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从生活的海洋里获得更多滋养

    杨扬（文艺评论家）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当时的文学现实和国内外政局，对文学艺术提出了不少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这些意见和要求，后来曾征求过当时文学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意见，其中郭沫若的意见，被毛主席高度认可，视为知音。郭沫若认为，《讲话》精神“有经有权”，经是经常性的道理，权是权宜之计。参与过《讲话》整理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在晚年发表的《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文中，认为《讲话》最基本的精神，体现为一点，这就是强调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与其他领域的精神生产活动相比较，文学艺术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更加突出和重要。我们从文学史经验中不难发现，那些优秀作家的文学创作，大都经历了坎坷的生活磨难。正是有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阅历，才使得作家、艺术家对社会人生有了深刻的体会和领悟。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很多学者也体会到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关系的重要性，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说法，不仅得到了作家、艺术家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文学史研究者的认同。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文中，引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一长段论述。钱钟书先生用宋代诗歌创作经验证明，在解决文学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问题上，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说法，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最具本源性的东西。任何违背了这一精神的文学创作，都将陷于主观臆造和空虚萎顿的风尚之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深懂得文学艺术的创作特点，毛主席本人喜爱中国的传统艺术，写诗填词，深有心得，他还喜欢与作家、艺术家交朋友，从中获益。从《毛泽东书信选》等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就有10封之多。其他像丁玲、艾青等文学家都曾有与毛主席当面交流的机会，这些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讲话》精神的提炼和形成，有经有权，它既是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长期思考的结果，也与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有关。《讲话》发表后，影响了一大批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出现了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有才板话》等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也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丁玲现象”、“何其芳现象”和“赵树理现象”。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各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它不仅考验着作家、艺术家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胆魄，也考验着作家、艺术家的智慧和才能。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曾提到，自己写小说时，小说还算不得文学，他也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只是想利用小说，来改良社会。小说在鲁迅手中是通往生活的桥梁，通过他的作品，很多人认识了中国社会现实，也激发起改造社会现实的勇气和信心。
　　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依然重要。我们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体制的创新发展，让我们这个社会呈现出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时代特色。在经济强势的社会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文学艺术为代表的人文价值，是我们这个时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不可空缺的重要环节。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这个日子里，我们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文学创作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也更加迫切地感受到作家、艺术家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不辱使命，贡献优秀作品，新世纪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也将会在更加开阔的文化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