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参事工作、文史馆工作的关键拐点

    今年是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党中央决定进行庆祝活动。国家机关工委通知各部门组织撰写本系统改革开放的回忆文章，室机关党委也安排专人分写了参事、文史两篇稿子，我被作为“熟悉参事工作、文史研究馆工作历史的”人员，参加了讨论。会上同志们回顾30年来的参事工作和文史研究馆工作，一 致认为1988年是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它在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的改革开放30年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关键拐点。因我当时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亲历了整个过程，大家要我写一篇东西以资纪念，我感到自己也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向今人报告，便不揣谫陋，草成此文。

1988年之前

    我是1985年10月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的。当时管人事的盛其松同志看我曾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算个“笔杆子”，参事室正好缺个写材料的，就把我分到了参事室。那时参事有30几位，平均年龄80岁，以国民党政府起义投诚的中上层军政人员为最多，其次是曾反对蒋介石、同情革命的左派人士，也有几位“文革”中受冲击，中组部安排当参事的中共老干部。由于年事已高，总有七、八位长年在家静养，不能出来活动。
那时“左”的东西还比较多，参事们每周二来机关就是听人念文件，或讨论时事。每年外出一两次，回京后有的能执笔撰写，有的则由工作人员代笔写一篇“观后感”上报，我印象中没见到领导有过批示。我也曾代笔写过多篇“观后感”。馆员队伍更加老弱病残，活动也更少。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习仲勋、谷牧等也照例接见座谈，实际是以叙旧、寒喧为主，兼或听取他们议议国是。仲勋同志曾任国务院秘书长，与多位参事熟识，见面都是直呼其名，交谈甚欢。谷牧同志当年到西安参加张学良的“学兵团”，康博缨参事即当时的团长，所以见了参事们也异常客气。现在看来，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举，参事工作、文史研究馆工作仍处于恢复阶段。

吴庆彤同志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长期在中南海、在国务院、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同志为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庆彤同志到任后，很快掌握了国务院参事室的情况，同时也陆续听到各地政府参事室的反映。1986年，他亲赴广州出席十省市参事工作座谈会，详尽听取与会人员的讨论发言。也是在这一年，我陪吴空副主任（兼副馆长）赴贵阳参加11省市文史馆工作座谈会。据说这是全国第一次跨大区的馆际交流活动。各地参事室、文史馆面临的问题都大致相同，即都面临队伍老化，班子弱化，体制僵化，事业边缘化的窘况。这种窘况又必然导致认识上的混乱，参事室、文史馆“一代而亡”论，“自然消亡”论，不仅在工作队伍里存在，也在政府领导层存在，在党委统战部门存在。从事参事、文史工作的同志都心急如焚，盼望改革。
    按照当时的政策，参事室、文史馆都是“以安排为主”，分别“安排”特定的人士当参事和馆员。随着岁月的流逝，符合规定条件需要“安排”的人士越来越少，已经安排当参事馆员的年龄越来越高，身体越来越差，能出来活动的也越来越少。因此，参事、馆员这两个队伍都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况，队伍日见萎缩枯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参事工作、文史研究馆工作，随着第一代统战人物们的日益凋零，正面临存亡绝续的生死关。打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这有点象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即开国君王去世后，第二代的接续总是面临危机，总是需要突破这个“第二代”瓶颈，然后才有可能出现盛世和长治久安。
    庆彤同志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也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他深知要解决上述政策性、普遍性问题，远非国务院参事室之力所能及，必须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那时国务院参事室没有党组，对各地也没有确立指导关系，要想解决这些重要问题，难度之大，非亲身经历者不可言喻。
    好在党中央、国务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同时重视解决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庆彤同志分别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做了汇报，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1987年4月，阎、陈达成共识，商定拟于1988年适当时候召开全国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并委托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对这次会议进行准备。从此，开始了一年多的繁忙准备。
    1987年4月底，国参、央馆分别向各地室、馆发出进行室情、馆情调查的通知。与此同时，组成两个调研小组，分别由吴庆彤主任、吴空副主任带队，先后赴西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地区有代表性的参事室、文史研究馆进行调研。我曾和原副主任王立明同志参加庆彤同志一组。为使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及时了解调研情况，两个调研组随时撰写、上报了13期《调查情况简报》。年底，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区、市室馆负责同志座谈会，请来系统内部比较有分量的人物，就全国会议筹备工作进一步征求意见。
    庆彤同志战争年代失去了一条腿，当时已60多岁，为了事业，他拖着病残之躯，奔且走，鼓而呼，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因他在当时的政界有一定知名度，所到各地都有党政要员会见，工作进展总体顺利。当时在上海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也出面接见宴请，江在机械工业部工作时，曾陪庆彤同志出国，而且住过同一个房间，进行过长谈。两人在上海重逢，江已是政治局委员。回京后，庆彤同志称赞江“很谦虚，对我仍然很尊重”。
    但也偶有例外。我记得跟他到东北调研时，某省统战部长一直推拖不见。听说这位部长一直鼓吹“参事室自然消亡”，庆彤同志说：“要多听听不同意见，我们现在就去他办公室。”见面后，尽管这位部长闪烁其词，尽量掩饰自己的消极态度，我们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离开之后，庆彤同志说：“解散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现有人员该退休的退休，不该退休的安排到政协，也是一个思路。但我估计中央不会同意这个思路”。

