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使命

    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极其巨大的变化，呼唤着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创造出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的中国哲学来。

    在当今中国，哲学的创造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充满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真正的哲学家。就此而言，中华民族正在召唤着新时代的敢于“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敢于在哲学中掀起“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 

　　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总是非常谦虚，很少自称“哲学家”，也不轻易将这一称谓授予他人，且往往对此称谓产生一种自发的轻蔑感。这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十分平常地自称或互称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适成一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恐怕与这一学科内的研究者长久以来丧失了创造力有莫大的干系。如果我们把“某某家”理解为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者的话，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者确实不能称为“哲学家”，而只宜称为“哲学工作者”。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极其巨大的变化，呼唤着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创造出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的中国哲学来，无可避免地要将其推到创造者的地位，使其从哲学工作者转变为哲学家。
　　
当代中国哲学创造与重建传统精神观念相关
　　
    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中国哲学应是现今和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句老生常谈了，但人们往往忘记了马克思加在“哲学”一词前的“任何真正的”这一限定语。能够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哲学必然是把握住了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的哲学。而能够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必定是哲学家创造性劳作的结果。
    创造这样一种哲学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健康发展的需要。这样一个东方巨人，当他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时，便不能没有一种最为基础性的精神观念的内在支撑和引导。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精神观念便是哲学。没有一种精神观念的支撑和引导，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行为在总体上就很可能是非理性的和混乱的。特别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发展和壮大起来之时，行为的合理性便尤为重要。　　 

    能够对一个民族的行为起到支撑和引导作用的哲学，必定是与该民族的历史生命息息相关的哲学。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便必定是对传统精神观念的再创造或重建。脱离了民族历史生命的哲学是不能够给予人们一种具有回家的亲切感的，因而不是一种精神家园。与其他文化传统相比，中国文化与在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之间不仅在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一重大不同已经得到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者，特别是比较哲学研究者的深刻揭示。而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中华民族所认同的精神家园与其他民族的重大不同。或许，其他非西方民族可能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使之难以从根本上认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造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延续民族的文化生命，使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当代获得新生。　　 

    但与民族历史生命息息相关并不意味着排除任何外来的东西。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大量源于西方的精神观念已进入我们的文化之中。这些反映着现代生活的观念与民族传统的精神观念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构成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主要内容。当代思想文化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新左派等不同派别的争论，仍是这一矛盾冲突的延续。因此，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新的哲学，便必须能够消化这些矛盾冲突，而不能只是继续这种冲突。但这种消化并非是半斤八两式的调和，而是必须以民族传统精神观念为主体去消化外来的观念，将外来观念纳入自身，使之成为民族精神传统的有机构成物。
　　
当代中国哲学创造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创造这样一种哲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首先就在于中华民族现实生活基础的根本性转变。一百多年来，我们曾有过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模式的方案，诸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综合创新”、“创造性转化”，等等。但这些方案却无一幸免地成了空洞的套话。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这些方案各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但其思想的深层却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内心深处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自信。西化派就不用说了，就是最坚决的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表面上是在鼓吹传统哲学，但其所理解的传统哲学又是用西方某种哲学解释过的。当其这样做的时候，传统哲学也就在不知不觉间被用源于西方的精神观念所置换了。毫无疑问，这种精神文化上的不自信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创造的。只是在当今，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的崛起，才为哲学家提供了建立文化自信心的坚实基础。只有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以自身为主体的吸纳性创造。　　 

    这种创造的可能性还在于在人类文化史上曾经有过十分成功的以自我为主体的吸纳性创造的先例。一个中国历史上成功的例子，是宋明理学基于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对于佛教文化的吸纳，从而创造出了适应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晚期传统社会的精神观念——新儒学。另一个国外的成功例子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问题是，近代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近代科学的巨大发展所导致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截然区分和对立，传统基督教精神观念受到彻底颠覆。面对此一困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没有简单地走向某种片面的立场，而是以辩证法为武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了西方传统精神观念，创造出了能与古希腊哲学媲美的又一个哲学高峰。这些成功的先例昭示着，在当今中国，哲学的创造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充满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真正的哲学家。就此而言，中华民族正在召唤着新时代的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敢于在哲学中掀起“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