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华文明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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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代正处在一个文明转折时期，就是我们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有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才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向新文明转折的真正可能。也就是说当下社会，正要从一个残破的农村文明和畸形的城市文明相混合的这种文明形态，发展到以工业和科学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时代的新文明时期。现在中国很多现实问题，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经说不清楚了，因为很多我们所熟知的属于“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元素都消失了。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当下的社会以及未来发展，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叙述它，或者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语言谱系梳理它，从而给我们民族以清醒的认识？用既往的“主义”，不管是哪个主义：“新民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基本上很难说清楚。我觉得如果说不清楚，我们不妨把“主义”的谱系放下，从文明发展的意义上来审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当下就面临着一个向新的文明转折的历史时代。而在中国历史上，现在是第三次大转折时期。
　　如果我们的文明史是5000年的话，第一次文明转折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时期。大禹治水之后就是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开始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国家形态。这是我们从散漫的远古社会迈入国家文明的第一次文明大转折。第二次文明转折从夏到秦，历经春秋战国五六百年，秦帝国最终从分治的国家文明发展到、跨越到统一的国家文明，即：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第二次大的历史跨越。此后，经过2000多年一直到清末的鸦片战争，从汉武帝时代，或者从秦灭亡之后开始，我们的文明一直是处于地平线式、涌动式的发展。在这2000多年里面，虽然我们也有过很多技术性的突破、局部的突破，但是在文明整体意义上，以国家制度为核心、以政治文明为中心的文明的整体跨越，再也没有出现，即大的文明创造再也没有出现。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统一文明强国的历史传统所赋予我们民族的生命力之强盛，但另外一个意义上也说明了我们文明的创造力越来越衰弱。因为在前30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民族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其中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当下的存在是合理的，具有真理性，往前走大体上没有什么必要。这正是因为文明创造意识率领着这个民族，它的创造力非常强，所以使民族不断攀向新的文明高峰。但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面，我们仍然一直延续，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以统一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为借口，来否认或者否定我们民族这2000多年创造性不断降低，这应该是不太妥当的。
　　经过这2000多年之后，我们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头。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从近代史开始到目前快200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我们的民族都在不断努力试图解决一系列的救亡问题：先是救亡图存，后来梳理推翻帝制以后的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我们不断的梳理、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寻求革命，一直到40年代之后我们才开始安定下来，但我们仍然面临着解决温饱的问题，解决经济、民生的问题。在当时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中国不能真正冷静地面对世界，审视世界也审视自身。只有在改革开放后30年，当中国的经济真正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一个相对高的历史水准时，中国人才能开始平和地审视世界，才能开始重新审视我们以前绕过去的那些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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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以来，有关中国文明一直有两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非秦”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评价秦的问题；另外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尊孔”。一个“非秦”，一个“尊孔”，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文明史的最基本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先把“尊孔”和如何评价儒家的问题放下，来重新审视秦文明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文明地位。
　　从“五四”以来，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我们认识得已经非常清楚，但在近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因为直到“文革”结束，我们老是采取政治化、简单化、运动化、阶级斗争化的方式来审视中国文明史，始终不能合理解释中国文明，始终不能客观全面地去对待它。比如最典型的如何对待儒家的问题，“五四”运动时，当中国面临救亡图存时，我们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此后100多年里所有进步的思想家、所有革命的思想家、所有负责任的思想家，他们都反对儒家，反对独尊孔子。从“五四”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始终没有变化。从现在我们民族所能达到的反思的高度来说，“五四”以来我们在将近200年中对待儒家的这种态度是偏颇的。尽管儒家是一个保守主义学派，它是内敛的，但是2000多年以来它也给我们积淀了另外的产品，也有一些优秀的方面需要我们去继承，问题是我们必须反对对它的独尊。
　　我们中华民族，在它的根基时代，我们民族的思想也好、文明也好，从来是多元化发展的。但是从汉武帝开始我们摒弃了多元化的思想根基，只选择了其中一家作为独尊的神主来供奉。我们的思想宝库，就是我们民族在原点时代，及其后来所创造的所有的思想文明财富。在这个宝库里，任何一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思想采取宗教式的独尊，这就远离了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眼下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分裂：一方面，对待西方思想时，崇尚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对待继承国内历史文化遗产时，又主张独尊儒家。这种无意识的鸿沟实际上是我们永远不能克服我们文明中的弊端，走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民主有一个最大的基础，就是它历来都是建立在多元化的文明和文化的基础上。不习惯多元的人永远都不可能走向民主，因为民主是社会各方妥协和商议的结果。
