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 现代性 藏传佛教宿命何在?

    农闲时节，又恰逢藏历新年，大昭寺前人潮汹涌的朝拜者，虔诚地期待着神力的降临。信教者，是任何宗教存在的理由。当政教合一被埋进历史烟尘，人民的认识更加科学、精神需求更加多元之时，藏传佛教 将何去何从？通过信仰者的思想与行为，或许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朝拜者的朴素追求

    合掌，敬天，敬地，敬祖先，然后五体伏地，彻底地向心中的佛挥洒自己的虔诚。大昭寺殿外朝拜者此起彼伏，殿内朝拜者亦捧着沉甸甸的酥油，人挨人，人挤人，在缓慢游走的队伍中等待着。朝拜者摩肩接踵，却秩序井然。让他们如此拥有耐心的，正是手中那些点亮圣殿的酥油，还有嘴里念叨的祈福经文。或许这正是宗教的力量，是数百年来政教合一带给西藏最大的传统。但是，人潮涌动的景象表面上是人们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对转世活佛的敬重，但根本上是人们倾心向善、修行以图来世的朴素追求。
    在朝拜者的身影中，中年或者老年居绝大多数，且多为他地赶来的农牧民。通过对人数稀少的年轻人的采访，记者发现，他们要么是家里有了病人，要么是有自己特殊的愿望，一个年轻的姑娘甚至开玩笑地说：“除了祈愿，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甚至和平时做瑜伽的效果不相上下。”

    职业僧尼的“现代”生活

    罗布林卡又称“夏宫”，是18世纪40年代后，历代达赖喇嘛消夏理政的地方。在罗布林卡七世达赖的宫殿中，记者遇到一位70余岁的老僧人。他10岁时就被家里人送到了寺庙中，先是在色拉寺修行，1982年到了罗布林卡。如今，老僧人每个月可以领到1100元的工资，生活没有问题。谈到当前的宗教政策，作为被动信教的受害者，老僧人微笑地说：“如今宗教信仰自由了，信也行，不信也行，实在没有比这样的宗教政策更好的了。”
    踏进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宫殿”，记者看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尚在说笑，而其中一个则塞着耳机，手捧书卷，时不时地还拿起身边的“可口可乐”品上几口。走近一看，小和尚手中拿的并非经书重典，而是一本英语书，或许他耳中所听亦是英语。这让本来就纳闷的记者忍不住上前询问。简单地聊天后，记者了解到，原来在这里，这些和尚被称为“灯香师”，顾名思义，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保证神坛香火不断，另外从事一些卫生和安全保卫的工作。
    在主事者安排下，我们采访到一个十七八岁的灯香师。小伙子摘下耳机，摘下了头上写有“BMW”的帽子，开始和记者攀谈起来。他老家在山南地区，小学毕业后在家乡附近做起了和尚，如今已六年有余。他说，当初自己当和尚出于自愿，但是他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研习教义，而是希望用自身的语言优势，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把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继承下来，并力所能及地扩大同胞和世界对藏族的了解。
小和尚告诉记者，他平时最爱读的就是史书，闲暇还喜欢听些民族音乐与流行歌曲，并且郑重其事地说这也是民族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问及将来是否会还俗时，旁边的年轻人说：“现在宗教信仰自由了，即使有一天还俗也不用再担心像过去一样，必须承受五十大板，说实话，五十板下来人差不多已经归西了。”

    坚持文化属性是藏传佛教的现代宿命

    在西藏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地方传统，注定了宗教与世俗上层对知识的垄断。宗教作为文化发展的官方载体，促成了知识与文化的高度集中。藏传佛教的民族性特征甚至可以与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相匹敌，但是这只能代表它的昨天，最终决定藏传佛教未来的，则是全球化和现代性承载起来的时代性。
    无可否认，藏传佛教是一种教义完整、教法成熟、内部逻辑严密的宗教，且具有一整套完整、严密、次第相衔的修行体系，但是仅仅寺庙能够承载得起藏族数百万人民淳朴的愿望吗？当人们眼界大开、认识能力上升而对此提出质疑之时，老迈的宗教将如何应对？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正是对藏传佛教时代性考验的根本动因。
    在科学的挤压之下，作为兼具信仰与文化双重属性的宗教将越来越向后者偏移，这是世界宗教面临的共同命题。
    与此同时，年轻的僧侣拥有了更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和渠道，他们已经无法再像老一代僧人一样，从小在封闭的世界修行经文教义，生平只为在僧职体制中升迁。纷繁复杂的社会将使僧人不断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诱惑。还俗程序的简单化，同样减少了僧人的后顾之忧。所以，作为专职宗教的僧人能否抵制外界诱惑潜心修行，将是藏传佛教面临的真正挑战。
    最根本的是，信教并不能帮助信徒们改善生活、获得发展，当现代科学再将“来世依靠达赖”的虚幻观念戳穿之时，藏传佛教的迷信特征将无从藏身。
    藏传佛教作为民族文化，已经得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而当前正在摧毁这种文化的不是别人，正是无端散布“文化灭绝论”的达赖，因为他的行为正在扭曲藏传佛教的本质。
    作为精神领袖，达赖本应通过正常的宗教活动，让藏传佛教成为信徒们的精神寄托。但适得其反，达赖正在做的是毫无顾忌、不负责任的玷污藏传佛教的神圣性，以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代价换取一己之私利。达赖本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但他破坏国家大义、严重影响西藏地区发展的行为，无疑成为当前阻碍藏传佛教发展的首要黑手。
    正如西藏社科院学者郭克范所言，西藏人民社会生活的几十年的变化当中，“最为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宗教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广大人民关注的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宗教不再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最根本和唯一的关注，这是西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