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与文化：隋唐长安研究的新视野

　　编者按:进入21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视角。隋唐长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都城，除了建筑的宏伟之外，作为隋唐帝国的心脏，这里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对长安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考古学和历史地理 方面。但是，长安城是活动的都市，长安的历史也是一部活的历史，史学工作者也有可能在文献、考古、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市空间、社会流动、物质文化、艺术史等多种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社会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隋唐长安的空间里的流转变迁，追寻所谓“唐宋变革”前奏曲——长安社会的变迁。

　　本栏目的四篇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长安，即将目光重新移向城市中所生活的人群，尝试从这样的视角来建构属于不同人群所拥有的“城市”，书写隋唐长安的“新历史”，值得一读。

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

荣新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持“唐宋变革论”的学者，一般比较强调唐宋两代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就城市而言，“唐宋变革论”者比较关注的是坊市制的变化，即唐代城市中坊墙的破坏，侵街现象的出现，市场扩大到坊市制度规定的地域范围之外，等等。事实上，一座城市的“近世化”（借用京都学派的说法）并不仅仅表现在坊市制崩溃这样一个方面，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待考察。学者们已经指出，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密切相关。我们当然不能直接套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公共空间”概念，但也不妨把这一概念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大众与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观察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变化的切入点。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来看唐代长安，是探讨唐代“中古式”都城向宋代“近世化”都城转变的极佳视角。

　　唐代长安城承继自隋代的大兴城，它是开皇二年（582）在汉代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建造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除了宫城、皇城外，被安排在整齐的里坊中的百姓居住的宅第和佛寺、道观，占据了长安城约63．8％的面积。按照制度，这些里坊是被高高的院墙包围着的。

　　唐朝皇帝的兄弟姊妹和儿女在京城都有宅第，大多位于城市中心，规模相当可观，像贞观初晋王的宅第就占保宁坊一坊之地。唐代前期的长安，政治的漩涡一直在宫廷和王宅间盘旋，从玄武门之变，经武周革命、李唐复辟、韦后之乱、唐隆政变，到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长安城内的王宅和公主宅第（以下统称王宅）的主人时有变化，有的主人登基为皇帝，有的贬死他乡，不少公主舍身入道，而诸王宅第最终也被玄宗废弃。这些王宅的一个主要去向，就是改建为佛寺或道观，个中原因，既有原为龙潜之地不能再为常人所居，也有皈依佛法或入道而舍宅为寺观。如保宁坊晋王宅，显庆元年（656）立为昊天观。可以说，唐代长安规模比较大的佛寺和道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外，大多数都是由王宅改建的。

　　对于一个中古时期的城市来讲，王宅向寺观的转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主人的更换，而是一种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功能意义的转换。王宅本是一个被重重院墙包围的私秘空间，这里活动的主要是亲王的亲属和服侍人员，以及偶尔临幸的皇帝及随行的大臣。但是，当一座王宅变成寺院或道观以后，这个私秘空间摇身一变，就成为对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韦述《两京新记》描绘中宗与韦后的长宁公主宅，“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到韦后被杀，公主随夫为外官，宅第改成景龙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王宅是封闭的空间，“闲人免进”，特别是公主宅第，平日恐怕只有皇帝、皇后以及部分侍臣可以入内；而寺院则是公共空间，对公众开放，王宅一旦变成寺院，人们就可以“竞入游赏”了。苏颋便应当是当时“竞入游赏”的词人名士之一，他还写有一首《景龙观送裴士曹》诗。

