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当前文化生活的繁荣与歧义——当前，真正缺少的是什么？

    现代人有更多的选择性，打开电视机，有10套、50套，甚至200多套节目供你挑选；到书店里去，10万种，几十万种书摆在那儿供你挑选；上到网络上，有无数的信息等着你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相对比较权威的评估呢，有没有一个这样强有力的评估体系或评估系统呢，在美国如果你找穷极无聊的作品，多了，但美国仍然有他自己的权威。比如说《纽约时报》，它的剧评、影评都非常厉害。1982年，我曾经在康州访问过亚瑟·米勒，他写过非常著名的《推销员之死》。当时别人告诉我，他有个新戏要上演，然后就向亚瑟·米勒祝贺。但是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到现在为止，这个《纽约时报》剧评还没有表态，我很担心我的戏上演很可能达不到预期。后来果然是这样，据说，还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作品。堂堂的亚瑟·米勒他在乎，非常在乎权威评论的反应。美国有普利策奖，这个奖一般是由美国总统颁发的。日本也是一个非常讲市场的国家，但是日本有芥川龙之介奖，它是由天皇来颁发的。大江健三郎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日本天皇要给他补一个芥川龙之介奖，但大江健很牛，拒绝接受，说我得这个奖跟天皇没有任何关系。法国有龚古尔文学奖。他们就是有一种“既和市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但又不敌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评估体系，或者是奖项。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儿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没有好作品，有好作品也发现不了，我可以不客气地说。那么多作品，你怎么看呢，累死你，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工作，我们现在甚至也没有人做这个检查我们精神产品里面的三聚氰胺的工作。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书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后我们上课也改成了微博体，每节课15秒钟，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法想象的。所以，如何在当前这个我称之为文化泛漫、文化大量、广大公众参与的环境中，仍然有这种沙里淘金的工作，仍然有这种权威的机构对它进行评估，对它进行选择，同样也能够对那些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进行汰劣择优，我们现在碰到非常复杂的状况，而且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