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石刻与当地的民俗文化

　　自1987年第一次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至2005年第二次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结束，学术界涉及赵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论著至少在600篇以上，专论赵文化的研究成果至少有几十项，其中有关赵文化的内涵、渊源、地域、特点等问题已多有论述，但笔者迄今未见到有关赵文化分期和汉代赵国新发现石刻材料的专论，因此有必要加 以讨论和介绍。

一

　　赵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赵国。但赵国作为一个政区名称和实体，又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的战国，而是也存在于两汉时期，虽然先秦时期的赵国与两汉时期的赵国有着显著不同，前者属于独立政治实体的诸侯列国之一，后者则属于统一王朝之下的地方封国之一，然而两者在文化形态和性质上却有着诸多关联。赵国这一名称一直通用于先秦两汉时期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述及赵地时也往往兼指战国和西汉时期，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所称“郑、卫俗与赵相类”、“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汉书·地理志》所谓“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等，都是通指战国和西汉时期。所以，对赵国作为政区名称和实体的认识应该着眼于整个先秦和两汉时期，赵文化分期实际上也是包括先秦两汉时期所有赵国在内的地域文化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基于这一认识，赵文化的历史分期至少应该包括先秦时期（作为诸侯列国）的赵文化和两汉时期（作为地方封国）的赵文化两大时期。

　　不过，先秦时期（诸侯列国）和两汉时期（地方封国）的赵文化，又都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小的阶段。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赵国正式立国是在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因为这一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了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地位。但实际上韩、赵、魏早在此前很多年就已经具备了诸侯国的规模和地位。以赵国为例，公元前403年是赵烈侯六年，据《史记·赵世家》，赵烈侯之前是赵献侯（赵献侯在位期间一度被赵桓子夺位），赵献侯之前是赵襄子，赵襄子之前是赵简子，而赵简子是赵国的实际创建者。赵简子于公元前491年夺取邯郸后，“赵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因此，以名实相符论，赵氏立国始于公元前403年；以实际地位论，赵氏立国远者可追至赵简子时期，迟者亦可追至赵襄子时期。至公元前222年代王（赵公子嘉）为秦所灭，这一阶段的赵文化贯穿整个战国时期，所以可以称之为诸侯列国时期的赵文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赵氏立国之前还有一段作为春秋时期晋国内部主要贵族之一的家族历史。据《史记》的《赵世家》、《晋世家》以及《左传》记载，赵氏“与秦共祖”，大约于周幽王时期进入晋国，“始建赵氏于晋”。此后“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赵夙在晋献公时期因伐霍有功被封于耿地。赵夙之孙赵衰，曾出随晋公子重耳流亡他国19年。重耳返国后，赵衰受到重用，“居原，任国政”，赵氏势力迅速增长。晋景公初期，赵氏一度严重受挫，赵同、赵括等被杀，史称“下宫之难”。后来由于韩厥的帮助，赵武以庶子的身份继承赵宗，赵氏开始重整旗鼓，恢复元气，直至赵简子奠定立国根基。在晋国内部，赵氏家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沈长云先生《赵国史稿》一书所言：“晋国史乃至春秋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都是与赵氏祖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赵衰之佐助晋文公重耳成就霸业，赵盾与晋灵公被弑事件之瓜葛，赵武之促成晋楚及各国间的弭兵会盟，赵鞅主持晋国铸刑鼎，又主持伐灭晋国范氏、中行氏之战争等等。晋国最终出现六卿专政乃至三家分晋的局面，赵氏都是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卿族。”因此，先秦时期的赵文化除了作为诸侯列国文化的赵文化之外，还应包括春秋时期作为晋国内部贵族家族文化的赵文化。换言之，先秦时期的赵文化存在春秋时期作为家族文化的赵文化和战国时期作为列国文化的赵文化两个阶段。