　　一旦王宅变为寺观，就给城市提供了一块面积可观的公共空间，并有了各种政治和社会功能。大体说来，这些功能有：1）公共的政治空间，如国忌行香活动，或在寺观中举行皇家祭祀。2）公共的学术空间，成为士人、学子读书、聚会、切磋诗句、讨论学术的地方。文人学士在寺院中聚会，可以在那里过夜，不受禁夜制度的限制。3）大众文化场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俗讲，包括佛讲和道讲。女性也不甘落后，一些女尼也有俗讲。此外，长安寺观还是京城大众观看戏剧的场所。《南部新书》称：“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4）大众的娱乐空间，因为王宅和公主宅第中的不少亭台楼阁得以保留，雕梁画栋，非常人可以模拟；不少山池树木，屈曲幽雅；还有一些建筑拥有迷人的掌故；加之许多丹青高手的画作和书法名家的碑石，都吸引着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前来游赏。有些寺观还以种植的某种名贵花卉吸引大批民众，如玄都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洞灵观的冬青、金仙观的竹，都名震一时。长安寺观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空间远不止这四个方面，其他如政治会盟、贸易交换、旅舍、病坊等等。

　　中国中古城市的坊里式建筑以及严格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但人类历史的进程总是会冲破坊墙的羁绊，城市文明的进步也会从某些地方生发开来。长安城中由王宅演变而成的寺观，便为这种公众文明进步提供了广阔的运作空间，为城市新文明的生发提供了重要场所。

　　新的公共空间必将产生新的文化活动。寺观本来就有其政治礼仪和祭祀的功能，更是民间文化的舞台。中晚唐佛教、道教都经过了世俗化的历程，而民间文化使寺观本身也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于是，城市文化生产促进了消费空间的增长，寺观也就逐渐直接介入城市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受经济因素影响，寺观空间也与生产和消费密切相连，从而推动城市结构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北宋都城开封的相国寺，位于汴河大街的交通枢纽上，成为四方冲会，既是都城内外的信息中心，又是商旅交易、货物转售的瓦市所在，同时也是士庶百姓参拜、休息、娱乐、游赏等生活场所，常常被看作是宋代步入中国“近世”社会的象征。对比中晚唐长安佛寺的情形，许多庶民文化生活的场景已经与相国寺相当一致，只是各式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所缔造的庞大消费市场还没有明显地出现，但这些文化娱乐活动一定会推动各行各业的分工和货币经济的流通，推动消费市场的出现。因此，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跃看作是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中晚唐的长安，应当已经开始迈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

唐代长安的空间与社会流动

王 静（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唐代长安城因不同的内涵而具有不同层面的空间，这种网络交织在一起，在各种文献中留下影像。通过连缀这些影像，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不同时空下的社会百态。

　　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可分大小两种。大者包括长安城、城郊及联系各地的水陆交通网络；小者则指长安城内的空间分布。这些空间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变迁对长安城市空间的分布和变化有着至深且巨的影响。政治、经济以及权力布局的改变都会带来长安城空间构造和职能的变化。长安城的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分别为不同时期帝王政治活动的中心。高宗时，位于长安城东北部龙首原的大明宫取代城北正中的太极宫，成为帝王听政、居住场所。帝王活动中心的转移，引起长安城构造和职能的改变，城中居住格局也随之变化，中轴线朱雀大街东北部由于靠近大明宫，逐渐成了官员聚居的地区，东南部曲江、乐游原逐渐成为游览胜地。这样的变化，在单个坊里也能得到具体而微的体现。比如出土于吐鲁番的唐长安质库中的典质账，保留了新昌坊唐前期居民的名字与身份，显然，这是一群依靠典当过活的贫民；而从典籍文献来看，唐后期新昌坊的主人变成一群过着诗意生活的文人官僚。新昌坊位于长安城东北部与东南部交接处，其前后居民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恰好反映了长安城这一总体格局的改变。

　　唐代，科举制度作为选官的途径之一，是那些在出身上没有优势的人士迈向社会上层的重要阶梯。“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牛希济：《荐士论》）。每年从地方蜂拥而至的举子，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欢欣与沮丧，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挑战命运的浮世绘。科举及第者，在长安“春风得意马蹄疾”，风光无限。新进士通过一系列活动，如期集、曲江闻喜宴与关宴、杏园探花宴、雁塔题名，充分展现成功的欢欣喜悦，长安的曲江、杏园、雁塔都见证了得意者的荣耀。而那些科举失意者只能在内心揣满沮丧和苦楚，在等待中憧憬下一次机会。

