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要勤于写作

    巴甫连柯有一句名言：“作家是用手思索的。”他认为只有不断地写，才能扪触到语言。老舍先生曾对人说，他有得写、没得写，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科研人员也是这样，多写是通往真理殿堂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写作是思维的强化训练。人 的大脑有自动编程的功能，但如果长期不得启用，这种功能就会退化。一些心灵启示和思想的火花往往稍纵即逝，须及时加以记载，而这些启示与火花通常又构成一篇论文、一本专著的起源。经常写作，可以培养学者的问题意识，提高对社会现象和文献资料的敏感性，从而能够在别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中发现奥妙。读而不写，只是学习过程和娱乐过程；只有开始动笔，才算进入研究状态。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个学者，如果长期不在研究状态，即使读书再用功、再刻苦，那也很难有真正的领悟和启迪。
    写作能够把一个人的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学识都调动起来，付诸笔端，派上用途，并能够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学术研究，说到底，也是一个熟练“工种”，所以说，每一个学者都应养成勤写的习惯。
    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学者的产品主要是研究成果，当然，大学教授还担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成果主要有两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前者花费的时间相对要少，后者需要的时间往往较长。论文可以选择小些的题目，只要有所发现，就可以动笔，像《何典》主张的那样：“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在没有十分满意的题目时，完全可以写八分满意的题目；在没有找到大题目之前，不妨先写小题目。国学大师黄侃，惜墨如金，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饮酒过度而去世，时年四十九岁，给学术界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而鸿篇巨制，一般适合大一些的题目。所谓“十年磨一剑”，就是提倡学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去经营传世之作。但多有人误解或曲解了这句话的本意，将其用作劝导学人不能一鸣惊人就不要动笔的根据，真是害人不浅。只有确立好题目，拟出提纲，而后围绕这个题目不断搜集、整理资料，不停地动笔撰写，才能集腋成裘，否则毫无目的、漫无边际地寻寻觅觅，且光读书而不动笔，纵是一万年，也不会磨出任何一柄剑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你抓住了意义空前的课题，并进入攻关状态，不消说十年，即使花更多的时间，也值。
    写作是一个学者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著述是学者美德和才干的最好证明，也是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下最重要的标准。学者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我不赞同“述而不作”，除非自己口述，由别人动笔。
    在质与量的关系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陈景润一篇“１+２”的推导，爱因斯坦的两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就能够奠定他们在科学史中的地位。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量虽然不是成为大家、名家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好多大师级的学者，如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熊彼特、哈贝马斯，无不著作等身。或许有人会说，当年科斯就靠两篇有关产权的文章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但这毕竟是个特例，而且，我们还得承认，经济学离自然科学较近。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钟书当时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的条件，于是就给他定了一级研究员。这件事，通常又被拿来作为成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的证据。其实，我想，当时的文学所中，几乎没有谁不知道写作就是钱钟书的精神生命。改革开放伊始，钱先生出版皇皇140万言的《管锥编》，就是一个证明。假若只有《谈艺录》而没有《管锥编》，钱先生的学术地位无疑要大打折扣。
    学者的权威在于能够拿出成果说话，权威也应该是那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权威是靠著述树立的，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对同行的科研能力与水平了如指掌，并作出最公允的评价。当年，何其芳在评职称的事上为何“敢”一个人说了算？这当然因为他是一位令人信服的学术权威。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