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上的女神庙

　　编者按　今年是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牛河梁遗址发现30周年,10月24日至25日,国家文物局、辽宁省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辽宁省文化厅和朝阳市人民政府将举办纪念、学术活动和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仪式。

　　苏秉琦(1909-1997),考古学家。1979年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时被推选为副理事长,1986年任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从对瓦鬲所作的研究、对仰韶文化的分析、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创建,到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和重建中国古史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和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系统理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苏秉琦先生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时,就关注朝阳。1987年苏先生现场考察牛河梁遗址后题辞: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提出女神像是仿真人塑造,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90年代,又以牛河梁遗址为主要依据之一,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主张。

　　苏先生十分关心牛河梁等大遗址的保护和建设，提出“白地也是保护范围”的新理念,倡议成立集发掘、科研、教学三位为一体的考古基地。在先生建议的启发下,在牛河梁50平方公里法定保护范围内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与建设即将启动。

         女神头像

    屹立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丰碑

　　30年前的1979年,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牛河梁遗址,获得了一些考古学者从未见过并超过他们想象,因而震撼了考古学界的新资料。

　　这一发现自然引起了具有敏锐学术眼光的苏秉琦的关注。在苏秉琦的指导下,郭大顺带领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对牛河梁遗址开展了持续性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同时对同类及与其相关的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勘探。这些考古工作所获得的资料与信息,引发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终于在1985年前后,以牛河梁为出发点,同时总结了当时和以往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继1975年创立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理论和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为文化谱系论之后,又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论以及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这就是牛河梁考古发现所产生的重要意义。但牛河梁考古发现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牛河梁考古发现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引发了苏秉琦对保护大遗址的思考。苏秉琦认为，牛河梁这类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曾起着心脏或主动脉作用的大遗址,应该给予特殊的和整体的保护。苏秉琦这一保护大遗址的理念,被国家文物局所接受,成了国家的意志,继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法规。现今大遗址的保护已蔚然成风。

　　此外,在考古学实践、考古学微观与宏观即考古学理论研究、考古学教育、考古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学公众化诸方面,苏秉琦均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引领中国考古学走进了世界考古学最先进的行列,影响极宽和极为深远。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进程中曾引导我们前进而且仍将引导我们前进的一位极为重要的考古学家,是一位巨人。

　　苏秉琦先生离开我们12年了,当今中国考古学仍处于苏秉琦所开创的时代,我们仍要高举苏秉琦的旗帜,才能将中国考古学推向前进,才能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即使到了那时,这曾经存在的苏秉琦时代,仍永远是屹立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块极为巨大的丰碑。

(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研究员)

1987年9月14日苏秉琦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观摩女神头像

牛河梁遗址一号地点女神庙

    从认识论角度看区系类型理论

　　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以中国考古学大量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多年思考,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是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同时,区系类型理论是中国考古学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为这一理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区系类型理论的出现,是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区系类型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我们运用考古资料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一把钥匙。区系类型理论把全国纷繁复杂、往往表现为零碎的考古遗存放在了一个大的科学体系之中,各个地区各个时期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赋予了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以宏观的视野,促使其工作更加自觉。中国考古学大量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就是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形成和积累起来的。

　　区系类型理论使中国考古学界摆脱了中国史前文化“中原中心论”的束缚,自觉地投身到各地区的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说是促使中国考古学思想领域发生的一场革命。

　　区系类型理论为后来的一系列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理论、古国方国帝国等,都是在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

　　区系类型理论需要不断地发展,要根据新情况回答新问题。问题主要有:区系划分是否需要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进行调整？已分的区系是否需要细化？形成区系的原因是什么？随着时间的变化区系类型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各区系之间互动关系如何？各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有什么特殊性？DNA、食性分析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怎样广泛应用于区系类型理论的发展？等等。

(王巍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牛河梁红山文化及其影响

　　纪念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学习先生的学术思想,一个重要方面是领悟先生对红山文化高度的定位和对红山文化影响的探究。

　　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被发现之后,苏秉琦先生的思想火花频现: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组合是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遗迹”;红山文化的标志龙,说明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女神像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红山文化先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形成了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之一;“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等等。

