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选粹
“垓下遗址”以误传误何时了
发生在公元前二百零二年的“垓下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至于“垓下”在哪里？也一直是史学界的重要史研项目之一。自古以来，对“垓下”位置曾经产生过“二说”：一为“河南鹿邑说”，一为“安徽灵璧说”。通过长时间史学界的考察论证，最终统一于“安徽灵璧说”。但在“安徽灵璧说”中，又曾产生过”二误”，一为“以有为即”之误，一为“以浍为洨”之误。其一，“以有为即”之误：此误产生于《文献通考》。《文献通考》为元代马端临著，该著云“垓下即濠城也”。据考《太平寰宇记》：“濠城在虹县（今泗县）西南七十五里，即《汉书》洨县也”。《太平寰宇记》又云：“垓下聚在今宿州虹县西南五十里，有项王庙”。《汉书•地理志》载：“沛国洨有垓下聚”。《续汉书•郡国志》亦载:洨县“有垓下聚”,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五》宿州虹县下载言:“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水经•淮水注》：“洨水又东南流，迳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汉书》为东汉班固著，《水经注》为北朝郦道元著，《元和郡县图志》为唐代李吉甫著,《太平寰宇记》为北宋乐史著，如上史籍均早于元代的《文献通考》，该书所谓“垓下即濠城地也”。乃易“有”为“即”，与数家古史相悖。从史学观点，史籍越早，其准确性越强，信史度越高，愈具史料价值。《文献通考》晚于《汉书》千馀年，以诸史之“有”字易为“即”字，一字之易，铸成误史，早为史学家指谬判误，置之不屑。其二，“以浍为洨”之误。此误出自《灵璧志略》。《灵璧志略》为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灵璧知县贡震撰，其在《灵璧志略•古蹟》云：“垓下今濠城集，即汉高祖败项羽处”。初读《灵璧志略》好像重蹈《文献通考》覆辙，只要审慎研究，贡震并非附和马端临的“以有为即”之谬，他在为“垓下”定位时是非常审慎的。但是又何以与马端临同出一辙呢？请看他在《灵璧志略》中一系列的考证文章便知。他考证说：“玩‘有’字之意，则垓下与洨城自是两地，不得并而为一也”。这显然是批判马端临的“以有为即”之谬，但是为什么又产生与马端临同样的错误结果呢？答案就在贡震自己的考证文章中。他在《灵璧志略•河渠原委•洨•浍考》中考证说：“循名考实，灵璧南乡无所谓洨水者。今按《水经注》究其原委，乃知古之洨乃今之浍也。”按《中国历史地名词典》（673页）：“洨水自安徽宿县北分蕲水东南流，循今沱河至五河县西北与涣水（今浍河）合流入淮河。”史书已经明确指出古洨水乃今之沱河，而不是浍河。由于贡震对《水经注》考证之失，误把浍河作为古洨水，故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性考证错误。他既把浍河错误地定为古洨水，那么古洨城遗址又在何处？于是他又反复考证说：“郦注言：洨水东南流，至洨县故城北，则洨城在洨水之南，可知今之濠城集为洨县故城误也”。贡震就此一误再误，于是又推翻了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关于“濠城……《汉书》洨县也”的史著。那么洨城究竟在哪里？他又继续考证说：“窃疑连城集北有两土城相比，正在浍河（贡震自谓的“洨水”）南岸，所谓洨县故城，二者或居其一”。其实浍河南岸两土城，一为古连城，一为谷阳故城。贡震就这样错误地把古洨城由沱河南岸“嫁接”到了浍河南岸的连城。贡震把洨城错误地定了位，那么“垓下”又在哪里？接着，他又在浍河北岸寻找“垓下”。濠城正在浍河以北，于是贡震就武断地肯定“今之濠城集即古之垓下聚是无疑矣”！细读贡震为“垓下”定位考证的错误过程，对《灵璧志略》“濠城即垓下”的错误原委已昭然若揭。后在成书于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的《安徽通志》已对贡震的“以浍为洨”指谬。《安徽通志•水系考》明晰地指出：“今按贡震谓洨城在连城集北浍河南岸，盖以浍为洨云”。“濠城即垓下”在《安徽通志》批谬之后大白于天下，“濠城即垓下”说从此声销烟灭。
公元1965年析灵璧县固镇镇置固镇县。公元1988年《固镇县志》问世，在《固镇县志（评议稿）》中又再次出现关于“濠城即垓下”的所谓“文献记载”说。“文献记载”说是在《安徽通志》纠正贡震“以浍为洨”的错误以后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又一“新说”。所谓“新说”只不过是“新瓶老酒”。其所谓“文献记载”就是把《文献通考》和《灵璧志略》中关于“濠城即垓下”的错误记载诡作典籍，重新写入《固镇县志稿》中，继续“以讹传讹”,冀以“抑正扬讹” 企想“强误代正”。