　　正是因为此前100多年，我们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儒家的不正确态度，使目前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因此，由于新儒家的鼓吹，我们目前达到重新独尊儒家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本身就说明了一种奇特而尴尬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基础就是我们既不能够正确对待我们的文明历史，又不能正确评价我们的文明坐标，也不能正确对待以往树立的唯一的坐标——儒家。对待儒家，我们可以说一句概括性的话：我们只反对独尊，不反对它思想体系中合理的东西。我们认为儒家应该回归到它的本位去，就是回归到诸子百家里面去，回归到所有的我们多元化的文明里面去，回归到森林一样的原点体系里，蓬勃生长，一起构成我们的根基。儒家只要回归到了这样的历史地位，那么对我们民族文明根基的深刻的清理和全面的重读、重写、重新认定，就非常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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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对中国文明史进行了虽说是简单化但也是相对深入的思考，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研究著作成果，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史学界、人文学界把历史作为文明史来研究的意识还远远没有确立。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什么？是具体事件的记载、整理、考据或者地下发掘。我们中国人史料之丰富，对5000年来历史事件记载之详细程度无疑是世界之最，但是我们把历史作为文明史去研究的意识却最为淡薄，甚至没有出现一部真正的文明史的著作或者历史哲学著作，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宋代以后，我们所有的历史学研究都进入考据主义、技术型，所以直到现在为止中国整个人文学界，当然理工科除外，它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断代研究、事件研究、具体的人物研究、具体的思想研究。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两大人群：一类是研究历史，就是读史的人；一类是读经的人。读史的人就研究断代史，研究中国通史的人等等，他们只注重事件及其连接性的叙述。读经的人只注重于自己所研究的某一家，他们只以自己研究的那一个人的论述来研究历史。但是如果你不研究、不读大量的、其他的文献，不确立一种新的理念来审视历史，不对那个时代有一个综合性的、总体性的认识，不把这些人物融入那个时代的风云里面去，这样的人物怎么能生动起来、丰满起来呢？回顾整个人文学界对社会的认识也恰恰是这样。因为读经的人只根据经去理解历史，读史的人只根据事件的串联去认识历史。中国的文学界缺乏一批人站起来、直起腰来、抬起头来、站在高杆文明的视野上来总体研究我们的文明，分析我们的文明史。我们缺乏这样的人，也缺乏这样的著作。
　　因此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法。我曾经说到这一基本问题：我们要为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这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而是说我们对文明史的最大坐标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充满了问题人物、问题事件，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历史共识。俄国对彼得大帝，美国对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基本是没有社会争议的，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创造时期、发展时期最大的历史坐标。但是我们呢？在中国说秦始皇是我们统一文明正源的坐标，有多少人承认？说孔子、儒家是我们唯一的、重大的文明历史坐标吗？显然也是有争议的，而且争议已经越来越多。这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人，以及包括社会分歧等等，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一直没有锤炼出我们民族，我们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我们民族，中国文明它的核心价值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对世界没有一个说法。因此我们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外交场所往往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从研究的意义上认真去总结，很多东西都恰恰隐藏于现实之中，比如我说一个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民族的大公思想。
　　我们民族政治文明中有一个最大的基本理念，核心价值观，就是大公理念，大公理念《吕氏春秋》里说得非常清楚。孙中山在民国时代曾经把这个理念写成四个字——天下为公。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理念，但是我们没有把它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遗产，也没有分析它在各个时代都有哪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研究历史，中外历史一对比都常常会有自卑情结，说我们中国古代社会没有民主的元素，没有民主社会的根基，协商社会的根基。我可以说，只要认真分析，我们未必没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比如中国在夏、商、周三代跨入国家时代以前，我们有最为古老的禅让制。禅让制是最高权力的民主推举，不是后来社会直选的方式，而是以民心酝酿为基础，以民心走向为根基，通过最高令选方式把权力传承给别人。问题是我们审视一个民族的文明，永远要从最基本面去看：社会实践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历史实践发展的最终呈现物是什么？
　　在我们民族远古的根基方面，不是像现在说的我们没有往前走的良好的根基，比如说民主制我们有禅让制，我们有大公理念，我们有最基本天下为公的理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理念难道是空生出来的吗？“人民”的概念是春秋战国时就有的，不是我们偷来的发明，不是像有人说的近代时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在先秦时代就有“人民”这样的理念，而且在多种文献里面都有多种表现，比方说民心是什么？人民是什么？天下是什么？大公是什么？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和政治上的大公理念是我们政治文明中及其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我们要将这些东西进行完善的总结。我们文明话语权缺失的最核心方面表现在我们对中国文明的价值观没有一二三四若干领域的清晰地说明和认识。简单举例子说，我们在外交场合碰到很多重大的国际争端，我们第一申明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利益，这是我们外交语言的第一程式化的话语。为什么我们面对世界不能坦荡地说：国家的利益我们当然是要捍卫的，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实现我们的相关利益，只不过在实现相关利益的同时，我们还要维护某一些普遍的价值，比如说公平、正义这些原则。就正义来说不侵略，就公平来说平等交易等等，只要符合这些原则，我们争取自己的利益，公开申明自己国家的利益有什么不可的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利益老不说出来，永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利益，让人觉得中国人很难对话，你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我们思维方式确实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