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收获

    有一本关于袁振英的书即将付梓，我相信这本书对丰富党史极有价值。   

    不曾想过，这本书的出版，会与我发生非常偶然的联系。   

    四年前的一个上午，在三江学院工作的阿彬到南京中山植物园去找老谈。阿彬 给老谈说，我有个三姨夫叫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母亲年纪大了，我想为我母亲的家族写一本书。老谈不懂历史，对阿彬说，那你到南大（南京大学）去找孙江林啊！老谈是我的朋友，阿彬也是我的朋友。老谈知道从历史系毕业的我如今又回到历史系工作。于是，阿彬给我打来电话。接着，我便给阿彬介绍了在江苏省党校工作的我的大学同学阿锋。阿锋听了阿彬的介绍，说，完全可以，袁振英这个人物很有价值。阿锋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专家，对党史也非常熟悉，他认为袁振英这个人物很有价值，自然不会是客套之语。而且阿锋给央视写过好几个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专题片，出版过不少专著，写这样一本书，当然不在话下。    

    研究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成员中不仅有陈独秀、陈望道、赵世炎、林伯渠、沈雁冰（茅盾）等，还有袁振英。但对袁振英的了解，很不完整，很多人几乎遗忘了这个历史人物。

    袁振英（1896—1979），东莞温塘（茶园）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信仰并致力于研究无政府主义。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袁振英结束游东记者团回到上海，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栏目主编。1920年5月，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在上海开展建党的筹备活动。袁振英受陈独秀邀约，经常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赵世炎、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等人，在戴(季陶)宅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密商组织共产党事宜。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上述人员大多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袁振英便在其中。    

    1920年8月22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俞秀松出面，同袁振英、叶天低、金家凤等8名青年，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最早发展的一批团员，有刘少奇、罗觉(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李中、李启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梁柏台、卜世畸、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等。团址设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6号)的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组织为培养和输送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而兴办的。袁振英、沈雁冰讲授英语，参加讲课的还有李达、李汉俊、王元龄等。1920年冬至1921年春，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柯庆施等20多名青年团员，被外国语学社分3批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期间，袁振英还同李达、陈独秀一起，参加了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党内刊物——《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1920年11月，陈独秀同在北京的李大钊商议后，决定应陈炯明之聘赴粤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袁振英(任翻译)、李季及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同行。袁振英到广州后，参加了由陈独秀组建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出任广东省一中校长，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在中学推行男女同校，为广东中学男女同校之始。1921年9月，袁振英与袁拔英、袁擢英兄弟3人到法国留学，从此退出了党组织。1924年回国以后，先后受聘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及暨南大学等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袁振英在周恩来介绍下成为广东文史馆馆员，直至1979年去世。    

    为了完成关于袁振英的这本书，阿锋和阿彬多次到广州、上海等地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和图片。阿彬七十多岁的母亲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阿锋告诉我，这本书即将完成。    

    几个很偶然因素的勾连，挽救了一段党史资料，这是我很感庆幸的事情。于是，我像许多读者一样，期待这本书早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