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机遇

     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至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最有成果的时期是改革开放这30年。总结这段历史，对于今后发展是重要的。

     翻译介绍海外成果 基础研究工作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行各业的建设事业都取得了成就，同样，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成果卓著。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大量翻译和介绍。这一时期的工作成果，突出表现在对海外重要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上。这些新出版的翻译著作，重视国际前沿问题的探讨。凡国外新出版的体现学术前沿思考的著作，一般都能及时地翻译过来。在这方面，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比较领先，像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著作的翻译，几乎与国外探讨的热点同步。此间，中国的翻译取向也十分注意与国内学科建设的紧密结合，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王庆成与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翻译的“编译丛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上海市研究译丛”、季进与王尧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等，都有这样的翻译意图，为国内相关学科建设提供了借鉴。同样，学者们也十分重视一些重要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黄兴涛与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等，都有可观的积累价值。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研究系列也于多年前翻译推出。
     基础研究工作有重要突破。近30年来，为了开展好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学者们还十分重视一些基础工程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最显眼的，就是一批工具书的编纂。算下来，已经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专门工具手册，如严绍璗主编的《日本的中国学家》、孙越生与陈书梅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黄长著主编的《欧洲中国学》、冯蒸主编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主编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等，极大便利了科研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一批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有关的专题目录集也相继编制出来，如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数目》、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张西平《〈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等。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如耿昇翻译的法国系列汉学名著、周振鹤主编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萧延中主编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等。这些有重要史料价值著作的翻译，为各方面工作奠下了重要基础。
     一批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出现。这可谓30年发展中的实质性收获。这些成果中，有对各国、各地区汉学发展史的梳理和探讨，如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侯且安《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等。与此相关，一些专门话题的研究成果，如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张宏生《戈鲲化集》、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朱政惠《史华慈学谱》等也相继出版。这当中的有些研究，就是当事国学者也未必都进行过。中国的一些专业工作者曾经以数年精力在外国搜讨文献，精勤耕耘。关键在于，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始终注意着眼于自身文化建设的大理念，批判地吸取海外中国研究的智慧和精华，促进自身学科与文化的建设。与翻译书系不同，“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学研究文库”、“列国汉学史书系”、“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等很多研究丛书的出版，集中了一批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要言之，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要比1949年以前的中国学研究成果丰富和精彩得多，是20世纪以来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出色时期。

     全国性老中青团队  跨领域多学科联合

     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大收获，是研究主体的变化，这是实质性的重大变化。形成了一支全国范围的学术团队。这支全国性的学术团队有几个重要特点。

     其一是老中青结合。最长的是一些国家大师级的人物，如季羡林、张岱年、张仲礼、王元化、张芝联、任继愈等，虽然有的已然谢世，但他们起过的作用是重要的、关键的。与此同时，李学勤、汤一介、章开沅、刘梦溪、乐黛云、严绍璗、耿昇、阎纯德等长辈专家，也一直身先士卒，披荆斩棘。此后，77、78级等“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组织工作方面，都已成为栋梁和骨干。眼下新生力量也已接上来了，一些高校已经培养出一批这一方向的硕士和博士，成长为这一专业领域的新秀。
     其二是跨学科、多学科联合。在这支队伍中，有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专家。陈乐民、资中筠、陶文钊、朱维铮、王家范、葛兆光、荣新江、桑兵、李伯重、赵世瑜等学者，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更多的探索，但他们不同视角和方法的思考，促进了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探索。
     其三是海内外学者互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李雪涛、杨煦生、姜进、刘正等博士都带来一些新思考、新视野。
     这支研究队伍，是在近30年的艰苦努力和坎坷摸索中形成的，所以特别有韧劲，事业心强。这是这支队伍很可宝贵的品质。
    诞生了一批实干的专业研究机构。这也是30年来很重要的收获之一。这期间，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成立了全国最早的研究机构，影响举足轻重。随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相继诞生。进入21世纪以后又有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相继成立。这些机构虽然分布各地，编制、形式不一，研究对象不一，但大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人员和科研学术活动，担负起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的组织工作和联络工作，出版有《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等学术集刊，也陆续召开过重要国际学术会议。这些20 世纪上半叶所不曾有过的研究机构，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态势，成为国内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和骨干。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使命意识和研究方法论的不断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实际上跨越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比较简单，觉得以前没人做，被束缚了，现在要做，不能无视海外对中国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但后来觉得有问题，只顾着介绍人家的成果和观点，忘记之所以介绍的目的，忘记应有的立足基点。学者开始对此有深刻反思，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强调不能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这些批评显示了中国学者使命意识的重要升华。最近，汤一介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互知·合作·分享——首届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与服务学术研讨会”上主旨演讲时提出了新的研究话题，他希望克服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把对海外中国学的“理解”提升为“广义对话”，只有双方地位平等，对话才可能真正进行。汤先生说这话的背景，与改革开放初大不一样了，从而也是中国学者使命意识的第三次重要升华。使命意识的提高是学者研究观的重大变革，完善着专家们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出发点，兼之方法论的一再探索和提升，决定了整个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事业的胸襟、气度和格局。