濠城本为西汉洨侯国封地，汉武帝征和元年改置洨县。垓下只是洨县境内一个聚落，故又名垓下聚。况且“垓下”并非一般平坦地形的村落可以命名的，它是因特殊的地形地貌而命名的。《说文》“垓，兼八极地也”。《初学记》“重垠累垓”。《史记•正义》：“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史记•集注》徐广曰“垓，次也。”作层、级、阶次解。是在平地上陡峭突起的高冈危岸而又渐次平缓的地形地貌。当年贡震错误地把濠城定为“垓下”也忽略了地形要素,这也是他考证中的过失之一。座落在今灵璧县东南韦集镇境内沱河（古洨水）北岸之垓下遗址，其地形地貌正与“垓”字之字义极相吻合。这里南部陡峭，标高18.77,米，属自然形态的高岗绝岸地形。北部渐次平缓，标高15.22米，高程差3.52米(据1953年治淮委员会测绘的《灵璧南部高程图》)。这里四面环沟，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一条古驿道穿境而过。其位置正在古洨水北堤之侧约700米处，地形地貌与《史记》各家所注一致。这里古墓累累，西自双龙沟，东至刘沟沿，大约近三十华里古墓群落带，似乎见证着当年战争之惨烈。遗址之北为虞姬墓，墓冢高筑，碑石林立。虞姬墓之西有村名“霸离铺”，遗址西北有“吹箫台”（又名“楚歌台”），正北又有“散楚山”。这里地下出土文物甚多，与战争有关的文物也屡见不鲜。如铜戈、铜剑、铜矛、弩机、铜箭镞、战马铜饰、战车饰件、盔甲残片以及秦代半两钱等等。从地表古迹遗存到地下出土文物，都见证着当年垓下刀光剑影的惨烈景象。昔日发生在这里的“十面埋伏” 、“四面楚歌” 、“霸王别姬”等可歌可泣的故事代代相传。千百年来，无数文坛巨擘、骚人墨客前来凭吊怀古，留下了无数诗词名篇。如唐代著名诗人高适，为了凭吊古战场，他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西自东苑过彭城而至垓下，触景生情，由衷地发出慨叹：“次灵璧之逆旅，面垓下之遗墟。嗟鲁公之慷慨，闻楚歌而悒於。歌拔山而涕洟，切霸图而莫居。摈亚父之何甚，悲虞姬之有馀……。”如今虞姬之遗躯长眠于垓下。碧血贞魂，香埋净土，花歌草舞，风月自佳，含情脉脉地守护着这片生前属于她的楚地。
际公元21世纪时序2009年1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印刷发行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词典—《辞海》2009年修订本，在新修订的辞条中，把“垓下”的地理归属悄悄地从“今安徽省灵璧东南沱河北岸”改为“今安徽省固镇东北沱河南岸”。新版《辞海》的发行，把从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以后就已平息了的“垓下论证”再掀风波。《新安晚报》记者为此电话采访了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修订“垓下”辞条的编辑张敏先生，张敏回答说“沱河改道，使垓下移到沱河南岸”。张敏先生借修订《辞海》之机，一变“濠城即垓下”说又创造出一个 “垓下过河”新说，又为史研领域奉献一个“垓下过河”新课题。此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必须让史实说话。据考：沱河古称洨水，为淮河支流。沱河发源于河南省商丘市李堤口西，流经虞城、夏邑、永城，进入安徽后，流经濉溪、宿州、固镇、灵璧、泗县、五河，再入洪泽湖注入淮河，全程275.13公里。历史上淮河水患频仍，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为此，国家水利部专门设置了“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专门治理淮河水利工程。沱河是淮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是治淮的主要工程之一，其水利工程方案均由国家“淮委”制订并直接管理。沱河治理工程的灵璧段均由灵璧县水利局按“淮委”制定的工程方案具体实施。每次治理沱河的工程方案及施工档案均存入灵璧县水利局档案室。经考查治理沱河水利工程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灵璧县工程段是：西自宿县沈桥起，东至五河县大安集止；第二次是1956年秋至1957年春。灵璧县工程段：西自灵璧县沱河集起，东至五河县樊集止。两次治理沱河的时间，均在由灵璧县析置固镇县的时间以前，两次治理沱河的灵璧县工程段内均含“垓下遗址”南的沱河流经工程部分。从两次“淮委勘测设计院”编制的《沱河流域治理工程设计方案》中都有具体实施细则和工程验收标准。如灵璧县的工程总长（公里）、河底宽度（米）、河底高程（米）、边坡、比降、堤高、堤宽、堤距、疏浚河道平均水深（米）以及排涝流量（立方米/秒）等。两次工程治理方案均为疏浚治理，并无裁弯取直和改道的工程方案。《固镇县志》“水利部分”对治沱的记载与《灵璧县志》大致相同。因两次治沱工程，固镇尚属灵璧县的一个区镇，其在编修《固镇县志》时，“水利部分”资料来源大多取自灵璧县水利局有关治沱档案。再看《辞海》自诞生以来对“垓下”辞条的编注：1979年版（缩印本）第534页“垓下”辞条为：“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灵璧南沱河北岸。公元前202年，楚汉两军在此作战，项羽军被击败于此”。1999年版《辞海》“垓下”辞条地理位置仍之。从《辞海》第五次修订的1999年版以后，沱河水利并没有新工程，而《辞海》的2009年版修订本突然冒出来一个“垓下过河”，新论一经抛出，就毫不费力地把“垓下偷渡”到了沱河南岸。
