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帝国”遇到“天下秩序”

    21世纪伊始，《帝国》一书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书的两位作者认为，全球帝国主权是“超乎民族国家之上，相对摆脱民族国家主权限制的力量，这种力量要能够起到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功能，有效地向新世界秩序之上施加它的规则，必要时，向它施加强制”。作者把“全球帝国”视为某种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形态，并借用霍布斯的主权观念而认为帝国主权必然包含军事性强制手段在内。可以说，这部被一些人视为“新革命”理论的代表作在传达有关“全球帝国”的“新观点”时，其论述思路仍然带有建立“帝国霸权”新秩序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与美国政治思想中的“帝国意识”不乏文化的渊源联系。
 
“自由帝国”的理想孕育出美国扩张主义的现实
 
    美国自建国之日起，托马斯·杰弗逊提出的“自由帝国”理想就传承于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并由“上帝选民”心态孕育了强烈的宗教使命意识。这种使命意识在海洋文明扩张和边疆开拓精神的激励下，进一步形成了某种拯救天下的帝国使命感。19世纪托克维尔就曾警示过美国人，不要追求军事霸权而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但是，美国在19世纪末赢得与西班牙的战争后，大大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自那时起，美国人“自由帝国”的理想获得了巨大的释放空间，并随着实施门罗主义而把海洋边疆推进到亚洲地区。
    军事史学家马汉在《海权论》中曾经解说过美国人的扩张主义。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商业的直觉、追求成功的事业心、对获利的敏锐嗅觉等特征铸成了美国人追求海上霸权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成为今日美国海外扩张的精神动力，所以查默斯·约翰逊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评论说：“新的美利坚帝国的形成已经有些时日，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美国声称整个拉丁美洲都是它的势力范围。”确实，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3年在旧金山谈论对华政策时就说过：“在我来到太平洋沿岸前，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来到这里以后，我无法理解任何人除了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以外还能是任何别的什么。”
    二战以后，一些美国政治家的帝国意识逐渐变成了帝国现实，这是由美元霸权和美国霸权双重支撑的新帝国现实。埃伦·伍德认为：“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它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操控’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控制整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也指出，当代帝国主义对民族和国家政权并不关注，它关注的是自己势力的扩张，而资本的扩张则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源于帝国使命感和美国例外论的对外扩张性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常见特点，所以迈克尔·林德等人把后冷战时期美国利用北约向东欧等地的扩张视为美利坚“第三帝国时期”的开始。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的漫长中世纪造就了西方主要的君主体制国家，而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巩固了西方人的俗世使命感和来世救赎观，并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推动了大英帝国等在海外的殖民扩张。
    布热津斯基认为，帝国的特征之一就是以“使命感”为自己的扩张辩护，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曾经“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帝国的统治合法化，而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同样地，美国人“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和后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地位正好对应了罗马帝国当年建构帝国霸权的条件，而当代美国的“帝国力量”就来自于其军事科技的能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实际上，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就宣布要继续承担世界领袖的使命，而正是这种“使命感”鼓励了罗伯特·基欧汉所谓的“美国的霸权领导”。可以说，《帝国》的作者所提出的“全球帝国”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美利坚帝国的世界新秩序张目，尽管他们同时也批评了美国现阶段的帝国主义政策。

 “天下观念”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大国的进一步对外扩张，另一方面也使美国等西方大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全球化悖论：发端于近代西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培育出自身强大的竞争对手，即非西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对西方大国的挑战。中国人对世界的思考方式与“全球帝国”的构想不同。中华民族自古形成的“天下”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国天下”和“四海一家”的思想，并在近现代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新的天下秩序构想。源起商周时代的“天下”观念折射了中国人的一些主要民族特性，如“敬天事家”和“礼俗认同”等特性，并带有轴心文明时代对于“天”和“家”的原始崇拜印记。
    秦汉帝国建立以后，“天下”观念融入了儒家文化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包容心态和天下大同理想。《论语·颜渊》有言：“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记·礼运篇》则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在源起上包含有宗法等级式的“中枢与周边”的自我中心意识，但是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枢往往以家庭伦理原则作为处理天下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秦汉以降，王朝君主与周边诸国之间常采用朝贡、和亲、分封或赏赐等带有家族内部人情交往的方式，并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下一家的意识。由于儒家学说所主张的文化认同超越了族群—血缘认同，因此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注入了为公、贤能、诚信与和睦等重要思想。平岗武夫认为，这种“天下”观念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深深扎根，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下型世界观”。
    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华民族高涨的民族自觉意识，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的王朝帝国“家天下”观念。随着满清封建王朝的崩溃，人们逐渐摈弃了“中央王国”的自大心理，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斗争中树立起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各国一律平等的国际交往准则。但是，正如五四运动所教会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强权与“天下大同”的理想是水火不容的，帝国是民族的敌人而不是朋友。紧接而来的抗日战争更让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决不能放弃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统一信念，更不能把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拱手相让于任何类型的“帝国”。
    从国际关系的视野中看，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既有“四海一家”的包容心态，也传承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以互相平等、和平共处、“讲信修睦”等为主要的国际交往原则。实际上，周恩来在1953年所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包含了类似的内容。在2009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朝野上下表现出对四海宾客的热情以及对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古希腊“圣火”的举国欢迎等等，这些都显示了“天下”观念对当代中国人的深刻影响。
    事实已经证明，今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非“全球帝国”的形成过程，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正在遏阻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势头。在21世纪重建天下秩序的过程中，民族与帝国的交锋仍未终结，而“天下观念”和“帝国意识”对于人们理解中美双方不同的战略思维方式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原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201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