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焦虑：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制约

     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回顾与怀旧的时期。回顾就是一种反思，反思使我们成熟。反思6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感受，就是与古代文学等专业相比，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还不很成熟，其中最不成熟的就是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变革与文学史的写作。虽说我们在学术界首先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是否达成了重写的标准和境界？十分明显，与经济、法律、教育乃至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变革和实践相比，中国主流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的变革明显滞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命题，而“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的党章。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的巨大变革。然而，这一切又似乎对主流文学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反思的日子里，我们有必要对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症结做一下叩问。概括地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史的写作存在着以下四种制约：
    
     体制的制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史观实质上是以历史评价的形式表现出的政治立场，这就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约束。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没有什么比一个时代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更大了。现有的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关于“现代文学史属性”定义大同小异，就说明了这一点。文学史写作当然不能不考虑也不能离开“体制性”的制约，但讲究个性、创造性与多元化却是应考虑的。
　　
     观念的制约
　　
     中国有发达的文学史，却缺少发达的文学史学，历史观的单一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
    

     首先，我们长期以来受一种普遍的线性历史观的制约，对文学史总是采取“今胜于昔”的评价方式：五四文学是对晚清文学的否定，30年代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否定，解放区文学是对30年代文学的否定，“文革”文学是对前17年文学的否定，新时期文学是对于“文革”文学的否定等。而对作家个体的评价，也总是以其后期否定其前期。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但更可能是受一种先验的历史逻辑——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制约。半面文学史乃至颠倒的文学史被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合理化、仿真化了。
 

     其次，对作家的评价，我们始终拘泥于“文如其人”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以政治、道德的标准确认作家作品的价值。例如，路易士、袁水拍、张永枚、浩然等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消长也都体现了因人论文的传统文学价值观。
 

     与体制的制约相比，观念的制约更为深层，真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身为文学史观念的变革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方式。历史文本的写作其实都是话语权的问题，多是掌握话语权者构建的话语体系。
 

     以什么理念建构文学史？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国家发展战略由“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标志着我党政治上的不断成熟和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在这种新的思想环境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可否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新标准？把文学史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副本转化为真正的“人的文学”。如对战争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评价，应该在阶级的和民族的视角之上，再加上“个人”和“人类”的视角。以这样一种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战争和战争文学，会缩小我们与世界文学的差距。文学史写作应该“以人为本”，使之真正成为艺术史、个人史和人性史。这并不是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从人性、人类和学术的角度去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知识的制约　　
 

     长期以来，文学史学界对专门从事资料整理的学者有一种偏见，一旦说到某位学者的研究对象时，一句“他是搞资料的”评价透射出些许的轻视。1985年马良春呼吁建立文学史史料学，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带来重大的转折。与成熟学科如古代文学相比，现当代文学作为新兴学科，其价值观具有不确定性，再加上研究者对对象的近距离阅读和体验，容易造成对史料的疏忽。这种现象在1990年代末出现了变化，学界突然对于文学史资料表现出普遍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报刊研究。应该说，文学史资料不仅是史料学的重构，更是重写文学史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这种变化是值得肯定、有价值的，弥补了1980年代观念热和方法热带来的宏观研究、抽象思辨的不足。但这种方法论的变化导致了价值观的变化，甚至成为学风规训的一种标准。
 

     报刊研究同样具有这样的二重性问题。首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风险性导致研究者远离政治现实而转向史料研究。这与清代朴学的兴盛和当下历史剧的兴盛相似。其次，报刊研究热反映出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性的困惑：资源和思想阶段性的穷尽，导致对研究对象的刻意搜求，寻找所有的空白点。
 

     单纯从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学的关系来看，史料学的建构是写史的过程，写史是主体的选择过程，是作家、作品被经典化的过程。史料是材料，是文学史的构件，不是一般的资料。所以文学史料就可以分为两类：进入文学史的史料和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资料，如果把资料一概作为史料就会遮蔽和误读历史。一旦成为史料进入文学史，就应能提升文学史质量，文学史不等同于思想史，但是史料要成为思想的材料，而不是从史料到史料。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提供思想的容量和提升思想的质量，如果缺少历史的整体观，搜肠刮肚、拾遗补缺、为填补空白而寻找空白，就可能把琐碎的资料当做文学史的史料。
 

     现代文学研究到了今天，已很难再发现重大的、足以改变历史全貌的疏漏。这样有些学者就难免会把原本无人关注的小报、小刊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关注。一旦有所发现，便无限夸大其作用和影响，似乎到了要改写文学史的地步。在这样的风潮下，文学史惯有的知识都成了常识而被忽略，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已经较少有人谈及。而这些被夸大的资料在研究者的阐释下强行进入文学史，反过来构成了对文学史本质的伤害。
 

     如果报刊研究作为一种个人学术志向尚可，但若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势必带来反面的效果。所以在调整学术价值观时对这种偏向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通过时间来进行选择的过程，有的遗忘不是历史的疏忽和遗漏，遗忘总有遗忘的理由。你选中的这个细节是大树的一个小的枝干还是一片落叶，直接关乎这棵树的整体形象。所以，我以为报刊研究热应该降温。　　
    

     方法的制约　　
 

     在前几种制约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文学史写作方法应该是最容易突破的。但由于中国文学史学先天的不发达，这方面的探讨反而更少。多年来文学史的体例不外乎以史带论或者是以论带史，大多以时间为线索，采用“时代背景——作家思想——作品价值”的基本模式，缺少个性化的形式创造，使诸多文学史文本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
 

     也许文学史写作彻底突破这几种制约还需要学界和社会做出更多努力，但通过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深度理解，我们离这一目标会越来越近。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