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杨绛的百岁风华

    2011年7月17日，我国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将在北京三里河寓所迎来自己的第一百个生日。

　　郑土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和杨绛是多年的同事，二人相识近半个世纪。杨绛退休后，郑土生时不时去三里河探望，把她的信件、借的书、所里分发的物品捎过去。郑土生业余爱好写诗，退休后已有诗作百首。杨绛百岁生日前夕，郑土生携新作《寿星颂》登门献诗。笔者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所的博士生有幸随访。

　　屋内的陈设简朴依旧，水泥地板，素墙四面，悬挂着几幅古字画。杨绛听到响声，手里拿着助听器从书房走出来，步履轻捷。她身着淡蓝与纯白相间的条纹衬衣，蓝白小方格的裤子，黑色凉鞋，素雅而得体，举止言谈仍可见大家闺秀之风范。虽是百岁老人，但面容洁净清秀，表情生动，头脑清晰富于思辨力，说起话来还是轻言软语，却又不失幽默风趣。

　　郑土生恭敬地将《寿星颂》呈上。“我刚才和小吴（已跟随杨绛15年的保姆）说，土生来，肯定要写诗颂我，看，被我猜个正着！”杨绛掩口而笑，眼睛笑成一条缝儿，“他以前就爱写颂诗，我跟他说你若给我写颂诗，我就跟你绝交！他不敢写，这次我过百岁生日，我就知道他要写。被我猜着了吧？”72岁的郑土生看到献诗被接受，高兴地大声说：“You are right!（你是对的！）”

“拥有智慧、勇气和毅力的杨绛”

　　在郑土生眼中，杨绛是前辈、是师长、是同事，更是相识多年共同经历过艰难的老友。“杨绛先生比我大28岁，在我成长的过程里，她几次在我人生重要的关节出手援助。”

　　1964年郑土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到中科院哲学社会学部文学所工作，与钱锺书和杨绛成为同事，一个月后，外文所从文学所分离出来，钱锺书留在文学所，他和杨绛一同被分到外文所西方文学组。

　　“我在北大的老师吴兴华曾把我叫到家中，嘱我到文学所后多向钱先生、杨先生请教，说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平时工作中，我有问题会向他们请教，但接触并不多。和两位先生的关系真正拉近是在文革期间。”

　　“那时候我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说我们‘拿着冲锋枪，冲击中南海’——我到现在也没摸过冲锋枪呢。大批的人屈打成招，那时候社科院的形势是很紧张的，很多人想不开，1968年底开始到1975年春天，几年当中，整个学部一共21人自杀。好多人都承认了，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没做的事情要我承认呢？每次把我摁到地上，我就挣扎着站起来。当时宣传中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林副主席决定的，铁板钉钉的’，再不承认说不定明天就抓走坐监狱了。所以我压力非常大，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感到前途渺茫，也想到自杀，一走了之。”

　　但郑土生最终熬过了这一关，之所以没有自杀，缘于杨绛的一张字条。郑土生是浙江仙居人，那时恰有几个老乡因没有路费滞留北京，郑土生由于大学毕业才几年，没有积蓄，就向组里的包括杨绛在内的几位老先生借了几百块钱，替老乡们买了返乡的车票。他每月56元工资，拿到工资后尽量节俭，攒下来还钱。杨绛知道他经济困难，就告知他慢慢还，不着急。所以，郑土生在将其他人的钱都还上之后，唯独还欠杨绛75元钱。

　　“所以我暂且不能自杀，我还欠杨先生的钱，我不能赖账去见阎王啊。”郑土生说，“于是我就等这个月工资发下来，存折里50元，再加25元，凑成75元，因为我当时人身受限制，不能出去取钱，所以就把存折和钱包起来，写了字条，放在杨先生抽屉了。心想，我可以清白地走了。”

　　“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很差，天天担心被批斗。有一天，开完会之后，我自己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很沮丧地趴在桌上，杨先生本来是随大家离开了，又返回来，把钱和存折放回我的抽屉里。她也写了字条，虽然这个字条我销毁了，因为别人看到后她会受牵连，我是‘反革命’嘛。但大意我还记得：这些钱我不需要了，快去干校了，买些必需品。来日方长。”

