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事业的梦想和期待

    曲格平，1930年6月生于山东肥城。1976 年以来，先后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国家环境保护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环保工作40年，推动并参与制定了中国环保工作的主要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    

    现年80高龄的曲格平，是我国环保工作的推动者和见证者。除了丰富的实际工作，曲格平还致力于环保理论研究，著述颇丰，是我国环境保护学科的奠基者和重要的开创者之一。由于贡献卓著，曲格平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大奖、蓝色星球奖、世界自然基金会“爱丁堡公爵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诸多国际、国内奖项，其中有的奖项在国内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当初，按照人们的认识，环境保护是个卫生问题。于是，便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为主体的代表团。在审议名单时，周总理却认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于是，按照总理的要求，重新组建了一个以国家计委为首的综合性代表团。

    说到中国的环保事业，就不能不提到周恩来总理

    记者：您是怎么涉入环保工作的？当初是不是有很多人不理解？
    曲格平：1969年，我调入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为了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安排，周总理成立了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工作机构。当时计划起草小组只有16个人，工作非常忙，几乎不分白天和黑夜。我负责联系的是化工、石油等行业，都与环境污染直接相关。正因为这一点，领导安排我兼管环保方面的事情。说实话，当时我对环保工作一点也不了解，没有专业知识，更没想到此后便一直与环保工作结缘，环保成为我后半生的职业，算起来我从事这一工作已整整40载。
    说到中国的环保事业，就不能不提到周恩来总理。1970年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亭子到中国来访问。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的有一位专门报道日本公害问题（当时，环境污染也称公害）的记者，于是，一向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周总理特别约请这位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了解了日本公害问题的发展及对策。
    其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环境污染已开始给人民的生活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当时中国的经济虽不很发达，但周总理已意识到环境问题迟早是要出现的。
    在约请日本记者谈话的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我们举行一次报告会，请这位记者讲讲环境保护的问题，听课对象不仅要包括科技人员，而且要包括国家机关的负责人。现在举行这样一个报告会是常有的事。但在当时，环境保护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很多人认为环境保护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事情。一些被要求听课的人特别是有些国家部委的负责人，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疑惑和不理解。为此，我们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才把这件事做成。可以说，中国环保工作启蒙的第一课就从这里开始。
    记者：1972年，您参加了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这对您的触动是不是特别大，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您以后的人生方向？
    曲格平：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周总理决定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很多事情都顾不上了，环境保护就更无从谈起。可以说，人们对于环境问题是很陌生的，甚至连“环境保护”这个词都没怎么听说，认为环境保护就是打扫卫生、垃圾处理这类事。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决定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去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定。
    当初，按照人们的认识，环境保护是个卫生问题。于是，便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为主体的代表团。在审议名单时，周总理却认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于是，按照总理的要求，重新组建了一个以国家计委为首的综合性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有40多人，其中，只有我和后来担任北京市环保局局长的江小珂两个人接触过环保工作，但我们的知识也很有限。其他成员都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情。
    在会议期间，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众到会场外举行示威游行，其中有一些示威者，甚至抬着身患残疾的环境污染受害者，那种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现在想来，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我才真正认识到，环境保护不是偶然和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会议就像一把炽热的火炬，照亮了我的眼睛，点燃了我心中的光明和希望。我认识到了环境保护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让我突然感觉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

    1983年，重新组建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先后有4人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有3人担任了国务院总理。正是依托这个平台，中国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比较顺利地出台一系列重要的环保政策制度和重大决定。

    “文革”中我们就认识到环保，实在是个奇迹

    记者：除了个人，这次会议对推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曲格平：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向总理直言，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不仅表现在城市污染方面，而且自然生态也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听取汇报后，周总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此前一直担心的问题正在成为现实。为此，他指示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工作。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摆出了环境存在的问题，并初步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方针，明确了工作的方向；拟定出十条工作任务和要求，日后成为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性文件。会后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机构，称“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正式列入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混乱局面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公开明确中国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这全靠了周恩来总理的指导和支持。

