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欧洲启蒙精神，半是中国诗情画意

     我本来是从事植物生物化学工作的，与乐民先生相识也晚，只在2003年之后匆匆拜晤过三次。八、九年来，我视乐民、中筠先生为启蒙的师友，这最早是在2000年，偶然读到社科院赵梅女士一篇很有水平的评介中筠、乐民等先生《冷眼向洋》这套书的文章——“通向自由和繁荣之路”。此时我离休已十年，七十岁了。这套书使我多年以来萦回于脑际，有不少私自以为是，或私自以为非的观念得到了启蒙，使人豁然开朗，并使我晚年生活有了新的目的和情趣。

　　乐民先生“晚年胸中一半装着欧洲启蒙精神，一半是中国文化的诗情画意；一边是欧洲的理，是理性，也是理念，另一边是中国文化的情，是情趣，也是性情”。这是他们的女儿陈丰刊登在《万象》上一篇极好文章中的一句话。我在乐民先生生前身后写过三篇读乐民、中筠先生书的心得式的文章，说的重点与陈丰不约而同，都有“这份水乳交融的情与理”。

　　乐民先生文章最能吸引我的，是其中历史的厚度，即那种穿透历史的眼力和全球化的视角，再加上无处不在的中华情结。他的专业归属本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他常自叹入错了行。早在写《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时，他就已经开始感到所谓“国际关系”只是最表面的层次，尽管这“表层”非常丰富多彩或惊心动魄，只有历史文明问题才是深一层的问题。为什么有“波匈事件”？为什么有“布拉格之春”？只有论从史出，史因哲悟，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才能懂得这一个东、西欧洲本来共有的“同源文明”被野蛮政治遮盖了的问题。乐民先生所指的“精神的历史”和“西欧文明”，是指自两希文明发端，经过许多世纪，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时期所形成的——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历史文化发展的理念，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柏林墙终究要被具有“欧洲精神”的东西德老百姓冲垮，东欧也终究会走向欧盟和欧洲议会。

　　这样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理念，在乐民先生的书中比比皆是。例如他强调“文艺复兴”不是突发的人文现象，而是从14世纪到16世纪这三百来年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宗教改革也是如此，它上承“文艺复兴”，下则水到渠成地进入了启蒙时期。乐民先生强调指出，“启蒙”不是“运动”，而是一个在欧洲长期的、历史现象。准确地说，应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因为启蒙完全是自发、自然、日积月累进行的，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久远历史价值的精神和心智的活动。所有启蒙思想家都是独立的、自由的、见解互有同异的人，没有统一的教条，也不互相依傍，完全是在个人基础上交流和传播的，是真正的百家争鸣，更没有入主出奴，定于一尊。但他们都提倡思想和言论的开放性，由此必然催生对人权的绝对尊重，也催生着民主、自由、平等……等等人类进步制度的诞生。

　　中国人根据自身六十年的经验和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一直将“运动”理解为运而动之，一定要有个什么领导，一定会自称“完全”或“一直”代表什么利益，一定有着什么不计手段要达到的某种先验目标，有了这些才叫“运动”。这与西方的“启蒙”风马牛不相及。同样，中国往往将当年西方“百科全书”的参与者加上“派”字，称为“百科全书派”，也会产生上述中国特色的误解。如乐民先生所说，“思想自由和百家争鸣的时代，决不是一个人、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时代”。

　　他以为，英国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包括虚君制的民主）的转变，大体从16世纪到19世纪才最后完成，经历了几个世纪，是一步一步的，是渐进的。人们常说“英国革命是渐进的”，这不准确。可以说英国“社会”是“渐进”的，而不能说“革命”是渐进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其说是“爆发”了工业革命，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结。他并以为英国有“先天优势”，与欧洲大陆有一水之隔，能比较自由地发展，先有“大宪章”开启了对君权的限制，继而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国教与议会，几经波折又有“光荣革命”、自由贸易与人权观念，得以领先于欧洲大陆。在18世纪英国是最自由的，当时有三点领先于大陆的法国和德国，即：

　　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二、个人自由和人权观念三、法治

　　这三点经验，从英国开始，很快传到北美和西欧，各地情况各有不同，但它的“普世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三点上已经完美无缺了，恰恰相反，还有许多严重的甚至解决不了的问题、弊病，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三点的正当性。我以为这两年来某些人加强了对“普世价值”的否定。这样做，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代表了当前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和利的不道德的追求。

　　乐民先生抓住了欧洲文化的精粹内核，探讨了欧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的每本书几乎都说到，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观念或政治经济观念，而首先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概念，代表了一个古老而又不断创新的、成熟的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西方率先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欧洲经验辐射、扩展而走向北美，走向全世界。总之“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他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至于之所以用“自由主义”而没有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因“资本”而生发出的主义，而“自由主义”则重在人的精神。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由一些“精英分子”先验的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是由经验中产生的。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而不是先有“主义”，再限制自由或实行专政，以期实现人为的、先验的“主义”，所以说是历史、文化的自然进程。他公开宣称“渴望中国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他以为：“老实说直到今日，我们还是得回到中国刚向西方打开门户时的老话，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学我们没有的东西，说来说去还是应继续迎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作为一种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仍然是十分切实的需要。”

　　终其一生他不停步地在求索，耻为附庸，追求康德所提出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使自己越活越明白，“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曾说自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到老来方始“从心所欲，回归自然”，终于破网而出了。

　　这十来年中，他的工作的确是欧洲研究的大事。他的书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八股腔”，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看欧洲，是“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体悟出来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这些书都是叫人明白的，从历史文化哲学的角度叫人明白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奠定了世纪交替之际我国欧洲学的基础，使我国欧洲学的研究出现了某些新的格局。

　　现在，乐民先生的书画集也和大家见面了。看乐民先生的字，就算是外行，只要稍有中国文化修养，也看得出真是“清新俊逸”，书卷气尽在其中。与他从事的西方文化研究对照看，我觉得恍如有了两位乐民先生。由此而更理解他在上个世纪末为何对“西化”和“传统”产生了难于化解的矛盾。后来两个乐民先生“合二而一”了。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乐民先生离开大家有一年多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仅没有淡忘，反是越来越怀念他——乐民兄真是走得太早了，中国民主和科学的启蒙需要他，担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倒退的人们需要他。像乐民兄这样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这样荟萃中西和今古文化于一身的人文学者，这样的超乎物外、身体力行的启蒙者，难道真成绝响，难道我们真可以听任其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