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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潜夫论》思想概述及其现实意义
兰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何瀚
根据《后汉书·王符传》记载，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王符却独耿介而不随，因此不得升进。他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不愿显露其名，故而称《潜夫论》。其所言，多针砭时弊，可见当时政风之一般。《潜夫论》全书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用人、行政、边防等内外统治策略和时政弊端，兼及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
从《潜夫论》看，王符的思想构成复杂而综合，其主流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也颇受荀子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还掺杂一些道家和法家思想。除了先秦思想对他的影响以外，也受西汉思想影响。例如桓宽《盐铁论》中的“重本抑末”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的思想，就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的思想随着时代变迁而变通和发展。如王符提出的“抑末而务本”的思想，与《盐铁论》中的提法已有不同。在《盐铁论》中，本末是一对一的，本就是本，末就是末，本即农，末即工、商，这与西汉的社会经济相适应。但东汉时，经济已经发生复杂变化，且露出了衰败迹象。王符针对东汉当时的现实，为将矛盾压缩到最小，他把“本”一分为二，以农为本，以游为末；把“工”也一分为二，致用为本，巧饰为末；把“商”也一分为二，通货为本，鬻奇为末。此种带有策略性的观点，具有极大的操作性与可行性。由此可见，他洞察自己所处的社会，在汲取先秦诸子优秀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对两汉思想兼收并蓄。其对时代、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精神文化遗产。
王符不单有深邃的思想，还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他继承了汉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在文学上，主张文以载“教诲”，文 “遂道术而崇德义”。因此他直批当时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的作风；同时他还认为诗赋应“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要“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批评当时文人“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的文风。他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并以此立论，批评东汉后期政治弊端。
《潜夫论》虽兼谈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但在本质上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主要关注点是社会与人的前途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仁人君子当“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
（一）“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
王符明确地提出“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中国式民本思想，儒家学说早已论及；中国式富民思想，在中国古典籍《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也都有阐述；“民本、富民”的思想并非自王符始，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自有其不同于古圣先贤之处。
王符在《务本》篇中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
关于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认为：“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在《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到了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民贵君轻”思想，提出要以民为主，政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
关于如何富民，王符指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他认为巧饰取宠、鬻奇致富，必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所以他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
但要富民，就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可当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时，百姓就难以从事正常的生产，富民也就落空。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还指出：“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 “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条件，失此当不可能富民富国。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
（二）“国以贤兴，以谄衰。”
东汉选官用人，多在世族门阀，以致营私舞弊，名不符实，、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士。官场往往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因此王符曾说“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对此，王符警告说，“国以贤兴，以谄衰。”
他说当时选士的问题出在“以族举德”，即以世族门阀取人。他结合自身遭遇，呼吁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的。他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反对“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同时，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使得贤才济济。
同时，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也特别气愤，他指出，贵宠之臣往往结党为奸，排挤忠贤。
对于招贤，王符要求君主“以谦下士”，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判定贤鄙；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故他还写了《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发，观察名实是否相符。王符要求改革吏治，爱惜民力，选拔贤能，不“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主张，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下层地主知识分子要求参加政权的愿望。
（三）“无边亡国”
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发生不久，写下《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发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
然而执政者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却缺乏良策。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抱观望态度，更有甚者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则强调边事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土地、人民必相称”。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认为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
（四）“吉凶之应，与行相须。”
东汉时期，在谶纬神学盛行的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的发展。王符主张元气一元论，继承和发展了无神论思想，不轻信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他认为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他极其重视强调其中的 “和”字，所以还说“人道中和”。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这里强调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事在人为。同时，也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贫富”，一切都注重在人为。
由于东汉社会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王符在他的《潜夫论》中，还使用不少篇幅，对社会的迷信思想展开批判，并且把迷信行为跟当时权贵们侈靡的生活结合起来加以声讨。从他的《潜夫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劳动的人少而游手好闲的人多，其比例几乎是一比一百。时处衰世，社会上的诱骗行为也十分普遍。人们患疾不求医，而是找巫婆神汉。属于妇女从事的蚕桑织绢工作，也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被弃置一旁。人们已经深信生病是神鬼作祟的结果。面对此种歪风，反迷信、批鬼神，就成了思想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王充认为世间并没有鬼，所谓鬼，是患病之人精神状态失常后的一种虚幻。而王符认为，一个人的吉凶，一半要靠人自己的行为。他说的天命和天意，我们可以解释说是自然机遇；但其中无可讳言地保留着董仲舒的神学遗存。他说的人自己的行为，主要指修养和道行。他主张“邪不伐正”。你自己正了，妖邪就侵袭不到你身上来。这种办法，在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方面，其作用自然是迂缓的。他的说法就与王充不同，带有“二元论”色彩，观点也没有王充那么明朗，但王符的功劳，主要在于揭发。
王符对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提倡学习，认为人的高贵在于聪明智慧，智慧、才能来源于学习。“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否定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
所以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由此，王符也提出相应的三点主张，一为“学习以成德”，王符认为，“行”为致福之本，“学”为美行之基，故学习与否实为祸福本源；二为“道鉴以重义”，即“以道为鉴”，明辨世事变化的规律，从而预知吉凶；三为“慎微以避祸”，从修身以至于治国，皆要防微杜渐，再三防范，才能及时阻止恶念或祸事之扩大。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五）“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王符很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强调将“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这也就是王符为何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首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
当然，关于教与学的内容，在我国传统社会，有着明确的规定，基本不离“四书五经”，在这一点上，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 “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他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