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选粹
上海文化的三重构造
“上海都市文化经历了极其深刻、复杂的变迁，在看似断裂的历史中又存在着不易抹去的连续性。革命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当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全部，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仍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也是上海文化区别于其他城市文化的根本所在。”
就上海都市文化而言，1949年以后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多元文化的退隐与革命文化的一枝独秀。退隐并不意味着消失，作为一种文化的隐性构造，先前由江南文化与欧美文化融汇而成的上海都市文化依然执拗、曲折地存在于上海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并且使革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多元文化的摇篮
上海曾经是多元文化的摇篮，在人口、制度、教育、宗教、民族、语言、报刊、饮食、服饰、建筑风格和娱乐方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多元。晚清的时候，时人对上海的多元并存就已有极深切的感受。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到了1920至1930年代更展现出一种“世界主义”，凡世界上流行的学理、思潮、流派、风格，上海都有回响和呼应。
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文化大都市，当年的上海都市文化不仅对中国内地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即迅速发展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和传播中心。这里集中了全国最早、最多的中外文报刊，最多、最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最初都是在这里出版发行的。至于从西方传来的新闻纸、马戏、魔术、照相，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电车，西装、咖啡、啤酒、公历、星期作息制度、文明结婚、妇女参加社交、图书馆、博物馆，一直到三权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公司制度等等，无不率先在上海落户、生根，然后逐渐传播到内地。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艺术中心，美术、话剧、电影、戏曲、音乐、绘画、舞蹈、唱片等均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已经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并驾齐驱。美国学者白鲁恂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
上海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全方位的开放。上海也因此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全国的18个行省，而且来自世界各地。据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1885年至1935年的上海人口统计资料，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仅占15%，非本地籍占85%。其中国内移民以江浙移民人数最多；国际移民则来自英、法、美、日、俄等58个国家和地区，最多时达15万人，大约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三四个外国人。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带来了文化来源的多元性，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又导致文化的宽容性，上海因此而成为多元文化的摇篮。
上海文化强势崛起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上的巨大包容性。单就小说曲艺而言，在这里，讽刺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演义小说，持续盛行；京剧、新剧、电影、沪剧、越剧、淮剧等各种地方戏，外国马戏、杂耍、魔术，争奇斗艳，各显神采。正是在这种开放与包容之中，上海孕育并展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襟怀与文化气度，弥散在上海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并铸就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象和格局。
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或革命文化取代了开埠以来逐渐形成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上海由此步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
革命文化的异军突起
革命文化并非突然出现在上海。早在1920年代以后，在全球文化的激进化和中国革命凯歌行进的氛围中，革命文化就已在上海蓬然兴起，并成为上海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种活跃的力量。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多元化的一个都市，正是这种多元的城市格局，为革命文化在上海的孕育与繁衍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且，上海贫富差距悬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边缘社会阶层，为“贫者”代言的党也比较容易找到同盟者。另一方面，由于上海与世界的联系紧密，特别易受国际思潮的影响。1920年代以后，上海文化越来越激进化，显然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激进思潮有关。夏衍在回顾1930年代上海的左翼思潮时曾分析道：“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欧洲、日本都处于极左思潮泛滥之中，苏联文艺界有一个‘拉普’，日本文艺界有个‘纳普’，后期创造社同人和我们这些人刚从日本回来，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一些左倾机会主义的福本主义的影响。”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逐步升级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的一系列施政政策使不少激进青年倍感压抑和失望，更强化了上海文化界左翼化的趋势。抗战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激进主义的声势，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以及由战争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局势的急遽恶化，使上海文化界人士特别是激进青年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非常自然地把与国民党对峙的共产党看作是另一种希望。从这个角度看，远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之前，革命文化就已开始取得了某种优势。但是，即使是这样，基于上海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城市，革命文化并未取得主导性的地位。
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迅速由一个党派的文化变为全国性的文化。“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化取得了主宰地位。作为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融合的产物，近代上海都市文化不断地成了被清理和被批判的对象。当然，近代上海的妓女、帮会、流氓和买办等非主流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有效清除。
即使是在这场文化的急风暴雨席卷下，上海文化本身深厚的历史积淀，仍然在曲折地、顽强地表现自我。甚至是革命文化，其展现方式和表现形态也与其他城市不完全相同。譬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曾对“文革”时期的上海和北京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比较，指出“就‘文革’的全过程和主要面貌而言，上海是相对比较平稳和温和的”。
