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茅盾昆仲

钟桂松
　　上世纪二十年代，泰戈尔的访华引起了文化圈的一阵喧哗。无数人赞誉之，但也有人在一片狂热崇拜的气氛中保持着警觉，茅盾与其胞弟就在欢迎泰戈尔的同时，保有一分独到的清醒。在陆续发文中，茅盾提出“相对欢迎”的口号和理由：“我们也相对地欢迎泰戈尔。但是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为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冥想云浮安慰的泰戈尔；我们所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底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泰戈尔！”
　　
一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泰戈尔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船出发，开始他的首次中国之行，四月十二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受到上海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团体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张君劢、郑振铎、徐志摩等亲自到码头欢迎这位巨人。泰戈尔第一次到中国，且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和爱戴，他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所以，他去各处演讲缅怀中印友谊的同时，也大力宣传他的“东方文化”，宣扬他的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主义。泰戈尔这种为世界和平行动奔波的精神泛爱的思想，引起当时中共中央以及一些年轻同志的警觉，茅盾（沈雁冰）晚年回忆，当时“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劝，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于是茅盾与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等中共精英，挥戈上阵，写出了在当时一片欢呼声中不一样的文章。其中，茅盾与其胞弟沈泽民分别在《民国日报》《觉悟》《学生杂志》《中国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泰戈尔的思想作了尖锐、深刻的批评和分析。
　　其实，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在泰戈尔没有到访中国之前的一九二三年九月，就发表了《太戈尔之生涯与思想》一文，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从文章里也可以看出，当初沈泽民对泰戈尔是作了一番研究的，因为半年后泰戈尔将来中国访问，所以在舆论预热过程中，中共已经注意到泰戈尔的泛爱主义思想会影响到中国知识界，所以中共青年理论家沈泽民首先发文介绍泰戈尔。
　　还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泰戈尔将接受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消息传出以后，中国欢迎的舆论此起彼伏。中国文化知识界欢呼雀跃，郑振铎也是泰戈尔的粉丝，他主持的《小说月报》出版《泰戈尔号》上、下卷，郑振铎写了《欢迎太戈尔》，徐志摩写了《泰山日出》《太戈尔来华》《太戈尔来华的确期》；还有研究泰戈尔的如郑振铎的《太戈尔传》，王统照的《太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周越然的《给我力量》，得一的《太戈尔家乘》，樊仲云的《音乐家的太戈尔》等等。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热田丸到了上海汇山码头。自然，这是一个比今天天王明星的粉丝还要热烈的一次欢迎盛会，是知识界粉丝的热烈到顶点的欢迎，这些年轻粉丝的热烈程度，有的到了崇拜得五体投地，也有的到了泰戈尔思想全盘接收的程度。年轻徐志摩更是到了如醉似痴的程度，写信时称泰戈尔为“戈爹”，甚至因为陪着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而激动得躲在海棠花下做了一个通宵的诗，激动得有些狂热了。
　　四月十四日，泰戈尔在徐志摩、瞿菊农等粉丝们的陪伴下，到杭州西湖欣赏湖光山色了。这一天，中共年轻的理论家茅盾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对于泰戈尔的希望》一文，表明自己崇敬但不迷信的立场，不指名地批评欢迎泰戈尔时的那种狂热，尤其是泰戈尔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里，高唱东方文化，在茅盾看来有点“诵五经退贼兵”的味道。他说：
　　我们也是敬重泰戈尔的：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
　　此时的茅盾不仅仅是一个青年编辑，而已经是一个加入中共的革命者，年轻的茅盾向来对社会热点能够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不会成为某位明星的狂热的粉丝。所以在这篇文章里，茅盾提出“相对欢迎”的口号和理由：
