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

　  7月11日，一个哀恸的早晨。

　　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

　　“风雨百年，铸造的是品格；大浪淘沙，沉淀的是真金。” 两天来，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两位先师的灵前，浩瀚的花海、无言的泪水倾诉着人们的追思。在网上、在手机短信里，国人以自发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半个多世纪前，臧克家曾以诗歌道破生命的真谛。今天，两位大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与器识，再次印证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

　　学问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奋力“向前走，向前走”

　　2005年4月14日，经本人再三请求，任继愈先生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一天。

　　“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8年前，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感慨：“我现在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又觉得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征程中，偶或相遇，偶或偕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奋力“向前走，向前走”。

　　“我身体很好，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还能给国家做事”，季羡林乐呵呵地说。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依然身体健朗、精神矍铄。然而，岁月不饶人，2005年，因长年俯首书海，任继愈患了严重的眼疾。几乎是同时，季羡林安装了心脏起搏器；2006年，又做了左腿骨髓炎手术。

　　但这都没有让他们“向前走”的速度有丝毫减慢。“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以使命和责任为发端、以严谨求实为阶梯的学术追求，决定了两位大师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风格。在喧嚷浮嚣的世风中，两位年过九旬的大师愈加散发出陈酿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作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弟子，任继愈坚信，学问的生命与理想来自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

　　“沙滩银闸忆旧游，挥斥古今负壮猷，履霜坚冰人未老，天风海浪自悠悠。”这首诗是任继愈与大学同窗胡绳共怀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为少年时所负“壮猷”孜孜矻矻，不懈努力。

　　“我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季羡林乐观地说。

　　九旬以后，任继愈的眼疾愈发严重，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但是他仍然将每天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上，“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光阴。”他说。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正是因着这种勤奋，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的间隙里，季羡林翻译出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椎心泣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树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正是因着这种勤奋，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20世纪90年代，80多岁的季羡林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国蔗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这是寂寞的10年，“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在不同的轨道上，他们心心相印；在相同的追求中，他们携手向前。乐观、顽强，一次次逼退苦难，一次次与病魔对峙，与20世纪的风风雨雨相比，他们强硬得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翁。“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在一幅法书作品中，任继愈写道，正是在这无涯的学海中，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从而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爱国

　　以学问报效祖国是两位大儒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任继愈曾以此句总结20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对社会变革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省。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任继愈说，“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两位大儒的履历中，有着太多的不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是任继愈的“口头禅”。“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这是缠绵病榻的季羡林的铮铮话语。

　　1991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八十述怀》。在这篇文章里，他深情地“回头看”——“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20世纪初叶，齐鲁大地的共同成长背景，为季羡林和任继愈生命最初历程剪出相似的轮廓。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背景下试图寻找中华民族命运的最新答案。从识字到上小学，任继愈换过很多地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说。

　　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是德文。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两所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治学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气，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夯下坚实的基础。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

　　求学背景不同，人生轨迹不约而同地相合。新中国成立之际，两位年轻学子便投身到塑造中华民族思想的大业中。1942年，任继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45年10月，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到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对民族的期待、对生命的真诚，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

　　修身

　　他们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却始终保持着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沉思良久，缓缓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岁时，却特地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6年前，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6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在这部书中，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不敢从心所欲”，不是虚伪；“三辞桂冠”，不是作秀。这是任继愈、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勤勉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德高望重，任继愈与季羡林堪称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却都对自己有着谦逊的评价。

　　“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 季羡林说。在“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弥足珍贵。

　　“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这9个字是任继愈的“任上宣言”。1987年，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花费了他10余年的宝贵光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据他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

　　朴素的真理从朴素的生活开始，朴素的追求也一定会到达朴素的目标。北大的学子都知道，朴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是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我做人的标准是朴实、真实，一个人不要天天耍花腔，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一天愁好东西吃得太少了，我不要一个人这样子，人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穿衣，一个人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这个人格儿不高。”一生信奉朴素、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季羡林，对于别人却从不吝啬。2003年末，在301医院住院的季羡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图书、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摆在国家手里最放心。”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深受大家热爱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古典文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他们身上。韩经太说：“所以，他们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们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