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选择贺龙解决西藏问题？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因其与内地相距较远，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军未能进驻西藏之前，西藏的局势较乱。特别是分裂主义分子想趁机分裂祖国。针对这一情况，中央的方针是：“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守法的喇嘛寺庙，尊 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贺龙坚决执行中央这一方针，在打击分裂势力，促进西藏和平解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贺龙挑起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想趁国共两党决战和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内地还不十分稳定的时机，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高瞻远瞩的毛泽东预先考虑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这就是：坚决打击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统一，但考虑西藏政教合一的特殊情况，我党应该尽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同时，毛泽东认真考虑了以哪个军区为主解决西藏的问题。一开始，毛泽东考虑以西北军区为主来解决西藏问题。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青海解放后，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表示，祖国统一是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期望。班禅的这个态度十分重要，因为班禅是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对藏族僧俗群众有重大影响。班禅拥护新中国，支持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解决西藏问题，是十分有利的。而班禅居住在青海，毛泽东自然想到，要由西北军区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

    但是，毛泽东也考虑到，解决西藏问题，光靠西北军区还不行，西南地区与西藏相邻并且历史联系密切，西南军区也应该参与解决。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同志并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一、复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们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族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对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内心十分清楚，自己所率领的部队，以及西南地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今后肯定要承担重大任务。他在向部下传达毛泽东电报精神的同时，要求一些部队，特别是第十八军，要有参加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准备，在军事上也要做好入藏准备工作。

    果然，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具体交给了贺龙，要求贺龙和他所领导的西南军区，要研究西藏问题，做好率部入藏的准备工作。

    贺龙率十八兵团入川前即对西藏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实，贺龙是有战略眼光的军事家，他早在率十八兵团入川之际，即着手对西藏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成都后，他认真阅读了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材料，派部下了解西藏的情况，同时，他也广泛征求在成都的藏族上层的意见，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况。其中，过去长期统治四川的刘文辉，就是他频繁请教的对象之一。刘文辉也曾经想解决西藏问题，还派手下人进西藏了解了不少情况。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刘文辉本人也没有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真心，使西藏问题长期拖了下来。但不管怎样，刘文辉对西藏的情况还是了解的。1950年1月23日，贺龙邀王维舟、廖志高与刘文辉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中心议题就是康藏问题。贺龙十分坦诚地说：你对西藏的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向你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你也出一出主意。

    刘文辉曾经在1939年兼任西康省主席，但他以统治四川省为重点，自己不长住康定，只是时而去视察一番。西康省主席一职，实际上由西康省民政厅厅长张为炯代理，直到解放。刘文辉和张为炯统治藏区，自有一套他们的办法，他们主要是依靠藏族上层进行统治。比如，他们都信佛教，并且都是崇奉广布于康藏地区的黄教。由于这层关系，他们与康藏各地的著名活佛、喇嘛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刘、张二人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藏族上层的利益，藏族上层也拥护他们，因此，他们与藏族上层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当贺龙等向刘文辉征求如何解决西藏的意见时，刘文辉也以自己当时的认识水平，坦诚相对，直抒己见。刘文辉的意见是：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依靠藏族上层，藏族上层不光经济实力厚，政治地位高，而且大多是宗教领袖，对广大藏族群众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把藏族上层争取过来，其它问题就都好解决了。贺龙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认真地听着。贺龙心中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解决西藏问题，基本的工作是发动群众，使藏族广大群众从政治和经济上得到解放，这样才能争取下层广大群众的拥护。有广大群众拥护，解决西藏问题的根基才牢固。但是，西藏情况特殊，上层确实对下层起很大影响作用，要解决西藏问题，也离不开争取上层。因此，贺龙并不先将自己的看法谈出来，而是向刘文辉详细了解藏族上层的情况。谈话中，刘文辉表示：需要我做什么工作，我一定尽全力。贺龙见刘如此表态，便请刘向他推荐一些藏族上层人士，同时也推荐一些熟悉西藏情况的人。刘文辉见贺龙如此信任自己，便尽其所知，向贺龙推荐了一些藏族上层人士，也介绍了一些专家、学者、名流。刘文辉特别向贺龙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任乃强。刘文辉说，任乃强是西藏问题专家，是难得的人才，1935年组建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时，就被聘为委员。任乃强博学多才，为了修纂《西康通志》，曾对康藏历史、地理、社会、宗教、风土等实地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对中外资料也作过深入的研究。

