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选粹
“美国北京人”在纽约
北京和纽约现在都是多元文化国际大都市，很多纽约人如今住在北京，而纽约也不遑多让，许多北京人在这里求学、谋生、休闲。在北京住久了，洋人也会变成北京人，习惯了北京的生活，回到纽约，又有了异乡人的感觉。192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希思（Elizabeth M.Heath）的报道，题为《北京抑或纽约：从倾向于在华生活的两个儿童来看文明之比较》。这篇报道主要讲一家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美国人到纽约之后的感受，特别是10岁的艾琳诺（Elinor Adrienne Danton,1911-1955）和12岁的裴瑞安（J.Perriam Danton，1908-2002）两人对生活在北京、纽约的不同感受，他们是纽约大学德文系访问教授谭唐（George H.Danton,1880-1962）和夫人谭安丽（Annina Periam Danton，1878-1953）家的小孩。
谭唐是北京清华大学德文教授，1920-1921学年，根据与纽约大学的合作协议，从清华大学来到纽约大学任教一学年。他们一家1920年7月14日到达旧金山，从这儿转往纽约，住在西118街430号。这里距哥伦比亚大学很近，谭唐是1907年哥大毕业的德文博士，可能选择住在这里是基于他之前在哥大的学习和生活经验。而纽约大学德文系则派出系主任麦克劳斯（LawrenceA.McLouth）到清华大学任教一年，他们一家1920年7月26日从旧金山坐船出发去北京。
两个小朋友并不喜欢当时纽约人引以为傲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只想尽快回北京，他们恨不得用传说中的魔毯在5秒之内从纽约飞回紫禁城。在北京，满街都有人力车随时载客出门，这与纽约地铁车厢那样拥挤、令人窒息的气氛非常不同。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人力车的数量可能高达3.7万辆。
当时北京和纽约相比，人口并不算多。1920年11月出版的《电气铁路杂志》讨论了大纽约地区的人口和交通。当时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人口约为228万人，布鲁克林区人口超过201万，布朗克斯区超过73万，皇后区超过64万人。这么多人给纽约的公共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北京人口则少得多。甘博1921年出版的《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说，1917年民国政府调查时北京人口为81万1556人，远不如纽约、芝加哥、费城人多。而以全世界的首都而言，北京人口数量排第七。虽然没有1920年北京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当时北京人口显然不可能超过纽约。
与纽约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系统比起来，当时北京的交通相对较为落后。据《纽约时报》1921年1月9日报道，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在1920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负责的整个辖区包括北京、天津等城市，总人口约为800万，用于客运的小汽车只有约1000辆，卡车约30辆，多数为美国制造。而1921年2月27日《纽约时报》提供了1920年纽约州州务卿公布的统计数字，纽约州当时有68万2894辆车，其中12万5000辆为商用车。注册的客用车为52万4257辆。纽约市地区的客用车14万多辆，卡车5万多辆，通勤车2万6千多辆。
谭唐博士说自己虽在纽约出生、长大，但现在却特别喜欢在北京生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住房。如果是比较摩登的房子，在北京每月要付150--200美金，如果是比较糟糕的老式房子，则只需要付25至30美金。而当时清华每个教授都能分到教授宿舍区的一套房子，这是教授待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房子的屋顶是中国式的，而室内却非常现代化。当然，另一个好处是，在清华当教授可以雇用仆人帮助做家务。谭唐夫人说，“在纽约这儿，我没办法雇仆人。而在北京，我有5个人等着我回去。我付他们每人每月10美金，还不包吃。他们没人说英文，但这没关系，反正我们都说中文。”谭唐虽说是纽约人，本来是纽约人在北京，但他在北京生活多年后，变成了“北京人”，他们回纽约住一年，也就成了“美国北京人”在纽约了。
