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伦理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困境

    造成当代文学批评根本性困境的，并非只是文学本身的变化，还有信息文化的崛起——它不仅创造了一个比任何传统公共领域都庞大得多的“虚拟空间”，而且凭借这个全新的公共领域，以无限的信息资源，让人们在共享原则下获得巨大心理满足的同时，也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生态甚至价值观念， 进而形成了文学评价体系的失范。

    近些年来，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诘难始终保持着高频姿态。虽不能说文学批评已陷入“群殴”之境，但凡论及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十之八九皆充满了愤懑或怨怼之情。应该说，这些诘难多半还是实事求是的。面对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虽也有人不断地给出分析，譬如纯文学的萎缩与文学性的蔓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困顿、批评主体的失落等，都给人以重要的启迪，但又似乎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很难令人信服。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分析都是立足于单纯的“内因”层面，从既有的传统文学观念出发，就文学甚至批评自身来寻找问题的根源。殊不知，受信息时代的文化影响，无论是传统的文学观念还是既定的审美价值谱系，都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有一个典型的事件或许可以说明这个现象，即发生于2006年的“韩白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韩寒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包括大量涌现的网络作家，已不认同既定的“文坛”秩序以及对文学杂志的关注和对既定文学价值谱系的尊崇。他们取消了由传统和经典积淀而成的、有关文学自律性的各种价值标准，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仅不信任，而且颇为不屑，使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观念出现了断裂。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认为造成当代文学批评根本性困境的，并非只是文学本身的变化，还有信息文化的崛起——它不仅创造了一个比任何传统公共领域都庞大得多的“虚拟空间”，而且凭借这个全新的公共领域，以无限的信息资源，让人们在共享原则下获得巨大心理满足的同时，也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生态甚至价值观念，进而成为造成文学评价体系失范的重要原因。

    信息时代特有的文化伦理：主体意识衰弱、时空压缩、图像凸显
　　
    电子媒介在信息时代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即信息”，因为媒介“就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为所欲为地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而在一系列现代电子媒介中，又尤以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媒介最为突出。它们借助互动性、即时性和大众化等特殊手段，使自身不仅成为一个单纯的信息载体，还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社会活动的交流平台和引导平台。它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导致人类的文化秩序和观念产生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信息时代所特有的文化伦理。
    这种新型的文化伦理，首先体现为人类主体意识的衰落。人们在充分享受这些具有高智能化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甚至变成技术的仆役。一方面，我们需要信息，没有信息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我们又恐惧信息，因为无论自己怎样选择，我们都已被信息成功地牵制。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减弱，主体性日趋模糊。
    其次，它还体现在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上。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现代电子技术有效地突破某些客观上的物理限制，努力实现“人的延伸”，强化“即时性”的重要，从而排斥历史的积淀，甚至直接取消了经典的价值地位。在信息时代，电子媒介借助其良好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与广大的受众群体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共振关系”。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电子媒介必须通过永不停歇的信息“创新”来吸引大众，必须在短、频、快的理念中适应大众的多元审美期待。这种以时尚和新奇为目标的信息文化，直接颠覆了经典文化所需的时间沉淀和理性思考，使经典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也使经典在人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受到巨大冲击。
    再次，它还表现在图像的地位日益突出，导致文字作用不断下降。在传统的文化生态里，文字一直是信息传播的基本符号。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和从属的关系。然而，为了全力打造信息本身的时尚化和新奇性，现代电子媒介却将视觉化、感性化奉为文化发展的圭臬。
    最后，它还体现为一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追求。在信息时代，所有媒介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工具，而是一台巨大的产业机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鲍德里亚就指出：“媒介构成了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并遵从着生产力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这一特殊的生产力借助其技术优势，通过各种隐秘的信息配置——包括“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等，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过程中，却以其“有条不紊的轮换强制性地造成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向人们暗示了世界历史之冷漠无情而只有消费物品值得投资的，并不完全是广告的语调增值”；另一方面，更为隐秘的是，媒介还“通过信息有条不紊的承接，强制性地造成了历史与社会新闻、事件与演出、消息与广告在符号层次上的等同。真正的消费效应恰恰是在于此处，而不是在于直接的广告话语之中”。
    信息时代所拥有的这些特殊的文化伦理，彻底改变了文学传播的基本方式，使创作主体获得充分自由的同时，也使写作变得不再注重专业化的审美追求，而是更加信奉随意性的内心表达。尤其是作为电子媒介核心载体的互联网，没有编辑的专业化审稿，无需被动的文本修改，只要拥有这一基本平台，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作品，并且其受众范围可以覆盖全世界。这种“去精英化”的文学创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中心—边缘”这一文学格局，使自由表达与业余写作成为可能，但也导致文学的自律性变得模糊不清，写作逐渐滑向更为纯粹的文字游戏。
　
    “媒介批评”的强势崛起
　　
    更重要的是，这种创作格局，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主体的日趋分化。由于电子媒介的自由与开放，信息时代的文学批评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专业化行为，甚至不需经过必要的理论积淀，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向公众发表自己的批评文字。文学批评在彰显主体自由的同时，也使各种草率的判断、缺乏深度的言说大行其道，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言论屡见不鲜。其中，“媒介批评”的强势崛起，便是最突出的一个范式。
    所谓“媒介批评”，主要是指以各种大众媒介作为传播载体的文学批评，包括在报纸、流行杂志、电视、广播和网络中出现的、适应于大众文化的、短小而通俗的文学批评。它摆脱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建设性，强调批评的即时性、浅俗性和娱乐性。有些学者曾将“媒介批评”的特征归纳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非历史化）、青年性（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挑衅性或批判性）、宣泄性、普及性（大众性）。虽然这种归纳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从中可见，无论哪一种特征，都在消解传统文学批评以理性与科学为基础的基本价值规范，并对传统文学批评构成了尖锐的审美挑战。
    由于电子媒介在信息配置上带有明确的消费主义策略，它与其说体现了媒介自身的商业化诉求，还不如说是消费社会本身的产物，因此，从中衍生出来的“媒介批评”也就不可避免带着明确的商业化和世俗化的价值倾向。因此，“媒介批评”常常以“嘉年华式”的聚焦方式，在世俗化的伦理语境中，精心制造一个个文化消费符号，而不是提供种种富有魅力的审美发现；它不再关注批评本身在审美创造上的愉悦，而只关注批评的商业化效果。事实上，人们之所以痛诟当下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媒介批评”而言，因为它们流布于各种电子媒介之中，具有很广的受众面。而一些专业化、学理性的文学批评则大多发表在那些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上，因其发行量和覆盖面的限制，受众面极其有限。