　　良言三冬暖人心。这张三言两语的字条，直接打消了郑土生自杀的念头。“杨先生那时候也是‘靠边站的人’，自身难保，但还同情和爱护我这个‘反革命’，这些话语，不仅给了我慰藉，更给了我鼓励和启发——我们的党和国家，不会总是这样，这种局面不会一直维持下去的。所以从那开始，我觉也睡得好了，饭也好好吃了，到餐厅也吃红烧肉了，并且天天锻炼身体。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奇怪，怎么变化这么大？”

　　其时，正是1970年春，到夏天，外文所就被作为一个“连”下放到了干校。对这两年多的干校生活，杨绛曾著文《干校六记》记载其甘苦，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郑土生和杨绛的忘年之谊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干校里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起劳动，天黑了回住处，有一段路非常难走，杨绛年龄大了，郑土生就帮忙搀扶一把。钱锺书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道，“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5·16分子’。”但杨绛仍同情和爱护年轻的同事，并不避嫌。食堂改善生活时，杨绛念及年轻人干活重，需要营养，也当着大家的面，把自己碗里的肉搁在郑土生碗里，开会时也因此被不指名地批评为“人道主义”。1972年3月，杨绛等一批老弱病残按照政策先行返京，临走前她还叮嘱当时年轻气盛的郑土生：“小郑啊，你好好保重，将来还要一起工作。”

　　郑土生后来在《拥有智慧、勇气和毅力的杨绛》一文中写道：“杨先生的笔仿佛既是放大镜，又是望远镜，在洞察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进程，在审视那个荒唐时期的艰难人生。我有幸同杨先生共同走过那段艰难的历程。杨先生在她那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强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义，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胆略和气概。”

作为作家、翻译家和学者的杨绛

　　在很多人眼中，杨绛是作为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夫人而为世人知晓，而实际上，杨绛本身也是卓越的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学者，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她1911年出生于无锡书香世家，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在校期间与钱锺书相识并结为伉俪。

　　据郑土生介绍，杨绛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1933)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都受到任课教师、著名散文大家朱自清的好评，并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936年林徽因将小说题目改为《路路》收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由萧乾将书邮寄给正在国外留学的杨绛。郑土生撰文评价：“当时只有22岁的青年杨绛，对社会和人生已经有非常冷静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也展示了她驾驭文字的非凡能力，一个未来文学大师的风范初现端倪。”

　　杨绛的第一篇译作是奉叶公超之命，翻译一篇晦涩难懂的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初试牛刀便露锋芒，译文受到叶公超的赞誉，发表在《新月》上。

　　在艰难的抗战期间，杨绛于繁重的家务之余创作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前两个喜剧在上海公演和出版后反响很大。李健吾认为：“假如中国有喜剧……在现在中国文学里面，《弄假成真》将是第二道纪程碑。第一道纪程碑属于丁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孟度在1944年发表的《关于杨绛的话》中指出：“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生了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在《弄假成真》中，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国气派的机智和幽默，如果我们能够感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归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灵活、丰富、富于表情的中国民间语言。”

　　杨绛对于语言精准出神的把握，不仅仅体现在戏剧对白中，更体现在其散文创作上。散文和散文集如《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写与杂忆》《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我在启明上学》《走到人生边上》《老王》等都体现了她洗练蕴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语言风貌和委婉从容、裁剪有致的叙述风格。

　　她唯一的长篇小说《洗澡》是以解放初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为背景的，由于对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生动刻画，《洗澡》曾与钱锺书的《围城》并在一起被喻为“双子座”。其他短篇小说有《小阳春》《大笑话》《玉人》《鬼》《事业》。另有论文集《春泥集》《关于小说》。

　　杨绛的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朱光潜评价：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为了更加准确地翻译《堂·吉诃德》，47岁的杨绛甫学西班牙文，翻译历经二十年，终于1978年出版，那年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访，邓小平将中译本《堂·吉诃德》作为礼物赠予对方。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为她颁发“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创作和翻译是杨先生对我国中外文化交流的两大杰出贡献。她自己的创作被翻译为多国语言，畅销国际，让国外了解中国；同时她又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高妙的翻译技巧译介到国内，让中国了解世界。”郑土生说。