　　“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在官僚选任制度下，不少地方士人脱离乡土，几经迁转，最终移居长安、洛阳。他们在京城的交际圈子中，有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知己，也有进入仕途的利益伙伴。通过几年乃至几代的官场经营，一些家族成为纯官僚家庭，在长安置产定居，最终成为长安的新居民。《唐会要》记载：“咸通二年（861），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静（靖）恭里，兄弟并列门戟，时人荣之。”从杨宁（？—817）开始，杨家父子通过科举，在宦途中几经迁转，入仕京城，居于靖恭坊。杨家兄弟几人均为进士及第，步入唐代官僚体系的高层，在晚唐政治中曾一度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后，家中几代子弟中也多人登第。天宝以后，进士及第日益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路径，并成为选拔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是官僚可以矜夸的仕途出身，愈发受到时人价值观的认同与尊崇。靖恭杨家，在新的社会风习与观念的标准下，沿着科举这条路，追名逐利，致身通显。

　　为了仕途的发展，官僚在官场之中结成利益集团，还通过婚姻形成新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利益集团，有时会影响家族几代人的发展。靖恭杨家父子均以进士起家，富贵荣显后，转而又以科举中座主门生等关系，结成朋党，互相援助，巩固自己的社会名门地位。《唐语林》云：“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元和中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三杨”即指杨虞卿兄弟。

　　“牛李党争”是唐代后期朝廷士大夫之间的党派斗争。杨家兄弟，被公认是唐代后期“牛党”的显要人物。居住的空间和政治的争斗也不无关系。那些公认的牛李两党人物，都聚居于长安城街东的中南部，两党人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殊难隔绝。杨家居住的靖恭坊与牛僧孺所居的新昌坊紧邻，也成为其政敌大做文章的依据之一。出自牛党敌手的《牛羊日历》描述到：在靖恭里，“〔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谓之‘半夜客’，号此亭为‘行中书’。”杜撰者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空间位置，即利用杨、牛二人宅第比邻进行攻击。这显示出在不同政治团体的眼里，空间同样与政治活动息息相关。这种通过政治利益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也恰好反映出官僚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

　　长安城中那些以当朝冠冕赢得威望的人，以及以长期矜守门风为特色的家族，取得社会地位的手段和途径，能深刻地反映长安的社会、政治、文化。在长安城中，存在具有不同人文内涵的大家族：胜业坊薛绘兄弟子侄数十人，同居一曲，“姻党清华，冠冕茂盛”，人称所居曲为“薛曲”。显赫的郭子仪一家，居亲仁坊，有“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的夸饰。“靖恭杨家”为弘农越公房的一支，晚唐时尤为显赫，并累世居于长安的靖恭坊，因此得名。“修行杨家”的杨收一家，数人都科举登第，“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安邑坊的张大师、张俭、张延师兄弟三人“朱棨齐列，时人荣之”，号“三戟张氏”。这些家族受到瞩目的一个共同亮点，是他们累代拥有冠冕。他们或为前代士族，或为当代新贵，通过进入官僚系统，从各地移居都城，累世居住于一坊并成为坊里的焦点，时人也逐渐以坊里地理空间来区别指称。

　　社会流动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迁的指示器。特定时期内，该社会大多数人的流动方向和频率反映着社会变迁的趋势。作为都城，长安是唐朝行政运作、权力辐射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中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座都市中拥有一席之地，应是各方人士的追求。各地士人和家族千方百计谋求进入中央官僚体制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中包含各个阶层社会地位的升与降，以及他们在长安与各地之间的流动。在唐长安城中，社会流动与变迁就是这样跟空间布局的变化相互影响。正如福柯所言：空间决定历史的发展，而且历史反过来在空间中重构并积淀下来。