    结束中国环境保护无法的历史
    
    记者：在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对您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又一个新的起点？
    曲格平：是的，这段经历在我的环保工作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76年，国家决定派我到内罗毕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这为我开拓视野，寻找工作新思路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拜访各国专家和获取各国环保资料上，这是认识和研究世界环境问题难得的一座学校。经过学习和研究，我认识到西方国家推进环保工作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起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有力的监管机构。
    于是，从内罗毕卸任回到北京后，我便呼吁尽快出台环保法。“国环办”成立了环保法起草小组，我也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
    1979年9月，在国家恢复法治建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全国人大首先通过的法律之一，这结束了中国环境保护无法的历史。这部法律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设立环境保护专职机构，并为环保监管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处于“文革”动乱期间，在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的混乱状况下，中国的环保工作竟然开始起步，并能取得许多进展，很不容易，值得积极评价。说到这里，我们特别怀念周恩来总理，是他的远见卓识，才使中国环保事业迈出了第一步。否则，中国环保事业列入国家正式议程，至少要推迟十年。

    确立“走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

    记者： 进入80年代，环境问题日益显现，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是不是也随之得到了加强？
    曲格平：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污染还没有得到解决，大量兴起的乡镇企业又成了新的污染源。之前，污染主要是呈“点、线”状态，此时已蔓延成“面”上的问题，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在。
    依据法律规定，1982年国家机构进行改革时，决定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保局，我成为首任局长。这是一个计划单列的机构，财务、人事、教育等权限职能独立，能支配的款项有时甚至比主管部委还要多。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现象，可见国家领导人对环保工作还是比较重视的。
    1983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的方针被提出来，而且，环境保护被国家正式列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之前只有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国策地位的确立，把环境保护从一个边缘性事务提升到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位置，这有利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对推进中国的环保工作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当时在征求意见时，很多部委对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还很不理解。
    1983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被撤消后，重新组建了一个全新协调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这个机构是由30多个部委的领导组成，首位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环保局，我任办公室主任。各个部选派了具有相当能力的人出任委员，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先后有4人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有3人担任了国务院总理。正是依托这个平台，中国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比较顺利地出台一系列重要的环保政策制度和重大决定。实践证明，因为环境保护涉及国民经济方方面面，这种机构是十分需要的。

    为什么单独成立环保局

    记者：作为国务院的专职机构，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后开展了哪些主要工作？
    曲格平：198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我成为了首任局长。其实，关于这个独立机构的成立，在当时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部门和人认为环保工作已经分布在各个部门，例如垃圾处理、绿化、水污染、大气污染、核污染、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等等都有相关机构可以管，没必要再成立专门的环保机构。为此，我们曾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力陈环境建设和环保监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环保管理机构承担的主要是依法监督工作，而非那些具体的环境建设工作。这种理念得到了领导人的认同，如此，国家环保局才最终得以成立。
    在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之后，国家环保局把建立环境管理制度摆在了工作的首位。通过近五年的摸索实践和总结，并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我们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三大环境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这奠定了此后环保工作的主体基调。
    “三大环境政策”包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八项管理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呈逐渐加重的趋势，但是，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陆续实施，多少还是延缓了环境状况的集中恶化。更可喜的是，这些政策制度也陆续纳入到国家的环境法中去。

    我国长期以来，只顾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要堵住这个不断出现的“恶性循环”，只有依靠环评法。

    “环评法”不通过“死不瞑目”