　　所以我们也相对地欢迎泰戈尔。但是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为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云浮安慰的泰戈尔；我们所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底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泰戈尔！
　　我们认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底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亦惟有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正怀疑得很。
　　这便是我们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之泰戈尔的理由。
　　我们又以为中国青年底思想本就太蹈空，行为本就太不切实，意志就太脆弱，他们本就只想闭了眼睛任凭身坐荆棘而专求其所谓灵的乐园，希望躲在里头陶醉一会：我们极不赞成再从而变本加厉，把青年思想引到“空灵”一方面，再玩起什么“无所为而为”的把戏。
　　这便是我们不欢迎专造灵的乐园让我们底青年去陶醉之泰戈尔的理由。
　　
二
　　茅盾这样冷静的批评是深刻的，也是中肯的。无疑是当时一片狂热崇拜中的一副清新剂。
　　泰戈尔到达北京，北京火车站鞭炮齐鸣，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等各界名流到火车站热烈欢迎，泰戈尔这位世界大师，成为新派旧派争相攀附的一尊“神”，梁启超在欢迎泰戈尔时，将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着实让人肉麻，而年轻的徐志摩与泰戈尔“老戈爹、老戈爹”的亲热让其他年轻人感到浑身不自然。所以，当时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泰戈尔访华，对这些现象很不以为然，说泰戈尔访华“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意气”。革命家陈独秀当时还在领导着中共，他对泰戈尔来华宣扬他的东方文化有点恨恨不已。在文章中说：“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啊！”
　　泰戈尔在上海、北京演讲之后，茅盾发表了《泰戈尔东方文化》一文，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分别对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提出批评。他说：“太戈尔在上海演讲的是《东方文化之危机》。这次讲演，他只反复警告中国人不该舍弃了自己可宝贵的文化去接受那无价值的丑恶的西方文化；究竟我们的可贵的东方文化是什么，他简直没有提起。他大声疾言西方式的工厂，把中国可爱的田野之美毁灭了；难道田野之美就是东方文化么？西方的‘望乡愁’的诗人，曾把丑恶的都市蚕食美丽的田野作为诗料，做了些很好的诗，可知田野之美亦西方所固有，太戈尔替我们痛惜的事，西方也已经发生过：如依太戈尔的话，便是西方本来也有东方文化而早被西方文化毁灭了：请问这话合理么？太戈尔又极力反对西方的组织、方法、能率、速度……等等，难道这引起东西真是毒蛇猛虎么？难道原始人的粗陋简单弛缓的生活真是人生的极则么？我觉得太戈尔在商务书馆图书资料大会堂的讲台上，的确做了一首很好的抒情诗，只可惜这首攻击西方文化拥护东方文化的抒情诗里，既不曾明白说出东方文化是什么，也没有指明什么是西方文化。”
　　至于茅盾称泰戈尔宣扬的“东方文化”因为没有实质内容，讥为“卖野人头”是“空空洞洞地咨嗟咏叹，弄他私人的狡狯”。显然已经有点青年革命家的激情了。
　　
三
　　今天看来，当年不仅茅盾的批评是深刻的说理的，而茅盾胞弟沈泽民对来中国后的泰戈尔的批评却是尖锐的。他在《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中对泰戈尔的“冥想”作了深入透彻地剖析，认为泰戈尔“他不曾晓得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还有“他根本抱定一个神的观念不肯丢开，以至误认精神可以脱离物质的条件而单独发展”。沈泽民继续写道，“我们可说太戈尔实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了，他是印度的一个顽固派。纵不是辜鸿铭、康有为一类老顽固，也必是印度的一个顽固派党的人物。太戈尔不是没有他的价值，他的诗是我所爱读的，他的小说也有他的魔力，他的散文可以卓然成立一派。他的人格也一定比梁启超张君劢等辈高出万万。只是他的思想实在是中国青年前途的一大障碍。”这口气就有点陈独秀味道了。显然，当时已全身心投入中共革命活动的沈泽民，锐利的文笔中，透出一个先进分子的思想。
　　泰戈尔一九二四年到北京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时间，世事沧桑，天翻地覆，在二O一一年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热潮中，与当年泰戈尔首次访华相比，多了一些理解多了一些理性，而对当年粉丝们的热烈的追捧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像今天那些小青年崇拜“超级女声”的狂热，也有点像崇拜港台名星的执着，只不过当年的崇拜的对象是真正的世界级大师而崇拜者如徐志摩等都是知识界，文学界的翘楚。而当年挥笔批评泰戈尔访华时传播东方文化思想和访华时国内出现的种种现象的那些人，同样也不是等闲之辈，尤其今天重新研读茅盾昆仲在泰戈尔访华时发表的文章，虽然当年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文笔和思想及价值至今仍比当年颂扬泰戈尔的那些文章更有传世价值。
　　（刊于《悦读》第26期，21世纪出版社201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