隋唐长安的医疗与社会空间

陈 昊（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19世纪发生的城市革命，与之相伴随的是疾疫流行。在此过程中，城市公共卫生运动逐渐兴起。这一历史过程日渐成为城市史与医疗史研究关心的议题，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由于城市公共卫生牵涉早期租界历史、传教士医生和西医东传等诸多与“现代性”相关的课题，所以备受关注。但公共卫生的视角并非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无关，比如以往对于隋唐长安医疗空间的研究就特别重视太医署和病坊的讨论。无论是早期研究中试图建立太医署和病坊的历史价值，强调中国医史的历程中已有与现代西方医疗相通或者近似的机构，还是近来对这种研究取向的批评，强调当时并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医疗”或者“全民医疗”的体制，两种历史书写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判断，都与近代以来公共卫生制度衍生出的价值观念体系密切相关，成为出于自身地域的目的而对西方的“他者”进行的有意“误解”。如果从医疗照料和诊治入手，回到对隋唐长安城中与医疗相关的社会空间的展开、运作乃至冲突的历史过程的具体历史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中古时期的医疗活动如何“重构”了城市的空间。

　　长安作为隋唐帝国的京城，宫廷和中央官署都位于此，中央的医疗机构也是如此。唐前期的医疗机构包括太医署、尚药局和药藏局。前期太医署和尚药局都位于皇城，药藏局则位于东宫左春坊。这种结构在唐玄宗时期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大明宫作为主要上朝之所，宫廷的官署逐渐向大明宫移动，其次是东宫官署形骸化，再次是翰林医官院完全取代尚药局成为宫中的医疗机构。可见唐代中央医疗机构的分布结构，与政治权力机构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央医疗机构所负责提供医疗的人群范围以及这些人群所构成的社会空间有限，尚药局、药藏局和翰林医官院所提供服务的人群相对单一，而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和重要，其中包括京城官员、禁军、在京宿卫的外府兵、宫人、官奴婢、囚犯和外国酋长渠帅。如果说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的空间范围主要以皇城为主，其所溢出的空间代表了一种“公”的空间的延伸的话，那么这种“公”的空间所对应的则是“家”的空间，其划分既在天子私家与国家官府之间，这体现在作为天子私兵的羽林军由尚药局而不是太医署提供医疗服务；同时也划分了私家医疗照顾与国家医政之间的界限。这种划分不能简单以身份高低来区分，其中包含对官奴隶的医疗责任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居住在长安的官吏与民众而言，除了太医署和地方医疗机构的医官之外，私人延请的医生大致有两类，第一是所谓的“国医”，他们应该是尚药局和翰林医官院的医生，墓志和笔记小说都可证明除服务宫廷之外，他们也替普通人看病，但往往会收取高额的诊金；另一种人则是所谓的“草泽医”，即民间的医生，从唐代《医疾令》中的规定看，唐朝给民间医人提供了进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机会，只要他们符合相关的考核就可以。

　　因此，一些草泽医强调自身医术强于“国医”的话语，并不完全产生于国家和民间的知识断层和分隔，更多是来源于一种“医疗市场”竞争的话语。长安市场除了有医人之外，还提供饮子药和医药书籍，于是市场成为医学知识外流的空间，与唐代医官许胤宗“医意难言”的态度形成了典型的对比，也展现出城市中“宫廷”与“市场”分别象征制度等级与“自由流动”的空间意义对比。

　　自东汉以来佛教、道教和巫者都涉入医疗领域。在隋唐长安城中，除了这些已有宗教力量，“三夷教”也在不同程度和社会空间内参与城市医疗活动，但是因不同宗教涉入隋唐社会程度不同，它们对社会空间的改造能力也并不相同。

