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不独立，无大学”

    　　积多年改革与发展共识，科教兴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亦成诸多大学跨世纪目标。但全面审视中国大学教育，在硬件升级、院校合并与数量扩招等表面繁荣与喧嚣之外，充盈着更多对停滞经年的大学教育制度之变的批评与忧思。

    　　本刊约请当年曾锐意改革，而今仍活跃在教育学术界的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探讨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回归正途。与以往不同的是，四位教育家的思考已溢出狭义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范畴，直指中国未来发展之基和动力之源——不独立，则无大学；无大学，则无大国。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个重要制度、思想和人才发端即为教育制度、尤其是大学教育制度的率先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扩大派遣留学生，这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长期安排，对于中国学统的迅速恢复和现代化进程的瞬时重启功不可没。由此才有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各大院校成为学术重镇和改革干城。

    　　但其后时移势易，大学简政放权遭遇逆转，以发展代替改革，以产学研一体化取代多元办学探索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功利化渐成痼疾，产业化、庸常化汇涌成潮。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者多富贵气而无清贵气，而标榜教育大众化者则以规模扩招数字论英雄。

    　　如此蛇鼠两端，既无世界级私立名校之精英意识和普世贡献，亦乏国民化公立大学之济世情怀和现实价值，基于学术泡沫的象牙高塔不稳，应为公众服务的国民教育亦乱。再不痛下决心推进大学教育制度改革，积重沉疴很可能令改革成果难以为继，大国强国之路将自弃于半途。

    　　有大学，方有大国。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引申其意，不外乎：大学无生气，未来无希望，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解放，人才不积累， 薪火无传承。

    　　为此，众议已久的中国改革议程重启，或考虑从与亿万人切身相关的大学教育制度改革开始突破。如若我们建设自由民主文明之中国初衷不改，就宜及早着手以独立大学之精神熏陶万千莘莘学子，为现代化大业奠定坚实之基。

    　　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进程，三十多年后松绑大学将再推改革前行。以国家和社会续行现代化，以作为自治学术共同体的大学培养现代性，如此齐头并行，方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之途。

    　　——编者

    　　大学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4月下旬，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的百年校庆，再度触发公众对当下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和反思。

    　　在“科教兴国”的长期战略引导下，中国决策层和教育界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全国各大高校迎来长达十数年的规模化大发展：硬件建设迅速改善，一些校园堪称奢华。但是，大楼林立，罕见大师，学术剽窃、欺诈却越来越多，腐败丑闻迭出，公信力丧失。曾被视为高雅清净之所的大学象牙塔，竟一再沦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对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高层人士亦不讳言中国日益凸显的大学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多个场合批评大学的行政化和功利化，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前任总理朱基亦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出现诸多问题？症结是什么？怎样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财经》记者专访了刘道玉、杨福家、朱清时三位大学校长，他们见证并亲历了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接受采访时，他们直面现实，坦陈己见。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高校改革进行了重要探索；杨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朱清时则在世纪之交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达十年，2009年又在全球遴选中胜出，受聘担任南方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致力探索中国大学自主办学新路。

    　　三位教育家直言，中国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问题，缺乏办学自主性，因此需要真正的教育家。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恢复大学的独立性，将大学还原为学术共同体，回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正途。

    　　大学“病”在何处？

    　　真正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权力变成了学校运转的中心。教育的现状跟农村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没有效率，亦乏创造性

    　　《财经》：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各界人士批评很多，但是对于问题产生的根源，看法分歧却很大。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病根”何在？

    　　杨福家：现在国内大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软硬件建设失衡。较普遍的情况是大楼、教学设备等硬件设施条件大有改善，甚至可称豪华，远超国外一流大学，而大学的软件建设被忽视，大师、优秀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相对欠缺，缺乏应有的特色和文化内涵。

    　　国内很多大学城里有不少名校新建的校区，但感觉不太好，因为看不到这些名校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看到的只是豪华的建筑。

    　　观念与体制上的缺陷是造成这一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观念上，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特点，不了解建设一流大学的要素；在体制上，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在办学上的主导作用。今天大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这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

    　　朱清时：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体制行政化，把学术机构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下级服从上级，谁的官大就听谁的。

    　　作为学术机构，大学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学术至上，追求卓越。只有追求学术至上，大学才能称其为大学。如果权力至上，大学和衙门有什么区别？！在行政化的大学里，追求学术卓越的人地位卑微，于是大家不去竞争谁学术做得好，而是看谁的位高权重。位高权重之后，包括教授职称、学术资源、学术经费、生活条件等等，什么都来了，何乐而不为？

    　　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特别是最近这十多年，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学术精神萎缩得很快。

    　　十多年前，给教授一个行政职务，他还会犹豫，怕耽误学术。现在，一个副处长、处长的职位都会有好多教授去竞争。大家追求什么？崇尚什么？这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能力往什么方向发展。

    　　所以，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其实都是浅表层次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权力变成学校运转的中心了。教育的现状跟农村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没有效率，没有创造性。

    　　刘道玉：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高等教育以发展代替改革。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发展就是在原来的基础和规模上向前推进；改革的本质是针对原有存在的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体制、新的制度、新的方法代替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通过改革传统教育观念和旧体制来促进教育发展，而是通过发展来带动改革，其结果必然使改革滞后。现在对教育的管理理念改了没有，管理方法改了没有，制度改了没有，体制改了没有？都没有改革。

    　　那些“教育改革成功论”者，就是把发展与改革混为一谈。他们说改革成功有两条标准：一是 “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85％都实现了，另一个是现在大学教育大众化了。这两条又涵盖了什么样的改革内容呢？

    　　不能说这几年教育没有发展，现在大学教育已经实行大众化了，2006年达到22％，像美国、欧洲等国家，大学教育大众化一般都要30年到50年，我们只用了8年。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改革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进改革，是以牺牲质量换来的数量发展，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

    　　需要真正的教育家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因为没有进行实质性教育改革，至今教育体制仍然僵化，大学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在大学内部，尽管有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少有大学进行改革，大家似乎更乐于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为什么？

    　　杨福家：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在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本国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良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会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大臣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不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

    　　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曾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朱清时：大学校长一定要懂教育，只有懂教育才能理解教授们的意志。所以，派一个同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当校长，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因为人再能干，如果不懂教育（可是往往自以为很懂得），会把事情搞糟。

    　　中国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不是口头上封的，真正能够懂得教育规律，并且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的最高规律就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去干预教育，而要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去做。

    　　比如，大学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学搞好。可是过去十年中国教育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各高校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轰烈烈。这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是明显的“政绩”。结果把教育的根本破坏了。如果教师、学生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育能搞好吗？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定真正了解教育的客观规律，不好大喜功，更不可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刘道玉：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人才自荐、推荐、遴选的机制。如果没有正确的遴选机制，仍然按照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办法，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不可能被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兵”，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不会真心地去研究教育，去研究怎么办好教育，只会说官话，只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有意见也无可奈何。所以，大学越来越行政化，干部越来越官僚化。因为干部官僚化，不是把校长视为职业而是视为官位，就产生不了真正的教育家。

    　　1985年出台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要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现在不仅没有“简政放权”，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反而更大更集中了。例如，现在教育部管辖的直属大学越来越多。“文革”以前是23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的是34所，现在是76所。而且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实际上教育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