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心之一，却在风暴中维持一定的秩序，这正是上海的特点所在。上海这种消解暴力和平抑混乱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我认为，这种力量主要来自上海文化的三重构造。如果说革命文化是当代上海都市文化的显性构造，那么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在革命文化的挤兑下则变成了一种隐性构造。
隐退的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
开埠前上海所在的文化区域属于江南文化圈内，当时江南的文化中心在苏州和杭州等中心城市，上海处于“慕苏、扬余风”的边缘地带。江南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最精华的区域，
经济上是朝廷的“财赋之区”，文化上是备受瞩目的“科甲之乡”。前近代时期的江南地区不仅是中国最富庶与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乾隆皇帝既为江南吸引，又不失时机地刻意予以贬抑。他的这种心理，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表述为：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
在统治者对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暧昧态度背后，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在社会经济和人文传统方面所具有的超强的辐射能力。上海处于江南的边缘，王韬就曾指出：“海滨之民，气质刚劲，举止率卤，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但毕竟同属江南文化圈中，不免受到江南文化的熏染。所以同样是滨海之民，上海人与广东人、福建人无论在性格还是对外的态度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给一些早期来华的外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上海）华洋商人友好无间，非如粤埠华洋人民积有芥蒂”。
这至少说明，前近代上海文化已具备某些现代性。前近代的上海具有多元、兼容的内在属性，使上海人较易于接受环境的变迁，对新情势的适应性亦较大，明显有别于内地人或沿海其他城市居民。上海社会的特质及上海人开放外向性的心态，不仅是前近代上海社会演进的强大动力，也是尔后上海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在基因。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埠之初来华的外国人在广州和上海两个通商口岸会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在五口通商时代会异军突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外向性与开放的心态之外，对近代乃至当代上海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是上海以及江南地区文化的另一些特质：一是市场意识的发达，二是市民意识的萌蘖。前近代时期江南地区工商业的繁荣、商帮的活跃和区域市场网络的拓展，都是其他区域难以颉颃的，至于上海，原本就是借着“通海之利”而崛起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经济的多样化，以及国家的财政订货，强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市场关系的发展。从经济多样化角度看，前近代江南的一些地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由此形成的市场，已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活市场。市场关系网络的拓展，一方面使江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亦使江南人比较普遍地具有相当浓厚的市场意识。与市场关系网络的拓展相对应的，是明清江南地区城镇的勃兴。而城镇的勃兴又势必推动了市民意识的萌蘖。所有这些都表明，明清江南地区实际上已呈现出异乎其他区域的发展格局和态势，这种发展格局与态势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若不是受制于帝国时代的制度结构的制约，江南地区已具备导向近代发展的某种可能性，而江南文化的这些特质也为近代上海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某种有利的因素。
开埠后，特别是太平军扫荡江南后，上海迅速取代苏、杭等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江南中心城市的位移过程，也就是人才、财富和文化的位移过程。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国内移民中，江南移民人数最多，其中又以江苏、浙江为最。当代上海市民的主体乃是江南移民后代，作为文化移动的主要载体，移民的籍贯构成显示出江南文化在上海文化构造中的特殊位置。
上海都市文化另一重构造是欧美文化。深受西方影响无疑是近代上海显著的特征。“以洋为尚”早在道光末年就已初露端倪，随着租界的开放与繁荣，这种现象更扩展到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说在中西交冲之初上海人对西事西物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拒心理的话，那么随着崇洋心理的形成，上海人对欧美文化的态度亦逐渐由排拒转变而为自觉认同与接受，“洋”字在近代上海人的心目中成了最具魔力的字眼。
上海人对欧美文化的认同与接受，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欧美文化的向往与追求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就已出现了夜校和外语培训班。此后，上海的外语热一直长盛不衰。由于上海在中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涉外行业比较集中，而且薪水优厚，上海持续升温的外语热与职业选择上的考量有关。但当北京等地为新创办的洋务学堂的生源稀缺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上海的富商、仕宦人家已开始竞相让自己的子弟接受西洋教育。这就不仅仅是利益与成本的考量，而是自觉的向往与追求了。
1949年以后，“崇洋”变成了“媚外”的代名词，上海人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不得不退藏于密。但上海人仍与海外世界保持密切联系。上海有大量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和外籍华侨，这些人在海外的亲属分布在世界六大洲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后，一批又一批上海人沿着海外关系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上海人对西方的向往，在婚姻观念中也有所体现。与广东人的“涉外婚姻”主要以港澳台为基本取向不同，上海人的“涉外婚姻”以日本和欧美为主要流向。当然，欧美文化对上海人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心态与行为文明的型塑上。上海人遵守规则、尊重规范，都直接来源于欧美的制度文化，并且至今仍在对上海的市政管理和社会秩序发挥积极影响。在当代上海人的意识深处，对西方文化始终有一种亲近感。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潜隐的向往和亲近，便很快鲜活起来，为上海在1990年代以来的大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动力。当代上海人开放的心态和世界的意识，应当说与欧美文化在上海人心中的历史积淀不无关系。
虽然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在革命文化兴起时逐渐退隐，但退隐并不意味着消失，作为上海都市文化的隐性构造，它们依然存在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并在与革命文化的复杂互动中，顽强、曲折地展示自己的逻辑和力量。上海都市文化经历了极其深刻、复杂的变迁，在看似断裂的历史中又存在着不易抹去的连续性。革命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当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全部，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仍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也是上海文化区别于其他城市文化的根本所在。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