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崇毅曾为合肥解放鼓与呼

    200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长篇通讯《郭崇毅——政府参事的楷模》，两报还在头版配发导读：新华社播发通稿《真言如金——记安徽省政府原参事郭崇毅》。
    五个月中三次上书中央，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产到户情况，为推进农村改革做出了贡献。 为讲真话他曾两度付出沉重代价，但他无怨无悔。他16岁投身革命，在省政府参事任上有27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20多年中，他向安徽省和中央一共写了近百篇调查报告和建议。晚年，他依然抱病参政议政。
    他，就是政府参事的楷模——郭崇毅。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要在全国各地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系统开展学习郭崇毅参事活动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决定：结合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各省区市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系统，组织参事、馆员和机关干部认真学习政府参事的楷模——郭崇毅的崇高精神和模范事迹。
    郭崇毅是安徽合肥人。他不仅在30年前为农村解放生产力敢于建言功高德劭，还为60年前合肥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丹心迎春   

    1949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凌晨4时许，人民解放军华野先遣纵队前哨部队200多人从磨店进发，7时抵达合肥东门外的三里街飞机场。指挥员正用望远镜向城墙一带瞭望侦查，突遭城门口暗堡里机关枪和六○炮的袭击。我军指战员迅速向大东门方向突进，敌军稍作抵抗便匆匆南撤——城南的公路上尘土飞扬，国民党守军刘汝明第八兵团2000余人稍作抵抗就跑了。正是“神兵从天降，大军两个半连吓走敌上将”！
    上午11时，解放军开到大东门口，旋即向城内喊话。5分钟后城门洞开，合肥县政府派来向导，说县长正在县府恭候。经过短暂的接洽和交涉，下午3时，解放军向城内开进。在群众夹道欢迎和不绝于耳的炮竹声中，这支200来人的队伍还特地排成单行拉开距离前进，“以壮军威”。傍晚，“先纵”首长谭启龙、李步新、宋日昌率大部队赶到，夜宿城外。新华社随后播发电讯稿：“合肥国民党军南撤后，城内国民党县政府和人员，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各就原职，保护文件、资产，迎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前往接管。这个榜样，足资各地国民党政府人员效法。”此时，由原县政府掌控的仓库内600多万斤大米、可装备4~5个连的武器弹药、7部电台和原省、县政府机关万余件公用家具以及县政府的印鉴、文卷及其他物资，全部完整地移交给人民解放军，为新生政权安排群众生活、支援大军渡江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起初，进城的解放军指挥员也挺纳闷的：即使是处于强弩之末，合肥县长怎么就未组织抵抗反而打开城门了呢？通过与县长龚兆庆的交谈，特别是郭崇毅等进城后的汇报才得知，原来县政府早在民盟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掌控之下，龚兆庆这位“地下盟员”还是郭崇毅发展的！
    合肥是安徽成立民盟组织最早的地区。1946年年中，郭崇毅经李湘若介绍加入民盟。翌年夏他在《合肥日报》上看到合肥县参议会议长龚衡军的辞职声明，揭露当局“侈谈民主，风气败坏，事不可为”，遂动员他入盟，并鼓动他当上合肥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便于暗中掌握武装。龚衡军随后又介绍龚兆庆、龚蔚卿等人入盟。1948年春，合肥民盟组织与解放军皖西军区第三军分区取得联系，主动接受中共领导。5月，郭崇毅组织的游击队编入老红军邹德胜领导的解放军肥西支队，皖西军区旋即委派郭崇毅任肥西南办事处主任及皖西三分区联络科长。此后，郭崇毅根据中共皖西地委负责人唐晓光的指示，一直和合肥城内的民盟成员保持联系，并协助敌工部部长蒋树民潜入城内，布置任务。1948年11月，合肥县长朱廷霖藉病离职，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意，部分民盟成员通过地方士绅出面，举荐龚兆庆接任合肥县长，龚兆庆又安排盟员殷乘兴、哈庸凡、董光升分别当了县政府的主任秘书、秘书、民政科长，部分控制了县政府。12月，郭崇毅等策动官亭区长龚衡军掌握的地方武装2000余人在官亭起义，成立解放军合肥支队。我地方武装逐渐对合肥形成合围之势。    