两个汇报提纲   

    在对全国情况基本掌握之后，调研组也大致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国政府参事工作制度、文史研究馆制度在诞生近40年之际，已面临必须改革才能生存、必须改革才能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适时进行这样的改革，那就真的是只有“一代而亡”的命运。
    当时的室馆领导班子，除了为首的庆彤同志，还有王海容、吴空、萧乾同志。海容的爷爷王季范先生就是早期的国务院参事，她对参事室的了解、对参事工作的感情可谓“其道焕焉”。吴空同志出身文史世家，又先后在故宫博物院、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对于文史研究馆的改革发展，有着十分独到的思考和激情。那时的馆长萧乾先生是知名记者、作家，现已作古。他生前一直力陈“脚踏车理论”，即文史馆工作象“蹬脚踏车”，必须往前蹬才能不倒，不蹬就倒了。他对馆务改革、发展的热盼，如大旱之望云霓。班子很容易就统一了思想，同意了调研组的意见。
    经过反复研究修改定稿，1988年1月10日--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这天是个星期日，也即“加班日”，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分别向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国务院机关党组、中共中央统战部报送了《关于准备召开全国参事室工作会议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准备召开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的汇报提纲》。
    关于参事室的汇报提纲，介绍了全国情况及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并就参事室的前途、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参事人选、领导体制、领导班子等共同性、政策性问题提出建议。
    关于文史研究馆的汇报提纲，介绍了各地文史馆的现状的存在问题，就文史馆的前途、性质、任务和馆员对象条件、馆员待遇、领导关系及领导班子等，提出建议。
    这两个汇报提纲，分别将参事室工作、文史研究馆工作的困难和问题、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大致阐述清楚。特别对参事、馆员人选范围、管理方式应做大的改革，思路也渐露端倪。
全国会议召开
    3月4日，庆彤 、海容、吴空同志赶赴中南海假山会议室，向陈俊生秘书长，以及7位副秘书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办公会议当即议定：参、文会议合在一起开，名称叫座谈会，会后再各发一个文件；参事室、文史馆不能撤销，而是要加强，要进一步发挥参事、馆员的作用。参事、馆员要扩大队伍，人选要严格。
    3月9日，庆彤 、海容、吴空同志赶赴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室，向武连元副部长等同志汇报会议准备情况。
    1988年6月14日至19日，全国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因为要有重大政策宣示，除各地参事室主任、文史研究馆馆长参加外，政府秘书长、统战部长也都出席。开幕式由席德华副秘书长主持，阎明复书记兼部长讲话，庆彤、萧乾同志分别作全国参事工作、文史研究馆工作报告；闭幕式上是陈俊生同志讲话。时任代总理的李鹏，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以及王任重、周谷城、谷牧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与会人员对国参代党中央、国务院起草的两个文件稿，进行了认真讨论修改。两个月后的8月18日和19日，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事室工作的通知》（国发[1988]58号），以及《关于改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的通知》（国发[1988]57号），两个文件分别规定进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至今的改革，室、馆工作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这次会议由国务院办公厅与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开会期间，国办和中央统战部都派多人参加了会务工作，会议后勤保障由国管局负责。无论是会议的规模、规格、天数、效率、影响，恐怕其后已很难超越。

