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记：老舍在英国

    提起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很多人自然会想起“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些文学大家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赫赫有名，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大师。

    其中老舍先生以其幽默的风格，和对北京市民，生活状态的描述，再现了解放前的中国社会现状。他的名著《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都为我们所熟悉，一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所推崇。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也有段留洋的经历，你知道他在英国的故事吗？

    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来英国举行讲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伦敦商务孔子学院的讲堂里，舒乙先生风趣的讲述了父亲当年在英国的往事。

    《金瓶梅》英文版背后的译者

    老舍先生从来不提，很多人也不知道的，他是英文版《金瓶梅》背后的译者。译书一事是无巧不成书，算是他无意间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留下的足迹。

    译书的源渊自于老舍的室友，艾支顿先生。此人是个语言天才，会5国语言：中文，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当时他刚接受了翻译《金瓶梅》的任务，碰巧同住者是位中文讲师，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舒庆春（老舍原名）先生，于是两人开始了合作翻译之路。1925年书出版后，艾支顿在扉页上上写道：给我的朋友，C.C.Shu(老舍原名舒庆春的缩写)。他说：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

    有趣的一个插曲是，艾支顿把书中露骨的性描写翻译成了拉丁文。不知道是出于调英国人胃口的考虑还是其他？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更有好事者专门把此部分译成英文，另出书。直到1972年，读者才有机会看到此书的完整英文版本，艾支顿终于把他其他部分由拉丁文纠正成英文，结集出版。

    5年创作3部长篇

    英国是老舍文学写作的开始，他的前三部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均是在英国执教5年间完成的。

    1924年老舍开始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执教，教中国官话和古典文学。年薪只有250镑（后增为300镑），每周授课最多20个小时，假期每年有5个月。大把的空余时间，因为授课关系和经济原因，他又不能多出远门，业余生活就在图书馆度过。后来受许第山先生的启发（许当时在牛津读书），开始写作之路。颇为高产，5年内完成了3部长篇，而且登在当时国内顶级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面。当时写小说的人廖廖无几，《小说月报》一年就连载一部长篇，老舍算是独占鳌头。新文化运动盛行，改良白话文，老舍创造的新语言体，北京方言，也算是开启了另一种语言形式。凭借小说，当时名声鹊起，风头无两。并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算是占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段访英的日子，没有受到朋友启发，没有教书之余的闲暇时光，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老舍。

    留英期间的作品，老舍以反映国外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已经表现民族文化差异为主，并强调国家要强盛，国民要振奋。三部作品中尤其以《二马》最为突出，它将中，英两国国民民族性进行了深刻对比，并大量的描写了英国的实景，采用真名，其中伦敦地名的描写就有39处。他写的真实伦敦，让到过伦敦的人，都会有共鸣。尤其他善于调侃英国人，如把piccadilly说成“皮开得利”，Holborn名为“猴笨”，等等，幽默有趣。在英国的朋友，一定要去读一读此书，会让你捧腹大笑之余，也会有对当时的海不归和旧移民的生活群体有新解读。

    中文有声教材的播音员

    你一定会想不到，老舍先生还赶了了个时髦，当过海外汉语的“播音员”。

    上个世纪20年代，一套名为《言语声片》的汉语有声教材流行于世界。这是英国灵格风出版公司托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制作，专门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学习教材，用灌唱片的办法教发音，会话。在当时这算大制作了，耗费不菲，制作精良。此教材的编写大部分是老舍负责。前部分以简单字，词为主，由东方学院的另两位外籍老师编写，下半部分老舍则编写较为复杂。他把每篇课文立了个主题，如洋服庄，银行，商业谈话等，采用课文，会话，词汇结合的形式，内容贴合实际，新颖灵活，是套实用的成人汉语教材。此教材的全部发音部分以及部分课文录音都是老舍。当时25岁的他，声音清脆，嘹亮，标准北京音，很好听。

    不可否认，这部教材为汉语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这套唱片被录成了CD光盘，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 如今，听众依然可以听到年轻的舒庆春（C.C. Shu)的声音，能否听出英国的味道呢？

    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来英国举行讲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伦敦商务孔子学院的讲堂里，舒乙先生风趣的讲述了父亲当年在英国的往事。（续上）

    故居成英国文物遗产

    在舒乙和有关专家及中国驻英使馆的协助下，英国文物遗产蓝牌中第一次出现了中文。

    在英国街头共有７５０块这样的蓝牌，标明名人故居。这些是由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下设的蓝牌委员会具体审核认定的，绝大部分都在伦敦。能够在故居外镶挂蓝牌的文化名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是一个领域内多数成员所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福祉作出过重要和积极的贡献；具有一定知名度；诞辰超过１００年而且已经过世。

    St.James Garden 31号，老舍出饭费，艾支顿付房租，两人开始了3年的合租生活。老舍住了3年，创作了他的前两部半小说，以及和艾支顿合译《金瓶梅》，这个房子或可称为他文学之路的海外起点。房子外的蓝色牌子，用中英文写着“老舍”。这是英国700多处遗产中唯一一处为中国人挂的牌子，也是唯一的一块标有中英文的英国遗产牌。

    据说此房子和名人十分有缘。二战结束时，一位美国将军曾经住在这里；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这栋房子的屋顶上举办过演唱会。

    其后，一位著名的英国雕塑家购下这栋房子，并把4楼辟成工作室。这位雕塑家创作的邱吉尔塑像至今仍立在议会广场里面供人瞻仰。另有人说，纪念老舍的这块“名人故居”牌匾镶上后，房子升值不少。

    舒乙讲起当年父亲往事时，满眼含笑。尤其这段在他坚持努力下，让父亲故居挂蓝牌的事，更让他自豪。有观众问及父亲对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有怎样的影响，他说，其实父亲并不希望子女成为作家。在家的父亲也并不和家人交流写作和过去在英国的事。他不多话，更多的时间在写作上。上午是铁打不动的写作时间，甚至在新婚第一天就跟妻子立规矩：早上不要跟我说话。因为这是他构思，写作的时间。而舒乙则自言通过“偷听”父亲和朋友们的谈话成才。父亲和朋友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所不交流，因都是知识渊博人士，彼此的思想交流碰撞给舒乙不少启发。久而久之，居然成了他的“课堂”。

    “伦敦是大的，马威却觉着非常的孤独寂寞。伦敦有七百万人，谁知道他，谁可怜他……他觉着非常的凄凉，虽然伦敦是这么热闹的一个地方。他没有地方去，虽然伦敦有四百个电影院，几十个戏馆子，多少个博物院，美术馆，千万个铺子，无数的人家；他却没有地方去……他坐在铺子里，听着街上的车声，圣保罗教堂的钟声，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好象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

    这段文字来自老舍的《二马》，或许也反映了老舍当时的心境和体会。他不是特别喜欢英国人，认为他们傲慢且保守，他曾在文中说过，“我简直没写出几个像样的英国人”。他在英国的日子，或许并不美好。据说还有校方克扣，拖欠工资之说。在LSE讲座现场的中国驻英大使馆公使参赞秦刚会后笑着说，他要去调查一下，如果能把这笔欠款找回来，一定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教中文，写小说，翻译名著，编写录制汉语教材，老舍在英国的5年，或觉孤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5年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对他今后的作家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本人也非常怀念在当年的东方学院任教的日子，他曾深情地说过一句话，“唉，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