    由于合肥和平解放时是解放军正规部队先入城，而城内县长龚兆庆是和城外解放军地方武装联系，所以有些“脱节”。合肥解放的第二天深夜，解放军地方部队代表马力、龚衡军、郭崇毅从合肥西乡赶到城外三里庵。翌日他们进城在段家祠堂和华野先遣总队政委谭启龙、政治部主任宋日昌等聚谈，他们才恍然大悟。解放军还一同会见了龚兆庆等城内民盟成员和县府部分留守人员，对他们慰勉有加——你们对合肥解放是有功的，合肥的春天到来了！
    郭崇毅生前对笔者口述的他见证合肥解放后的两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他们向谭启龙等汇报时，天气晴好，涂有“青天白日”的国民党空军飞机就在古城的上空低旋，时不时还丢下几颗炸弹捣乱，但段家祠堂军管会内秩序井然，首长们谈吐若定，甚至连理发、洗衣的战士们也毫不惊慌。一是当晚他漫步合肥街头，脚底下市民欢迎大军进城的炮竹碎屑如毡子般仍斑斓在目，有家铁匠铺已经升火开张，红彤彤的火焰和有节奏的敲打声寓示新生活的开始。    

    面对此情此景，他当时曾填《满江红-喜赋合肥解放》词，其上阙曰：
    夕阳孤城，硝烟净，女墙空立。人间事，桑田沧海，有如朝夕。

    吴楚千年形胜地，庐阳八景无踪迹。剩几株老树宿寒鸦，茕嫠泣!   