文字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异常繁重。最关键的工作是起草文件、讲话等文字工作。由于事涉政策方向，任何一段文字都会是重大政策宣示，都可能影响一堆人，影响很多年。所以庆彤同志从一开始，就把文字工作牢牢抓住，把每一个简报、汇报、文件稿、讲话稿，都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而后反复讨论、推敲。我当时担任文字秘书，年纪也轻，从头至尾参与了每一个文件的草拟、修改和定稿。
    其实，我的所谓“参与”，实际作用更象是一个记录员，就是把领导指示、讨论成果准确体现到文字上。
    当时具体牵头搞文字的是办公室主任吴志希同志，除了我，还有短暂工作过一段很快就调离的穆汉平同志。中间陆续也请过地方同志，包括北京市和人民银行两个参事室的同志。根据不同功能，大家分头草拟，集中讨论，数易其稿后，最后报给庆彤同志。他有时动手改，有时则是由我逐句念给他听。他咪着眼睛，听到不恰当处，就叫我停下来指示修改。他这种“听”的功夫，令我十分惊叹。
    记忆中那段岁月就是没完没了的讨论，一篇文字总是改来改去，老是定不下来。人多的时候有我，剩下两个人的时候还有我，弄的我有时对文字产生厌烦心理，感觉生活中总是有文字任务纠缠着。全国会议期间，两个文件稿也是每天修改。庆彤同志和我都不参加讨论，而是闷在房间里，将可吸纳的讨论意见体现在文件稿上。代表俊生同志参加会议的席德华副秘书长，也和我们一起在房间推敲文字。记得有一处文字争议比较大，两面各有道理，很难定夺。庆彤同志和席德华同志当场商量，报告陈俊生同志审定。席秘书长当即将争议双方意见、庆彤同志意见都平实陈述在该处文字旁，大约写了200字左右，一笔一画毫不敷衍，如硬笔楷书般清秀。我当时就惊呆了，心想这么大的官员还如此认真，直令写字惯于了了草草的自己汗颜。
    那时候的领导一般不当面表扬下属，我印象中也基本上没听到表扬。而是过了几年之后，一向寡言少语的吴志希同志两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对两个文件的起草做了贡献，而且还说这不是客气话，是真正做了贡献。我知道自己的所谓贡献只是一个记录员应当做的贡献，至多也只是在某句话怎么表述、用哪个词来表达更恰当，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有过一点贡献而已。
20年后的今天，全国参事、文史工作面貌大变。参事馆员队伍壮大了，工作活力增强了，机关也兵强马壮了，办公条件也大大改观了。今年7月1日清晨，北京前门东大街11号院的大门柱上，挂上了两块崭新锃亮的牌子，分别是“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刚上任不久的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偕同蒋明麟、陈鹤良、张占弄三位副主任，在牌前合影留念。我和办公室几个同志站在一旁，见证了这一时刻。
    进玉主任反复要求“要把参事室、文史馆的牌子擦得更亮”。他上任后半年多来，到每一位参事、馆员家中拜访，组织重点课题调研，推动编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丛书，改进机关为参事、馆员服务。同时调整了内设机构，扩展了服务资源，增强了参事室、文史馆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我们欣慰地看到，国参、央馆与全国各地室、馆一样，都在在显露中兴之相。这不正是1988年那个关键拐点之后，也即57号、58号文件所规划、所推动落实的必然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