　　两汉时期的赵国以西汉初期（包括秦汉之际）最为复杂，赵国先后经历了武氏赵国、赵氏赵国、张氏赵国、刘氏赵国、吕氏赵国，最后又到刘氏赵国等诸多变化。秦汉之际的武氏赵国即陈涉起义后派部将武臣攻占赵地后所立之赵国，当时武臣被“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传》同）。但武氏国祚为时甚短，武臣本人在一次变乱中被杀后，张耳、陈余又立战国赵王后裔赵歇为赵王，是为秦汉之际的赵氏赵国。赵歇政权历时比武臣政权稍长，至项羽灭秦称西楚霸王后被徙封为代王，首尾不过三年。此后的张氏赵国、刘氏赵国、吕氏赵国及再度恢复的刘氏赵国，均属西汉朝廷统属之下的藩属封国。张氏赵国受封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半年后张耳死，子张敖即位。当时封域有故秦之邯郸郡、巨鹿郡和常山郡。汉高帝九年（前198年），赵王张敖因相国贯高等谋反事泄被捕送京城，“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王赵国”（《汉书》卷一《高祖纪》）。张氏赵国传二代，前后历时不过五年。刘氏赵国以吕氏赵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刘氏赵国的封王先后有刘如意、刘友、刘恢三人。刘如意始封为代王，张氏赵国废除后被徙封为赵王。如意称赵王共四年，是西汉赵国疆域最盛时期，除有故秦之邯郸、巨鹿、常山三郡外，还兼有代地云中、雁门、代郡三郡，包括今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刘如意是刘邦晚年宠妃戚夫人之子，刘邦死后，如意被吕后召到长安毒死。刘友称赵王共十四年。在位后期，从赵国分置出常山国。刘友死，同年又徙梁王刘恢为赵王，是为赵共王。刘恢自杀后，吕后立其兄之子吕禄为赵王。次年吕后病死，周勃、陈平发动政变，包括吕禄在内的诸吕势力被剪灭。吕氏赵国极短暂，首尾不过两年。吕氏赵国废除后，公元前179年又封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从此进入西汉后刘氏赵国时期。西汉后刘氏赵国除一度废置为邯郸郡外，在王莽称帝之前一直存在，先后封赵王者有刘遂、敬肃王刘彭祖、顷王刘昌、怀王刘尊、哀王刘高、共王刘充等，最后一位赵王刘隐被王莽废封。东汉的赵国比较简单，自刘秀建立东汉恢复赵国之封，历封赵王者有赵孝王刘良（一度降为公爵）、节王刘旰、顷王刘商、靖王刘宏、惠王刘乾、怀王刘豫、献王刘赦，最后一位是刘赦之子刘珪，他于曹操当政的建安十八年（213年）徙封博陵王，先秦两汉时期前后存世600余年、立都邯郸500余年的赵国从此成为历史。

二

　　有关先秦时期赵国新材料的发现主要见诸于赵国铜器铭文，例如已被学者介绍、研究过的赵国兵器“二年邢令”戈、“十七年邢令”戈等。汉代新材料的发现则主要有三处石刻文字，分别是河北永年县朱山的“赵廿二年群臣上酬”石刻、武安市老安庄的“赵国易阳南界”石刻和永年县朱山的“壬辰春后旬”石刻。第一处石刻全文内容是“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北”；第二处石刻全文内容即是“赵国易阳南界”六字，第三处石刻全文内容是“壬辰春后旬有三癸巳。十九年书于（？）日辰巳时。避（？）亥（？）”。这三处石刻中，“赵廿二年群臣上酬”石刻近代以来金石家多有著录，较为人所熟知，但著者介绍时往往误石刻所在地永年为“永平”，近年出版的《汉碑全集》甚至不知此刻所在，称“现石所在不详”。其年代有战国赵武灵王说、西汉赵王遂说、赵敬肃王说、后赵石虎说等多种观点，主流观点持西汉赵王遂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说,笔者赞成此种意见。“赵国易阳南界”和“壬辰春后旬”石刻系近年发现，尽管笔者已发表两文加以研究，但似乎知者甚少。武安“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应在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永年朱山“壬辰春后旬”石刻的年代应在东汉中后期。这三处石刻，年代均属于汉代，地点均在汉代赵国范围之内，毫无疑问应属于汉代赵文化遗存的范畴。

　　以上三处汉代赵国石刻，数量不算多，但对于资料极度缺乏的先秦两汉赵国研究而言却极其珍贵。例如“赵廿二年群臣上酬”石刻是目前已知汉代石刻中年代最早的石刻。除了反映此年八月丙寅赵国君臣在今朱山之北有一次重要活动之外，还说明赵王在封国内自行使用王位纪年，封国之内的属僚均目赵王为君，自视为臣，可见西汉初期诸侯王在封国之内位居至尊，诸侯王国的王位纪年与朝廷皇帝的皇位纪年同时并行，生动地反映了西汉初期大一统背景下诸侯王国位尊地博的特殊形态。再如“赵国易阳南界”石刻，虽然仅有六个字，却有着丰富的内涵，为认识汉代赵国易阳县的地理方位与范围提供了新的材料。又如“壬辰春后旬有三癸巳”石刻，虽然其内涵究竟指什么，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推测石刻最后“避（？）亥”可能与当时普遍存在的方术文化存在联系，或许与摩崖石刻所在的山名有关，或许与石刻的形成年份有关。至于石刻“壬辰春后旬有三癸巳”一语，则有可能与当时民间盛行的谶语习俗或占卜习俗有关。无论作何种理解，此石刻与当地的民俗文化有关可以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