    记得10多年前逢合肥解放纪念日，他又给笔者寄来新作《采桑子》：
    生平又见沧桑变。昔日庐阳，今日庐阳，处处新妆换旧妆。

    重游不识旧时路。不是庐阳？还是庐阳，细听乡音未改腔。   

“逆子”许国   

    郭崇毅加入民盟，鼓吹反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并策动合肥县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其父忍无可忍，终于1948年9月19日在《合肥日报》上刊登《郭振铎为声明与逆子郭从毅永远脱离父子关系郑重启事》：……风闻逆子从毅思想变迁，曾屡加训诫，并率继室及幼子等迁寓城内，以避嫌疑。近来见报载，逆子言行日益荒谬。振铎有子不能教，公无以对国家民族，私无以对祖宗乡里，衷心愧愤，恨不欲生。兹特郑重声明与逆子从毅永远脱离父子关系，敬希公鉴。
郭崇毅的父亲郭振铎从黄埔六期毕业后“为党国效命凡二十年”，官至副团长。退役后返乡曾极力劝阻儿子加入“奸盟”和向“共党”靠拢，怎奈其追求民主向往光明的决心已是“九牛拉不回”。政见不合，道不同谋，于是父子分道扬镳。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探寻郭崇毅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从雪泥鸿爪中发现其成长进步的真谛。
    郭崇毅，又名郭从毅，原籍合肥西乡（今肥西县）大潜山下的郭家山洼，1921年4月21日生于六安思古潭乡晓天庄。其祖父郭天时，字舜钦，1902年中举，曾主持四川洋务局和四川戒烟所，在任重庆知府时曾坚决收回被英商盗买的龙王洞矿权，影响全国。但郭天时病故后郭家逐渐衰落，郭崇毅在晓天庄读了两年私塾，交的束脩还是靠高利贷借来的。“开蒙”后的郭崇毅念过四书五经，更喜读《岳飞传》、《包公案》，崇拜民族英雄和“打坐在开封府”的包龙图。属鸡的他不好斗，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爱憎分明，他看准了的事喜欢较真，甚至宁折不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16岁的郭崇毅拍案而起：“小日本竟然欺负到我们中国人头上了！”及至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得正酣，寄居在皖西亲戚家中的郭崇毅怀揣母亲亲手做的布鞋，毅然孤身向上海火线奔去。津浦线上，他右顾对面来的火车挤满了难民，而前后看看他乘坐的车厢空荡荡仅他一人！他在苏州找到第三十九军长合肥人刘和鼎，要求入伍，遂被分发到五十六师留守处当了文书。战事是惨烈的，他这个文化人任务是没日没夜地填写“阵亡将士通知书”，有一次在浏河前线一个连队140多人一夜鏖战仅剩4个人，他甚至无法搞清楚死去战士的英名，抱憾终身。
    1938年春，郭崇毅返回安徽，先到六安北大营军官队学习，结业后随桂俊亭在合肥西乡一带抗日。1939年春，他转入章乃器办的安徽省财政会计训练班学习。1940年他19岁时三上半塔，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供给部任命为皖东根据地天长县经济检查处处长，工作期间受共产党人和新四军指战员耳濡目染，没齿不忘。
    抗战胜利后，郭崇毅回到故乡，几经筹划当上了合肥县焦婆乡乡长，掌握了一些武装。1946年秋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进犯，人民解放军皮定均旅突围途中经过官亭，郭崇毅利用职权和群众掩护，暗地营救了5位因病被俘的战士。后来国民党合肥县政府获悉此事，将他撤职。次年他在六安和合肥一带发动农民组织“兄弟联谊会”，公开抗丁抗粮。他还变卖家产，买了几支短枪，组建游击队，向地下党靠拢，终至家被抄，人被通缉，乃父宣布其为“逆子”。
    “逆子”许国，丹心不移。郭崇毅为合肥解放殚精竭虑，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继而随军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9年6月1日，民盟中央负责人史良签发任命书，委派郭崇毅为民盟合肥市分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崇毅从上海回到合肥，向中共皖北区党委秘书长张恺帆、合肥市委书记李广涛报到，从此转入地方工作。
    1949年9月25日，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假市基督教堂召开，翌晨《皖北日报》在报眼位置刊登《合肥市各界代表名单》，150人中惟一的“民主人士”代表就是郭崇毅。不久他又参加了皖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任皖北区政协副秘书长。10月1日下午，他在位于今省电影公司址的市委书记李广涛家中，和他一起在收音机前收听了北京开国大典实况。10月7日，合肥3万余人在市公共体育场隆重集会，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那天郭崇毅作为各界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是经皖北区党委宣传部长陆学斌事先推荐的。
    郭崇毅生前对笔者口述的他在欢庆新中国诞生后工作的两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建国后不久合肥市首先拓修东大街（今淮河路东段）、北大街（今宿州路北段）和鼓楼桥马路。鼓楼桥头一铜匠的店面影响拓宽，他就是不让，郭崇毅作为市各界人民代表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反复劝说无效，只得劳驾兼任主任的市长树海同志亲自去做工作，问题终得解决。一是皖北行署文教处处长戴岳向他出示政务院发给“皖北曾宋”（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行署主任宋日昌）的电报，大意是闻你区刘铭传后人有虢季子白盘，往速查找并动员献送北京，郭当晚即向故乡肥西刘老圩赶去。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家藏的西周青铜器“虢盘”现藏国家博物馆。    