当时清华教授餐桌上的食物远比纽约地区一般美国家庭丰富多样。谭唐也告诉记者，北京不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城市，但面包和面条很多，又以烤鸭知名，还有各种美国人不知道的蔬菜。尽管北京城南100英里处便是饥荒区，但这个都城却靠周边一些农场的支持，食物供应毫无问题。裴瑞安特别提到北京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面条，还有柿子、柚子，以及其他好吃的东西，特别是竹笋、荸荠。他尤其喜欢烤鸭！
北京的生活让美国小朋友体会到一种异国文化气氛。裴瑞安说他在北京的奶妈会讲很多中国的鬼故事，特别是狐仙的传说。很多鬼都会变形，想变成啥样变成啥样。裴瑞安在北京也养成了集邮的习惯，他的中国朋友们实在太热衷于集邮和收集古钱。当时中国可能有700种邮票，而裴瑞安有至少250种。1920年秋裴瑞安回纽约，将他收集的2万张中国邮票卖给了一家邮票公司，却只赚了七点五美元。
虽然纽约作为一个国际大城市可以提供很好的教育和文化设施，但谭唐先生仍愿意带孩子回北京，因为他感到北京的美国高中生平均年龄比纽约要小，虽然北京的教育水平不比纽约高，但孩子们可以从比他们年长的孩子那儿得到额外的教育。当时北京大约有男女老幼700个美国人，其中有60个美国小孩都佩戴斐陶斐荣誉学会钥匙。在美国学校有大约7个俱乐部，兄弟会、姐妹会组织十分流行。
兄妹俩冬天在北京城外35英里远的美国寄宿学校念书，这家学校只收美国小孩，而他们附近有家传教士专门给中国小孩办的学校。两校之间经常举行体育比赛。中国人比较热衷于游泳和网球，也喜欢足球和篮球，但对橄榄球则趣味索然。周末和暑假兄妹俩常常呆在清华园教授宿舍。兄妹俩深深感到中国孩子没有娱乐。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出身上层社会的孩子多半很早便被大人强迫开始学习古典学问，使得他们没有一个放松、快乐的童年。在纽约呢，人山人海，每个人都急吼吼赶路，生活缺乏耐心。而中国生活节奏很慢，人人都比较从容，也很讲礼节。裴瑞安曾在116街地铁站为一位老者推着门，但老者并不领情。这让他感到也许在纽约大家没有耐心来注意礼貌。谭唐还提到中国人崇尚高雅，特别尊崇学问，也尊敬孩子。每个人都觉得对大街上无人看管的小孩负有责任。纽约过分追求效率，实际上牺牲了生活的优雅和闲适。中国因为有很强的儒学传统，这使得北京变成一座比华尔街和纽约各区更适合儿童的城市。
谭唐1925-1926年又从清华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做访问教授，1927年返回美国，任奥伯林学院德文教授。并介绍他在清华指导的德文学生陈铨到奥伯林学院学习。裴瑞安长大后成了美国现代图书馆学的重要学者，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学院院长。而艾琳诺后来进入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艺术史，在巴黎、维也纳游学，期间遇到也在欧洲学习的赖世和（EdwinO.Reischauer，1910-1990），两人在巴黎坠入爱河。后来赖世和成为美国现代日本学奠基人之一，长期在哈佛任教（1938-1942，1956-1961，1966-1981），曾担任驻日大使（1961-1966）。1955年艾琳诺病逝于麻省剑桥。
（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助理教授）
谭唐是北京清华大学德文教授，1920-1921学年，根据与纽约大学的合作协议，从清华大学来到纽约大学任教一学年。他们一家1920年7月14日到达旧金山，从这儿转往纽约，住在西118街430号。这里距哥伦比亚大学很近，谭唐是1907年哥大毕业的德文博士，可能选择住在这里是基于他之前在哥大的学习和生活经验。而纽约大学德文系则派出系主任麦克劳斯（LawrenceA.McLouth）到清华大学任教一年，他们一家1920年7月26日从旧金山坐船出发去北京。
两个小朋友并不喜欢当时纽约人引以为傲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只想尽快回北京，他们恨不得用传说中的魔毯在5秒之内从纽约飞回紫禁城。在北京，满街都有人力车随时载客出门，这与纽约地铁车厢那样拥挤、令人窒息的气氛非常不同。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人力车的数量可能高达3.7万辆。
当时北京和纽约相比，人口并不算多。1920年11月出版的《电气铁路杂志》讨论了大纽约地区的人口和交通。当时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人口约为228万人，布鲁克林区人口超过201万，布朗克斯区超过73万，皇后区超过64万人。这么多人给纽约的公共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北京人口则少得多。甘博1921年出版的《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说，1917年民国政府调查时北京人口为81万1556人，远不如纽约、芝加哥、费城人多。而以全世界的首都而言，北京人口数量排第七。虽然没有1920年北京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当时北京人口显然不可能超过纽约。
