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的大家风范

    本书是继《家风》、《帅府家风》之后，“家风”系列中的第三部。书中讲述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周建人等大家巨擘的故事。他们求学、求变的一生，始终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强盛、社会的进步休戚与共。他们身上那种自强不息、奋力勇为的品格，为民进步、为国富强的作为，昭示着后人前行的方向。
    
黄炎培：“不为个人做官”
    
    为表爱国，不进租界黄炎培被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称号他当之无愧。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是要实实在在付出的，有时甚至需要付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黄炎培自己被人“杀过”，也曾要“杀别人”。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与史量才、沈钧儒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鼓励抗日群众。
    
    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他的儿子黄大能也站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黄炎培突然之间的发问，震惊了全场师生，一时间，满场静寂，一片愕然，黄大能呆呆地立着。父亲要“杀掉你”的话，像一颗子弹嵌入了他的身体，永远挥之不去。这大概算是黄氏教育法吧！
    
    黄大能回忆说：“父亲非常爱国，比一般的青年都爱国，我们在上海，他每天打听战争的消息，打胜仗他非常高兴，打败仗他痛哭流涕。他戴着黑纱，—般不拿下来，而且他从不进租界。”
    
    身处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黄炎培却要求家里只能购买国货。有次他生病住院，女儿给他买了件棉毛衫送给他，他看了—眼，雷霆大怒，问女儿为什么买洋货送给他，结果女儿翻出里面的商标，告诉他说，这是国产的，他才息怒。
    
    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是日薄西山，垂死挣扎。黄炎培己决意跟着共产党走，蒋介石一直希望黄炎培能跟着他走，显然他失望了。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说话了：“绝不能放过黄炎培的二儿子。”特务们把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抓去了，黄竞武宁死不屈，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他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这惨无人道的举动震惊国共两党，消息传开，毛泽东仰天一叹，特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不愿敛财，不肯做官
    
    黄炎培还有两个清名：一曰不愿敛财，二曰不肯做官。
    
    黄炎培一生兴学，不遗余力。他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但是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不贪不占，不挪用乱用。
    
    抗战中，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他还曾卖字为生。黄炎培去世后，没有一份家产，有的就是清名。
    
    黄炎培另一个清名是“不做官”。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拉拢的手段就是封官许愿。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
    
    不做官，不等于不做事。1939年11月，他就与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进城后，再与黄炎培见面，就请他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黄炎培心有灵犀。第二天，他就把3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传递信息。
    
    随后，周恩来总理两请黄炎培“出山”。这次黄炎培没有再推辞，以72岁的高龄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复出做官，他对子女们解释说：“现在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我现在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周建人：“我不想做官，也不善于当官”
    
    为官：严于律己
    
    20世纪初，周家三兄弟成为当时的活跃人物，周建人的两个哥哥不仅成为新文化的领袖，而且还都曾入仕为官，鲁迅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里当过科长，周作人则在伪政权里做过教育委员会的长官，当然这是为人不齿的。只有周建人一直在从事编辑、教学工作，远离官场，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家乡小学校的校长。
    
    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解放后，远离官场的周建人仕途很顺。他被高层看中，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更于1958年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直到1967年“文革”开始才卸任。短暂沉寂后，他又连续担任了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国家领导人。
    
    周建人的好友柯灵对他职务的变化，有过精彩的叙写。他说：“到了枫林日晚，忽然因为积年的革命劳绩，平步青云，被送上权位的高层，‘霜叶红于二月花’……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
    
    1958年，已经70岁的周建人被任命为浙江省省长，他在浙江主政1O年，这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省长大都是从战火和硝烟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虽然周建人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身份是保密的，公开身份还是民主人士。由一个民主人士出任一个大省的正职，他恐怕是唯一。据说周建人几次恳辞不就，说：“我不会做”，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为官之道，—在律己，二在律人。
    
    律己就是要管住自己和家人，为政清廉。这方面周建人堪称表率。就在周建人当省长时，为了女儿周晔的工作问题，他专门写信给好友柯灵，请他帮忙给周晔在上海找份工作。柯灵十分诧异，说，你是省长，怎么还要我帮忙？
    
    周建人非常关注民生，关注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疾苦。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县的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被村干部发现后，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后大为震惊，解放前他就一直致力于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维护人权。而现在这丑陋一幕，竟然在新中国发生？周建人愤而上书，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要求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省长上书告状，要为一个普通的农妇讨公道，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恐怕也只有周建人这么做！
    
    柯灵说得好：“权位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人的价值观，如果用真纯和正直做砝码，乔峰老人（周建人）是完美无疵的。但是这种人可以是忠诚的革命者，却不可能成为城府深严的政治家。”
    
    周建人曾对家人说：“我不想做官，也不善于当官，最好当一个大学校长，或者当图书馆馆长。”他在任省长期间，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辞职返京，可惜未能如愿。而且，官还越做越大，直至当上了国家领导人。
    
    1980年9月1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建人辞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为人：性格很硬
    
    周建人给人的印象，是忠厚长者、徇徇儒者，为人平和低调，不事张扬，有长者之风。在60岁前，周建人一直在为生活打拼，做编辑、写文章、当教师，挣钱养家。他要做的是证明自己的能力，独立地生活，独立地面对一切挑战。当年他随母赴京，走得很坚决。在京生活的不如意，因为家庭不和，他只身离京赴沪，也没有犹豫。解放前，他携妻带女，冒险离开上海到解放区，走得还是很果断。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不凡的个性。
    
    女儿周蕖评价父亲说：“他的性格很硬。”女婿顾明远说：”他比较倔，不愿意做的他绝对不做。”
    
    有硬的一面，肯定就有软的一面。周建人与人相处，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处处在为别人着想。他常常喜欢和普通的老百姓交往，却很少见到他与官场的人来往。
    
    在北京他住的是四合院，为了安全，有关部门就在墙上架设了铁丝网，他搬进去后，就让人拆了。因为是平房，自己要烧锅炉，烧锅炉的鼓风机声音很大，有些吵。隔壁的邻居有意见，后来他听说了，就把鼓风机搬到靠近自己房间的一边，搬完以后隔壁邻居好了，却吵了自己。后来北京消声器厂的几个年轻人听说了这事情，就琢磨着搞了个小发明，专门给他做了个消声器要安在锅炉上，但被他拒绝了。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小文章，感谢这些年轻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往来较多的是叶圣陶、茅盾、杨之华等几位老朋友，他们之间常有走动。他把叶圣陶看作挚友，他说：“这位老同志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好的一位”。周建人怕老友们不便，有事经常是自己主动去看望。友人登门，他也是早早迎候，唯恐失礼。
    
    晚年常常有家乡的人来看望周建人，如扮演孙悟空的六龄童、六小龄童等。在他的朋友圈中，大家没有利益纠葛，都是君子之交。
    
    周建人和嫂子许广平、侄子周海婴早年也有来往。他比许广平大几岁，因此他对许广平直呼其名，周海婴则叫他“三爹”。而他的几个女儿则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管许广平叫“妈妈”。
    
    摘自《大家风范》  肖伟俐  著  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010年3月8日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