    记者：卸任行政职务之后，您进入全国人大工作。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您是怎么推动环保工作的？
    曲格平：1993年初，是我人生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当年3月，我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当了十多年国家环保局局长之后，我又有了一项新的使命，到国家立法机构从事环境与资源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
    还在国家环保局局长任上的时候，我就有过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新闻媒介，向破坏环境、破坏自然生态、浪费资源的行为宣战，让环境意识深入到各级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心中。为这种想法也作过一些努力，总感到力度有限。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我立即着手实施这一想法，于是便推动实施了“中华环保世纪行”大型公益活动。表彰先进，鞭策落后。这一活动迅速在全国推开，提高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并且也在国际上得到好评。
    正是由于社会环保意识的逐渐提高，以及环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一直在进行。1996年，中国政府一举关闭几万家污染严重的工厂，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举动。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要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和防治自然生态破坏，必须改变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理念和模式。在参加了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后，我牵头编写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其中，“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列为十大对策之首。这十大对策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全国各省、市、区参照实行。1994年，中国公布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措施。1997年，中国把“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这个岗位上，我组织或参与了23部环境与资源法律的起草或修订，组织了几十次环保法律的执法检查，督促各地依法进行环境治理。
    记者：您参与制定的法律很多，其中，在推动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法》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您曾说过，这部法律不通过，您将“死不瞑目”。您为何这么看重这部法律？
    曲格平：在全国人大环资委的十年任职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推动环保立法。其间，我共参与了20多部法律的修改或起草。其中，有一部法律最令我关注，就是《环境影响评价法》。
    我对西方一些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进行过考察，发现它们的法制健全，监管有力，特别是执行“环评法”效果显著，可以说把环境管理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环评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建设项目、发展规划和政策，遵循“先评价，后建设”的法律程序，把环境隐患堵截在建设行动之前。我国长期以来，只顾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要堵住这个不断出现的“恶性循环”，只有依靠环评法。正是出于这种想法，1979年拟定环保法草案的时候，在我的建议下，这部法律增加了一条有关环境评价的条款，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后来，许多地方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法律依据正是这个条款。
    一条法律条款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于是，全国人大环资委设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环评法的立法计划。可是，因为认识的不一致，未被接受。
    五年之后，我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位置上获得连任，这又给了我一次建议把环评法列上计划的机会。鉴于上次的失败教训，这次提出立法计划前后我们做了更多的解释工作。最终，环评法的立法计划在1998年得以通过，并很快启动了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随后审议这部法律草案的时候，虽然多数委员表示赞成这件法律草案，但也有少数人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特别是国务院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暂缓环评法草案的审议，因为一些部委不赞成这部法律的规定。理由是中国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不高，不能把发达国家的法律搬到中国来。还有的人提出，“环评”对经济建设有生杀大权，不能给环保部门这样的权力。于是，环评法草案审议被停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及有关部门，力陈环评法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反复协商，国务院又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赞成对环评法进行审议。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重新进行审议，并几乎全票通过（只有一票反对）。这是我经历的时间最长、曲折最多的一次立法过程。不过，最终被通过，我还是感到欣慰。

    现在中央提出建立科学发展观，并且选择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抓住了环境问题的要害和本质。只要依此发展下去，不仅环境问题可以缓解和消除，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一片光明。

    中国环保事业的梦想和期待

    记者：对于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状况，您有什么评价？
    曲格平：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形势。这不仅表现在污染面呈扩大之势，而且污染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环境问题如此严重，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发展理念存在问题，只注意追求GDP，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现在中央提出建立科学发展观，并且选择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就抓住了环境问题的要害和本质。只要依此发展下去，不仅环境问题可以缓解和消除，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一片光明。
    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不能仅仅依靠环保部门一家去做，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所幸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环境保护的意识正在不断深入人心；国家强力实施了“节能减排”措施，并且得到了认真实行。我相信，只要坚持做下去，中国环境保护前景是看好的。
    记者：从事了一辈子的环保工作，在您心目中，理想的环境是个什么样子？
曲格平：2003年，我从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的职务上退了下来，但我并没有远离环保，仍然十分关注环保事业的发展。回顾自己40年的环保历程，我并没有多少成就感。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我甚至常常有一种压抑感。
    客观地说，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所以不可能设想很快就能够彻底改变这个状况。从发展的规划上看，力争到2020年（有人提出是到2015年）能够把城市环境的污染势头控制住；到2030年，城市环境以及自然生态停止污染和破坏，进入到一个改善的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要真正建成适宜人类生存、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恐怕还要更长一些时间。
    21世纪，人类环境的前景究竟如何，是每一个人都在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致力于环保事业40载的人来说，我有着许许多多的梦想和期待，我只想再引用1999年一次演讲中的几句话：
    

    期待有一天，污浊的环境呈现一片清新和明朗。
    期待有一天，寂静的春天变得生机盎然，荒芜的群山都披上绿色盛装。
      期待有一天，所有的生灵都得到上苍的关爱和人类的善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