“言官”为民    

    郭崇毅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一直牢记1949年12月5日凌晨他在北京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接见时领袖说的那番话：“在革命有困难的时候，凡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55年和1956年，郭崇毅因“莫须有”的治淮问题和实事求是反映高级社虚报粮食问题，两度蒙冤入狱。即使蹲在他谐称的“家班房”里，看到窗外向日葵盛开，也不忘向党表达赤子之心：
     鸿雁秋风里，池鱼祸倏临。
    党教明曲直，谁复计浮沉。
    默默囚人意，花话铁链鸣。
    锦葵垂首立，未了向阳心。
    1962年郭崇毅的冤案终于“一风吹”，然从白湖劳改农场回合肥已是妻离子散。他闻听农村一位刘姓老奶奶把家中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给他流浪中严重营养不良的孩子调补，说“我晓得你爸爸是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去坐牢的”后深情地撰文：“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就要回报人民。”
    郭崇毅担任安徽省政协委员41年、安徽省政府参事27年之久。一次下基层调研，他曾和笔者聊起这是个“言官”，可以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他这样诠释“拾遗补阙”：“这是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说的‘次之’官员的一种作用。唐代始设左右拾遗、左右补阙，目的是为了谏言，纠正和补救错失。但愿此生能为此尽点绵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胸怀报国为民之志，坚持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不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动摇退缩，忠实地履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职责。
    1978年的肥西大旱，是合肥地方志有记载的800年来的第五次特大旱灾。以往赤地三百里、饿殍倒田间的惨象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下还要重现？安徽省委于1978年9月1日召开秋种紧急会议，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会上指出“必须尽一切力量搞好秋种”，“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会议作出农民可以“借地种麦”的决定。肥西山南的干部群众联想到1961年曾短暂实行“责任田”所带来的好处，巧妙地把“借地”悄悄地改为“分田”，对外则称“生产责任制”。从现存的会议记录看：9月15日晚山南黄花大队党支部会议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定土地、定工分、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全奖、减产全赔）办法进行秋种，第二天上午召开全大队党、团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征求意见，下午开社员大会，结果是一致赞同，一片欢呼。会后群众立即出工，由“大呼隆”到全力投入。当天山南区委开会决定推广，四乡八邻闻风而动。万里同志随后两次到黄花村附近的小井庄开会总结。
    肥西山南农民的“包产到户”，开30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还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故社会反响强烈。1979年3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加了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户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肥西县作为包产到户发源地，受到强烈的指责和批判。
    郭崇毅闻讯匆匆赶到肥西家乡了解情况。经过10多天的调查，他对“包产到户”责任制充分理解，坚决支持，并于1979年6月19日写出了8000多字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调查报告并赴京上书。1979年8月16日，郭崇毅在黄山赶写出《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寄给安徽省委又直寄中央（当年11月《江淮论坛》第三期以单行本全文刊出，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的论文）。随后，郭崇毅等在奔波两千里、历时一个月调研基础上又完成《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再寄中央，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按语全文印发，并刊载于《新华通讯社文稿》。他敢于直言进谏，其胆识令人敬佩。
    通过深入调研以第一手材料做出深刻理论阐述的郭崇毅三次上书，对发端于肥西的包产到户这一农村改革新生事物终于受到中央的重视和肯定并迅速向全国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民日报》于1980年4月1日发表《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好处多》一文，第一次公开宣传肥西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吴象、张广友、汪言海等也先后作系列报道刊登于中央党报和内部刊物，宣传和支持肥西的包产到户，供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决策参考。
    1980年5月3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篇重要谈话中，为当时颇有争议的安徽农村改革做了结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段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中。一“井”一“岗”的第二次“井冈山革命”，成为改革开放的基石。
    郭崇毅生前的主要关注点是农业，他为发展农业生产写给中央和省委领导的信件、调查报告有30多件，约15万字，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于1996年选其为参事文辑（一）汇编，书名《诤友之言》。
    郭崇毅生前对笔者口述的他在力推包产到户过程中的两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9岁时在农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柯木匠”，接受的最初“洗礼”是革命成功后将“五里一所学校，十里一家银行”，他说他一直追随的共产党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于是他“择吉上书”出发的日子选在1979年7月1号，北行的列车上他写下《赴京有感》一诗：
    白发丛生亦自安，为人且喜五官全。
    朝闻野老三分道，暮向京师一进言。
    敢献刍荛兴盛世，岂因风雨作寒蝉。
    声声布谷家千里，北极星辉夜正阑。   

    2002年8月16日，郭崇毅病逝。在合肥解放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深情地缅怀这位为我们这座城市和人民鼓与呼，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乡贤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