　　寺院在隋唐长安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佛教的悲田病坊成为对传统中国社会医疗空间改造的重要实践。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文书曾记载秦朝隔离病人的“疠所”，中古的法律中虽未见关于疠所的记载，但可能仍然有隔离疠人的风俗。僧传中曾记载中古僧人受福田思想影响并进行苦行的实践，进而入住隔离病人的疠坊，接受疠病患者的供养，佛教介入了这个被隔离和遗弃的空间当中，对其性质进行了重构。当这种传统进入到隋唐长安城的寺院体系后，一些寺院开放其部分空间做为世俗人的医疗和照顾之所。不过很快国家力量也介入其中，武周时期，国家就已经介入诸寺院病坊的管理。玄宗时期，在宋璟关于病坊的奏文中体现出这样一种观念，即“矜孤恤穷，敬老养病”处在一个“公”、“私”的二元空间内，“公”是由国家所管理，而私人的照料则应归于“家”的范围。但玄宗并未接受宋璟等的建议，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病坊的官方色彩。以往论者一直强调国家介入病坊管理的经济原因，但从唐代玄、肃、武宗诸朝对待病坊的态度其实是与当时对待宗教的政策相关联，也就是说国家希望将宗教空间界定在怎样的范围之内，也就决定了国家以怎样的方式来处理病坊的空间，这也反映了国家与宗教在医疗空间运作中的冲突。

　　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运动中的“现代性”因素进行反思和批评的研究者，在解构“现代卫生”叙事的同时，也强化了另一种叙事，即在近代以前传统城市中的医疗空间是“凝固而和谐”的。但是，隋唐长安的医疗空间也是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力量的运作下，在冲突和妥协之中不断尝试重新划定“边界”的过程。加强对中古城市的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空间与身体权力结构的分析，才能真正从中国医疗历史的独特叙事中发现“卫生的现代性”是如何将城市空间、身体和日常生活卷入其中的。

长安都市空间与唐人小说的场景还原

朱玉麒（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 

　　小说是城市的文体，中国小说在唐代的独立，无疑与城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城市的形制影响着小说作品对社会的反映，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理解的深度。

　　唐代的都城长安是对隋代大兴城的继承。这个伟大城市的建设与大运河的开凿一样，成为隋帝国国力兴盛的标志。发生在大兴城的最著名的故事要数“破镜重圆”了：陈朝的太子舍人徐德言与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结为夫妻，因预感到天下将大乱，“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相约离散之后，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举破镜到都城集市中高价兜售。隋灭陈后，乐昌公主被杨素掳入都城，徐德言历经艰险，果然在都市中与妻子破镜重圆。

　　今天的读者若以当代都市空间来领略这一作品，则关于其真实性的疑虑可能更为突出：想象这件事发生在二环以内的北京城（二环周长约32.7公里，隋唐长安城周长约35.6公里，面积上正可类比），这里商业街区林立，在正月十五的一天时间里，即使让徐德言骑快马跑遍所有可能的商业中心与古玩市场，要想邂逅乐昌公主所派仆人兜售的半面铜镜，谈何容易？

　　然而将“破镜重圆”置放到隋唐长安城的地理空间中考量的话，它的真实性却又不容置疑。作为中古城市的典型，隋唐长安城反映了城市建设史上坊市分离的特点：居民的住宅——110个被称为坊的社区由高大的坊墙包围，而商业贸易的集市被圈定在城市中间对称的两个地方——“西市”和“东市”。任何一个初入长安城的旅人只要提及贸易的集市，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指向两市。公共场所（市）与时间（正月望日）的确定性，正是在这里发生“破镜重圆”可能性所在。

　　“破镜重圆”的故事在中土留存的记载最早可以推到中唐李冗的《独异志》，而一个多世纪以前从海东回流的唐开元十年（722）韦述《两京新记》残卷，保存了这则传奇，它不仅将这一故事的原创提前到盛唐时期，而且也明确标明了乐昌公主在大兴城所居住的杨素宅正在与西市犄角相望的延康坊内。——西市因为隋唐胡商的聚居而形成了非常繁荣的贸易市场，一些奇怪的贸易行为，如小说《宝骨》记载菩提寺出售一根李林甫家的锈钉获值千万、《杜子春》记载杜子春以一缗获钱三百万等等，都在这里交易成功。因此，一面破镜高昂其值在此间兜售，一定是见怪不怪的长安西市贸易常情。——“破镜重圆”揭示了唐代小说严格遵循地理空间真实性的重要特质，这也使得我们还原中古社会生活的场景成为可能。