     传统文学批评面临双重困境：个体创造与价值评判困难、“理性王国”受到颠覆
　　
    当然，并非专业化、学理性的文学批评就没有问题。同样，受信息文化伦理的影响，传统的专业化文学批评已深陷双重困境之中：一是电子媒介通过对信息文化的开放、迅捷、平等和自由等精神理念的倾力打造，使文学创作由精英化逐渐走向大众化和多元化，作家的审美追求也变得繁芜驳杂，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对评析对象的选择变得愈加艰难，批评主体的个体创造和价值评判尤为不易。
    据《人民日报》所载，中国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平均每天就有超过1100人为其长篇网络原创小说写稿。每天，这个网站内容更新超过3400万字”。仅一家文学网站，每天就可“创作”出如此海量的作品，如果将全国所有文学网站每天上传的作品累计起来，那将会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如果再将它们一年的上传作品统计出来，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而网络文学还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同样存在的还有大量纸质媒介中的作品。面对这样一种海量信息，任何一个批评主体都无法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评断能力。
    二是电子媒介借助其特有的手段，在逐渐征服并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及其观念之后，使文学批评所依赖的“理性王国”受到空前的颠覆。波兹曼曾将“印刷时代”命名为“阐释的年代”，即崇尚理性、秩序和各种专业的自律性，是启蒙主义兴起的核心条件。拉什则称信息时代是“以最高的知识与理性为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其无心之果竟是最极端的（也是信息性的）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扩张，使文学批评所依托的自律性价值体系正在受到大面积的质疑和解构。与此同时，电子媒介所秉持的信念就是自由、开放和平等，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使每个社会人都拥有自身的审美诉求和文化选择，而且每个人在逻辑和心理上都开始自己赋予自己以正当性，由此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
    无论是信息文化的反理性主义、消费主义特质，还是信息文化对人类主体性的无情剥夺，都已表明，它在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和现实秩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文化结构形态以及文学发展的生态系统。面对这一现实，文学批评要彻底摆脱困境，需要的可能不仅是如何抵抗，还要从更深层面探究信息时代的各种文化伦理以及那些所谓“非主流”的文学创作，并以此来修正批评长期依靠的文学观念和价值谱系。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