与纽约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系统比起来，当时北京的交通相对较为落后。据《纽约时报》1921年1月9日报道，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在1920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负责的整个辖区包括北京、天津等城市，总人口约为800万，用于客运的小汽车只有约1000辆，卡车约30辆，多数为美国制造。而1921年2月27日《纽约时报》提供了1920年纽约州州务卿公布的统计数字，纽约州当时有68万2894辆车，其中12万5000辆为商用车。注册的客用车为52万4257辆。纽约市地区的客用车14万多辆，卡车5万多辆，通勤车2万6千多辆。
谭唐博士说自己虽在纽约出生、长大，但现在却特别喜欢在北京生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住房。如果是比较摩登的房子，在北京每月要付150--200美金，如果是比较糟糕的老式房子，则只需要付25至30美金。而当时清华每个教授都能分到教授宿舍区的一套房子，这是教授待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房子的屋顶是中国式的，而室内却非常现代化。当然，另一个好处是，在清华当教授可以雇用仆人帮助做家务。谭唐夫人说，“在纽约这儿，我没办法雇仆人。而在北京，我有5个人等着我回去。我付他们每人每月10美金，还不包吃。他们没人说英文，但这没关系，反正我们都说中文。”谭唐虽说是纽约人，本来是纽约人在北京，但他在北京生活多年后，变成了“北京人”，他们回纽约住一年，也就成了“美国北京人”在纽约了。
当时清华教授餐桌上的食物远比纽约地区一般美国家庭丰富多样。谭唐也告诉记者，北京不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城市，但面包和面条很多，又以烤鸭知名，还有各种美国人不知道的蔬菜。尽管北京城南100英里处便是饥荒区，但这个都城却靠周边一些农场的支持，食物供应毫无问题。裴瑞安特别提到北京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面条，还有柿子、柚子，以及其他好吃的东西，特别是竹笋、荸荠。他尤其喜欢烤鸭！
北京的生活让美国小朋友体会到一种异国文化气氛。裴瑞安说他在北京的奶妈会讲很多中国的鬼故事，特别是狐仙的传说。很多鬼都会变形，想变成啥样变成啥样。裴瑞安在北京也养成了集邮的习惯，他的中国朋友们实在太热衷于集邮和收集古钱。当时中国可能有700种邮票，而裴瑞安有至少250种。1920年秋裴瑞安回纽约，将他收集的2万张中国邮票卖给了一家邮票公司，却只赚了七点五美元。
虽然纽约作为一个国际大城市可以提供很好的教育和文化设施，但谭唐先生仍愿意带孩子回北京，因为他感到北京的美国高中生平均年龄比纽约要小，虽然北京的教育水平不比纽约高，但孩子们可以从比他们年长的孩子那儿得到额外的教育。当时北京大约有男女老幼700个美国人，其中有60个美国小孩都佩戴斐陶斐荣誉学会钥匙。在美国学校有大约7个俱乐部，兄弟会、姐妹会组织十分流行。
兄妹俩冬天在北京城外35英里远的美国寄宿学校念书，这家学校只收美国小孩，而他们附近有家传教士专门给中国小孩办的学校。两校之间经常举行体育比赛。中国人比较热衷于游泳和网球，也喜欢足球和篮球，但对橄榄球则趣味索然。周末和暑假兄妹俩常常呆在清华园教授宿舍。兄妹俩深深感到中国孩子没有娱乐。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出身上层社会的孩子多半很早便被大人强迫开始学习古典学问，使得他们没有一个放松、快乐的童年。在纽约呢，人山人海，每个人都急吼吼赶路，生活缺乏耐心。而中国生活节奏很慢，人人都比较从容，也很讲礼节。裴瑞安曾在116街地铁站为一位老者推着门，但老者并不领情。这让他感到也许在纽约大家没有耐心来注意礼貌。谭唐还提到中国人崇尚高雅，特别尊崇学问，也尊敬孩子。每个人都觉得对大街上无人看管的小孩负有责任。纽约过分追求效率，实际上牺牲了生活的优雅和闲适。中国因为有很强的儒学传统，这使得北京变成一座比华尔街和纽约各区更适合儿童的城市。
谭唐1925-1926年又从清华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做访问教授，1927年返回美国，任奥伯林学院德文教授。并介绍他在清华指导的德文学生陈铨到奥伯林学院学习。裴瑞安长大后成了美国现代图书馆学的重要学者，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学院院长。而艾琳诺后来进入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艺术史，在巴黎、维也纳游学，期间遇到也在欧洲学习的赖世和（EdwinO.Reischauer，1910-1990），两人在巴黎坠入爱河。后来赖世和成为美国现代日本学奠基人之一，长期在哈佛任教（1938-1942，1956-1961，1966-1981），曾担任驻日大使（1961-1966）。1955年艾琳诺病逝于麻省剑桥。
（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