术以及市场都不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需要耐心

　　新能源产业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戈尔在书中也有特别指出。中国发展风能、电能的问题，在戴星翼看来是太急。

　　80年代时，丹麦的风电和中国的风电处于同一水平。当时风电的价格成本大概是火电的15倍左右。此后，丹麦逐渐推动技术革新，如今风电比火电还便宜。我们有这个耐心吗？中国企业的发展缺乏长远眼光。没有一个企业能看到10年以后的未来，更不用说打造百年企业。

　　中国能在短短几年中把太阳能、风能发展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然而由于核心技术的缺乏，绝大多数利益被国外拿去。“现在这是用最短的时间培养了一个虚胖的大胖子。”

　　新能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缺乏应用体系。德国、西班牙这些太阳能发展得较好的国家，是通过不断的应用来拉动上游的产业链建设。因此，国家不应当补贴产能，而应当补贴应用新能源的单位，从而拉动内需，进而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如此，方能培育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增长。然而，事实是我们并没有通过末端补贴，拉动上游产业的进步。相反，盯住了整个产业链中的加工环节，不断给予补贴。结果把一个环节刺激得庞大无比，却无益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以中国的太阳能光伏板产业为例，与其说它是新能源产业，不如说是代工产业，和富士康差不多。我们用五六年时间把它培养成了世界第一。但培育产能其实很方便，引进生产线、原材料，加工后再把产品出口，到头来市场和核心技术都在国外。这样的大规模高速畸形发展是短视的产物，具有不可持续性，和中国扶持新能源产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在未来应当全力培养创新体系和尖端制造体系。上海到2050年要完全退出重化工业，走低碳路线。

　　从1961年到1990年，世界平均气温为14摄氏度，但是人类的活动改变了气温，也改变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