垓下的位置考辨，自《史记》问世以来研究学者众多，不仅对其具体位置的考证定位，而且对其地形地貌的论证亦绘形绘影，愈辩愈明,最终统一于“灵璧东南，沱河北岸”之说。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郭沫若、翦伯赞等，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科研学者，通过大量的史籍论证，以及运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对“垓下遗址”作出了更加准确的定位。郭沫若先生早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第27页“楚汉战争（前205年—前202年）图”就已经具体标出“垓下”在灵璧东南沱河北岸，东经117。38'，北纬33。21'的位置。由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谭其骧主编、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第二册9—10页）“秦汉时期山东南部诸郡图”中，也清楚地标出“垓下”在灵璧东南沱河北岸，东经117。38'，北纬33。21'的位置，与郭沫若先生标注的位置一致。第36—37页“西汉时期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刺史部图”也标出“垓下聚”在沱河北岸的上述位置，其所不同的只是将“垓下”标为“垓下聚”，实为一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编著的《中国史纲》“秦汉史”部分（1983年5月版）所载与郭沫若先生考证相一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在1985年10月编篡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第578页载：“垓下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前202年楚汉两军作战，项羽被击败于此。”根据上述文献的记载，尤其是历史地图的具体标注，已统一于“垓下遗址”的地理位置是在今安徽省灵璧县南韦集镇以老庄胡村为中心的沱河北岸之范围。该处为东经117。38'，北纬33。21'。特别是在1981—1985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测定的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座标，恰与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等所标注的地理座标竟如此应节合拍的惊人一致。
如上历史地图册和辞书的出版时间都在两次治理沱河水利工程之后，这些出版物都分明地标注出“垓下在灵璧东南沱河北岸”。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间也是在两次“治沱”水利工程之后，他们对“垓下”座标的测定竟与历史地图册不约而同的一致。这就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两次“治沱”水利工程与沱河北岸的“垓下遗址”没有丝毫的移动。目前仅就笔者能看到的我国上自明、清,下至20世纪直到现在出版的各类辞书和史籍均从于“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记载，这里不作一一赘举。但是必须特别举出的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另一辞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其在“垓下”辞条下云：“垓下—聚落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楚汉之际，刘邦、项羽在此作战，项羽军被击溃。”笔者还要特别举出安徽与垓下地名相关的辞书《安徽集镇辞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版）其在268页“灵城镇……境内古迹‘虞姬墓’，在今城东15华里，公元前202年，楚汉会战于垓下（今县东南老庄胡村附近），项羽后败被围”。文中“垓下”加注的“老庄胡村”正是灵璧县灵城镇东南沱河北岸“垓下遗址”的位置。这里矗立的“垓下遗址”文物保护标志碑的位置，也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的确切位置，它正是东经117。38'，北纬33。21'，这是运用现代最先进的“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卫星定位仪测定无讹的位置。这里不仅经纬度与诸多历史地图册一致，其地形地貌也与古史中各家所注一致；这里的出土文物不仅有与战争相关的铜兵器、其中“半两钱”亦与秦代通用的货币一致；“虞姬墓”与“垓下遗址”南北咫尺相望，其与“霸王别姬”的故事一致。“楚歌台”正在遗址的西北方，“垓下之战”正值十二月，正当西北风劲吹的季节，“楚歌台”的方向与战争发生的地点和季节风向相一致。这里的“霸离铺”、“散楚山”一切地理环境无不如榫合卯。“垓下遗址”位置的准确定位，是经过我国老一代历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等先生以及老一辈博学多识的资深科学家的集体科学论证，是他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心血代价而取得的科学成果，使得两千多年来关于“垓下”遗址的争论从而取得一致的定论。这是共和国建立以来史学领域里的巨大成就，因此，我们要倍加珍惜。
在“垓下遗址”的考证问题上，不同认识的争论是正常的。但也不排斥有人为文羼杂，不直面正史，泛滥误史，以误传误，诡作典籍。对待古人的指误批谬视而不见。《辞海》是全球华人信赖的百科全书，对待“垓下遗址”问题要宏观博识,科学地分析，决不可偏听偏信，堕入偏颇,失去信誉，使《辞海》的含金量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