     立足学科  把握前沿

     改革开放以来，30年研究的成果和收获已如上述，国家汉办等各相关单位的支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变化。总结是为了发展，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又该如何发展？思前想后，笔者认为还是主体建设先行。
     做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工作。如上所述，近30年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相当突出。但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的60年波澜起伏，坎坷曲折，所以很值得总结。
     现在我们面临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机遇期，很有必要反思前辈走过来的道路，看看有什么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倘若我们一面说发展，一面又对以往走过来的道路及其学术脉络、学术特点一无所知，就实在说不过去。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总结和反思工作的愿望，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前提下被提出来的。这个百年史的研究，应包括对历史过程的基本梳理，对演变阶段、演变规律、演变特点的大体探讨，以及相关重要人物、代表作、学术思潮、方法论的探讨等。如同敦煌学史的研究一样，这百年学术史的反思能对今后发展起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
     应该更多地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力求形成全面的、科学的学科阐述体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加强了，这也引起国内学者反研究的大反弹。眼下，不仅文学、史学、哲学，其他很多学科也在介入这一研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该怎样进行？整体的学科方法论和研究立场应该怎样？这是不断遇到的新问题。像“文学概论”、“史学概论”、“哲学概论”一样，我们能否有一本“海外中国学研究概论”之类的学科研究导论？能否起到对这一研究发展的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准则作用？
     我个人的体会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是立足于本学科的学科基础、学科背景、学科方法论，如果没有扎实的学科基础为背景，这样的研究是无法站立起来的，也不可能深入下去。所有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或延伸展开。所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它的整体研究是很多学科研究的汇总，呈现学科群发展的态势。它的真正成熟和发达，一定在各学科研究的成就基础之上。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所涉及的这些复杂问题，促使要形成总体学科建设的专门理论著作，内容包括对研究宗旨、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问题的探讨，以及整体研究与文学、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诸学科的关系问题的探讨等。
     应该做好两个前沿的探索工作。所谓两个“前沿”，一个是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的前沿，一个是中国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前沿。我们开展这方面研究，首先应该了解好海外学者中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包括他们研究机构的最新动向、学者的新近观点和著作以及正在出现的新思潮等。只有准确捕捉和把握这方面情况，才能比较正确地把握海外中国学研究走向，确定研究的重点和策略。同样，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前沿动向也是要注意的，应注意国内各研究机构、学者所开展的工作和特点，有哪些新的研究著作、学术观点以及相关的重要学术交流等。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把握全局、洞察清晰，不至于跌入狭隘的思维定势之中。错误往往就是由于对两个前沿把握不够。但要做到两个前沿的准确把握绝不是易事：对前者的把握，需要我们有雄厚的学术积累、很好的信息资源条件以及“海外关系”等；对后者的把握，需要我们长期参与其中以及全局眼光、精心观察和忠厚的客观立场等。事实上，无论是学术工作者还是学术机构、学术媒体，谁做好了两个前沿的把握，谁就都能赢得主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