    贺龙十分重视刘文辉的意见，他也是一个十分爱才的人。他知道，要解决西藏问题，自己要将一些专家团结在身边，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提出好的解决办法。而任乃强正是他所需要的专家。贺龙决定把任乃强请来，和他长谈一次。贺龙是个认真的人，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借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地图等，在处理完公务后，就潜心研究这些材料。

    1950年春节过后不久，贺龙派李夫克把任乃强请到他的住所，同时也请中共西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胡耀邦等参加接见。一见面，贺龙就亲切地握着任乃强的手，非常诚恳地说：“任先生，你看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请就你的看法，爽快提出来,我们大家研究。”任乃强见贺龙这样亲切、诚恳，也就敞开胸怀说：“红军长征，是经过了这个高原的东部的，经验比我丰富。我试就研究所及，提出几个问题仅供参考。”贺龙挪开嘴里的烟斗，笑着说：“你就直接说好了。”于是，任乃强谈了西藏的气候、行军打仗应注意的事项，谈了如何解决语言困难，谈了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问题。任乃强还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保护寺庙、团结僧侣对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贺龙听后不住地点头，郑重地说：“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绝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贺龙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贺龙非常清楚，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大原则，是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是他最紧要的任务。于是，他又向任乃强问起进军路线。任乃强很客观地说：我不懂军事，但了解一些地理环境。接下来，任乃强毫无保留地向贺龙谈了他以前到康藏民族地区去作实地考察的情况，他说，我去考察，虽是进行学术的探索，也是出于爱国心的驱使，才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他向贺龙清楚而又简要地介绍了西藏的地理、从哪个路线进军方便等。最后，他对贺龙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有过光荣的抗击外国侵略的历史。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和英国签订了几个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英国的侵略就越来越猖狂了，公然派人到昌都、大小金川、打箭炉、巴塘勘察资源，测绘地图，搞社会调查。”任说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看着外国人去调查，应当自己搞调查研究，这样，他下定了决心，利用修志的机会，搞出了一份西藏地图来。贺龙听到任乃强自己亲手绘制了西藏地图，非常高兴，立即问任乃强绘制的西藏地图的情况，任答复说：由于条件的限制，还不能说得精确。一共20大张，其中两张还没有画完。画完后，我要把这些地图全部无偿地提供给您。贺龙赞扬任乃强有一颗爱国之心，表示共产党人要虚心向他这样的专家学习，不光解放西藏，以后的和平建设，也要依靠他这样的人才。临告别时，贺老总紧紧握着任乃强的手说：“今天向你学到很多东西，感谢你了!”贺龙的博大胸怀和人格魅力，使任乃强深受感动。此后他见到知识界的同仁，就赞扬共产党，赞扬贺龙，这使四川许多知识分子很快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也使与这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信任共产党。这为后来西藏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谈话后，贺龙还派部队的工作人员到任乃强家里，帮助他一起完成后两张图的绘制。在贺龙派来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任乃强很快完成了他的西藏地图的绘制工作，这份地图后来印发到了进藏各部队。

    贺龙请任乃强来谈话，只是他团结四川知识分子的一例。其实，贺龙在进军西藏之前团结熟悉西藏情况的知识分子的事例是不少的。仅仅他请这些上层人士到自己家里谈话来说，就有许多。当年，他还请了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谢安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在这些谈话中，贺龙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作为一个统帅，他已经全局在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