　　“相比创作，杨先生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对我影响最大。我的第一篇莎学论文《哈姆雷特故事的起源和演变》写完之后，由于很多观点和当时的莎学权威相左，没有一家杂志敢发，后经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联名推荐给《读书》，这篇论文才得以面世。这篇论文发表后受到前辈们的肯定，我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坚持多年的研究方向。”

作为妻子、母亲和百岁老人的杨绛

　　杨绛在92岁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里面写道：“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慨‘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但是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正如杨绛所说，“我们仨是不寻常的偶合。”1932年，杨绛与钱锺书在清华古月堂门口相识，1935年结婚，1937年生下独女钱瑗，一家三口一生都致力于学术，且卓有成就。1997年，不到60岁的钱瑗因病早逝；第二年年底，88岁的钱锺书也与世长辞，留下87岁的杨绛孑然一人。很多人都担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失去至爱的两个亲人，杨绛一定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可是，12年过去了，步入期颐之年的杨绛仍平和地生活着，并且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她说，我得留在人世间，给我们仨“打扫现场”。

　　这个学术之家素来淡泊名利，唯好读书、治学、育人。2001年，杨绛作为“我们仨”的代表，将2001年上半年所得稿酬现金72万元，及其后出版作品的报酬，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激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勤勉读书，成材报国。

　　“前日，张仁强的女儿过来看我，我带她去楼下吃馆子！可惜做的菜不好吃，原来的大师傅都被淘汰了。她说下次来就在我家吃碗打卤面就行！”杨绛和郑土生唠着家常。

　　杨绛提到的张仁强是北师大“钱瑗教育基金会”的理事长，现任香港第一海域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这位曾经的北师大毕业生回到母校，慨然捐赠百万元，设立“钱瑗教育基金会”。1972年，在“十年浩劫”的阴影下，张仁强冒着“叛国罪”申请出国时，钱瑗也顶着压力借给他200元，他感念至今。在钱瑗的亲友学生共同写的纪念文集《我们的钱瑗》中，张仁强写下这样的话：“钱瑗和我的感情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文化大革命’最容易看到人性的弱点，也能看到人性的真挚情感。‘文革’中唯一的好事是把我们师生的情感升华到人性真正的情感，真挚，关怀，友爱，跟当时的社会动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钱瑗永远是我的老师。”

　　除了整理钱锺书浩繁的遗稿，杨绛也动笔写散文重温这一生珍贵的回忆：“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百岁的杨绛，仍然每天工作，刚刚付梓的是她用毛笔誊写的钱锺书诗集《槐聚诗存》。这本诗集以前她曾誊写过一遍，且已由三联出版。但杨绛却嫌有若干错误更改处，看上去像草稿，不够完美。所以，她就每晚在客厅的大书桌前誊写，每天两大页，最多三大页，正是在这一句句诗行的默吟中，在一笔一画的书写中，她仿佛重回昨日，又和故人相聚。“诗集刚刚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这次一个错字没有！”杨绛说。

　　笔者问：“您对自己哪一部作品最满意？”杨绛问答得很干脆：“都凑合。”她说目前没有再从事翻译和戏剧创作，偶尔会写点小说和散文，手头上正给几个友人回信。得知笔者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她打趣道：“我该向你学习啊，你是博士，我才是学士，并且念的还是政治学。”说完又掩口而笑。

　　“早上起床后，我先做‘八段锦’，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先看一些不太费脑的东西。”杨绛一边说一边比划“八段锦”（一种气功健身法）的动作。“餐饭一般吃些粥和蔬菜，晚饭就将中午的剩菜再热一下，另外还会吃水果和酸奶。”

　　秉持一贯的低调，杨绛希望在平静中度过自己的第一百个生日。“我和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早就约定了简单两用法：我也不摆酒宴客；大家也不用专门为我庆祝，吃一碗长寿面就行了。”

　　在读完杨绛96岁写的散文集《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写道：“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郑土生说：“杨先生这一辈子经历的太多了，可她还是保持一颗坚强温暖、无比包容的心，她就像一面镜子，映照世事变幻。”所以，郑土生化用了一首咏镜子的古诗，写下他的献诗《寿星颂》：“静观兴衰具慧眼，看透美丑总无言。才识学德传五洲，崇高心灵享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