　　苏先生对牛河梁红山文化影响的论述可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中原的仰韶文化与北方的红山文化呈互相影响特点。张家口地区是两种文化互相影响的“三岔口”或“对接点”,延伸到太行山脚下石家庄一带;冀北、晋北、河北这“三北”地带,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的“联接地带”,在这里,红山文化特殊的纹饰与仰韶文化的纹饰共生。第二,北方的红山文化等对龙山文化也有影响。北方红山文化的石器有一个特点,细石器比较发达,壶流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就有大量的细石器”,“晋西南夏县西阴村遗址……含有较为丰富的细石器”,都表现了红山文化南下的影响。第三,红山文化之后的陶寺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诸突出而先进文化因素的文化“综合体”,有红山文化的龙文化因素,有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斝、鬲等文化因素,有良渚文化的石推刀文化因素。在三种主要文化中,红山文化是“直根”。陶寺文化包含了“北方红山文化的龙”,就是当时的“中国”,而“中国”把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都“包揽到一处了”。第四,红山文化遗址“所出多姿多彩的玉猪龙”等龙文化符号,影响到甲骨文的多种形态的“龙”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龙其原形要追溯到红山文化,燕下都出土的“饕餮纹”瓦当也源于燕山南北的古老传统。第五,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像、积石冢和龙文化“光芒所披”甚广,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所以,苏先生坚称:“以红山文化坛、庙、冢象征中华文明曙光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雷广臻　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牛河梁遗址二号地点祭坛和积石冢群

牛河梁第二地点保护工程效果图

牛河梁遗址二号地点出土的玉猪龙

    区系理论在辽西地区的实践

　　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并于80年代初公开发表。先生的理论,对推进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是对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理论体系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研究古文化谱系的基础上,先生指出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的东山嘴、牛河梁“坛、庙、冢”大型遗址,其所提示的社会,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初级金字塔式结构,已发展到类似“城邦”的早期国家即古国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和墓地及阴河、英金河“石城”带的发现,说明社会已超越古国阶段,需靠带状分布的城堡进行防卫独霸一方的“方国”,进入了“方国”时代。秦长城和“止锚湾—金山嘴”秦代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说明在公元前三世纪末进入了“帝国”时代。这是先生概括的辽西地区历史由“古文化—古城—古国”至“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道路。

　　要充实丰富先生指出的辽西地区历史发展的框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如理清古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时空缺环;红山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进程;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型城址的内涵等,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展开调查发掘和研究,以丰富和发展先生的理论,这是从事辽西考古工作同仁们责无旁贷的重任。

    (徐光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苏秉琦学科理论与牛河梁考古

　　1987年,正当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加快发展步伐时,苏秉琦先生预言了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的三个层次:揭示56个民族、十亿人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构,为中华文化的星火燎原和连绵不断找到“破密”的钥匙,使考古学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20多年过去了,我们庆幸地看到,这三个层次上都有所收获,尤其是牛河梁考古及以牛河梁遗址为重心的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苏秉琦先生学科理论指导下，牛河梁遗址等考古和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东山嘴遗址发现之后,根据苏先生提出的“在喀左、建平、凌源三县交界地区多做工作”的建议,开始发掘的牛河梁遗址,是由女神庙、祭坛和随葬龙、凤等玉器的积石冢群组成的、占地50余平方公里的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群,由此先生提出了“燕山南北考古”和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第二,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对文明起源讨论的指导和推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各地都发现了一批距今四五千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心遗址和高等级遗迹与遗物,除辽宁牛河梁以外,如山西陶寺、甘肃秦安大地湾、浙江良渚、江汉平原城址群等,对它们代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不论放在原始社会末期还是文明社会初期,都有个如何定位的问题,一时有些迷茫。“古文化古城古国”在这时提出,起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对正在兴起的文明起源讨论起到了端正方向和推向深入的作用;第三,“原生型”古国和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苏先生以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三篇文章,发起重建中国古史的号召。接着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与“三模式”的系统观点(《苏秉琦文集》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作为三部曲中的“古国”和三模式中的“原生型”的重要实例,表现出它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先走一步”的地位,自然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点。

　　以上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又都不断向新领域深入。一是重视文化交汇的作用。二是突出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祭祀礼仪在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三是更加重视包括牛河梁遗址在内的北方文化遗址的作用。

　　1987年苏秉琦先生观摩女神头像后评价说:“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共祖说”及其延伸,包括共祖与个祖、远祖与近亲、主神与多神等,都是祖先崇拜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反映。

　　以上可见,苏秉琦先生作为牛河梁考古的直接指导者,带领大家将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入,从中华文化起源到中国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史前史,并已触及到思想史领域。

　　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苏秉琦先生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和方法,从而坚持和发展了在唯物辨证法指导下的考古学科理论和方法论。

    (郭大顺　辽宁省文物专家组组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