　　唐代长安的社会生活中，可以与“破镜重圆”媲美的故事很多，《本事诗》描写的“人面桃花”中起死回生的爱情传奇无疑是其翘楚：书生崔护清明日游历长安郊区，灼灼桃花下为村姑的美貌动摇心旌；来年再去，未能见面，留诗抒情：“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村姑归见，不数日便因相思悒悒而亡，崔护隔数日再往寻觅，抚尸恸哭，竟然唤回亡魂，二人也终成眷属。

　　正如市场的布局和功能创造了邂逅的机遇一样，长安公共场所的独特性也带来了文学表现的独特性。“人面桃花”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都城南”的“居人庄”，正是十分符合当时情景的场所：长安清明的春游活动，总是发生在城市的南边，因为从太极宫到后来的大明宫，长安宫城都偏居城北；城北的郊外，便是所谓的“禁苑”；而城外的东、西郊区，又多墓葬，鲜有景观。只有城南，二十公里外便是关中的名胜终南山所在，其间樊川、杜曲，处处风景，长安士女的游乐必然忌北而从南，崔护的情诗也就只能是《题都城南庄》而非“北庄”了！

　　城内东南的曲江游览区，更是士女游览的首选之地：北边的乐游原是李商隐感叹“夕阳无限好”的古原；南侧的曲江池，则因汇聚多条曲折的溪流而成为杜甫吟咏“桃花细逐杨花落”的水湄；西去雁塔和杏园，更是风光一时的新进士“题名”、“探花”之地。围绕着进士游历，长安的春游在曲江达到高潮。最精彩的表述，是小说《李娃传》：进京赶考的郑生沦落为西市凶肆的挽郎时，他的父亲不能忍受浪子败坏门风，专门将这个孽障儿子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郑父的隐衷，正是借这一举行新科进士曲江之宴的地点，来发泄对其子放弃举业、沦落无望的愤恨。

　　在温廷筠这一唐代城市文学的多面手笔下，曲江被赋予了各种文体的表述和描绘。在《华州参军》这一可称为“人鬼情未了唐代版”的传奇中，温廷筠开篇即道：“华州柳参军……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曲江作为长安坊里的公共风景区，在清明前后的“旅游黄金周”中，柳参军与崔小姐于此邂逅，从此开始了生死与共的曲折故事，不能不说是温庭筠精心设置的关目。

　　比温庭筠稍后的裴铏名篇《昆仑奴》，记载了奇侠昆仑奴磨勒成功帮助主人崔生从一品勋臣家盗出红绡妓结成姻缘的传奇，堪称近世流行的“武侠小说”之鼻祖。这一传奇的曲折性不仅在昆仑奴巧盗红绡妓，更离奇的情节是失踪的红绡妓两年之后忽然又被一品勋臣的家人发现。作为故事转折、引出小说高潮的这个细节，也同样来自难于克服的“曲江”诱惑：“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在这里，长安地理空间的开合隐显对比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一方面，长安坊里的封闭性，可谓“万人如海一身藏”，两年的隐伏，可以同在一城而无人知晓；另一方面，如曲江等公共空间，又如唐诗所谓：“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刘驾《上巳日》）红绡妓在曲江的出现与被发现，是长安城郭的地理风俗之必然。因此无论是故事的开端，还是高潮的迭起，小说家无不青睐于以曲江作为遇合地的设置。

　　当坊市制度这一中古城市的形制圈定长安的形象时，其“围城”的风貌并没有阻隔人类的交流，反而营造出都市生活独特的遇合场景。后世评价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洪迈《唐人小说序》），无疑包含着对小说家布置人物地理环境匠心的褒扬在内。随着宋代以降坊墙的消亡与集市的兴盛，人物的遇合不再受到坊市隔绝的限制时，这一唐代文学中的都市情调反倒逐渐消散，被称为“看官”的读者再度领略的，只能是白话小说中一个近世中国的宋元城市风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