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与新中国历史学

    翦伯赞先生，湖南桃源县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主要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教授，又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翦伯赞在青年时代就怀有实业救国之志。他曾就读于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后到美国加州大学深造。回国之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这段处处碰壁的经历使他感到实业救国只是一厢情愿，只是一种梦想。他决计另寻新路，从此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为武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翦伯赞于1968年12月18日去世，在史学战线上共战斗了整整四十年。他的史学成就巨大，建树很多，仅已出版的《翦伯赞全集》就有600余万字。而他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尤为丰厚可贵，今分三项述下。

  　　一、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坚决斗争

　　翦伯赞自踏上史学战线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他最早参加的战斗是“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一部分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为探讨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与托派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持者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时间较长、斗争激烈的论战。翦伯赞早在1930—1931年间，即连续发表论文《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农村社会》等，以投入战斗。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8月，他又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根据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需要，全面系统地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序中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绝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从上可以看出，翦伯赞的史学方法一开始就不搞教条主义，而是从历史和社会实际出发，走史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条件大大改善，翦伯赞学习马列更加如饥似渴，他发表了许多具有启发性、引导性的史论结合的文章，以帮助史学界推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史学界由此而迅速活跃起来，先是自发地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继而讨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接着又开展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这就是所谓的“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大讨论的时间持续之长、参与专家之多、气氛之热列、影响之深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少有的，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少有的。
　　可是，有些“极左”人士都看不惯这种情景。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封、资、修”大合唱。他们声言，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大批判开路”，进行一场“史学革命”。1958年2月，陈伯达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会议上抛出“厚今薄古”的口号；5月4日，又在北京大学校庆60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的报告。于是，在史学文化领域酝酿已久的“极左思潮”乘机泛滥，迅速冲向全国。而史学界情况最为严重，“政治挂帅”、“以论带史”、“打破王朝体系”等口号甚嚣尘上，并以“破字当头”为行动纲领在各有关单位无端地开始了思想文化大批判。老专家、老教授、旧著作、旧讲稿皆罹其难。翦伯赞作为一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举很不以为然。可是他本人和他的名著《中国史纲》也都未能幸免于难，同样被扣上了“封、资、修”的大帽子。其他老专家、老教授更噤若寒蝉。而新出现于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或新编教材、讲义、大批判稿等，无一不充满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特色，既浮夸，又浮躁。有些篇章虽也引用些马列词句，有的还连篇累牍，可是多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曲解马列原意，严重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已面貌全非。
　　面对这种情况，翦伯赞认为不能再坐视不管。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决心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1959年3月28日，他首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5月，又在《红旗》杂志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7月1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1961年9月和12月22日，分别在《人民教育》月刊和《光明日报》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次年6月，在《江海学刊》发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语气平和、说理透彻，并无粗暴不尊之处。虽是这样，然而“左派”当权者犹认为“大逆不道”。他们再次歪曲马列主义，炮制出了“历史主义”与“让步政策”等罪名，大兴问罪之师，并在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批翦”运动。这场运动后来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运动合流，翦、吴二人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的两帅。当时，翦伯赞与吴晗同样都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权利，更谈不到给予反击了。不过，直到他去世的前夕，仍牢牢坚守最后一条防线：“在真理的问题上决不让步！”

    二、主张要重视史料，但史料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正确使用

　　翦伯赞向来就反对“史料即史学”的说教，尤其认为把此说雅化为“史料唯物论”更为荒谬。他也反对片面强调理论重要而轻视史料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表面上似乎很“革命”，其实同样有害。他说：“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占有史料。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要占有史料。在对待史料的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他又说：“应该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历史没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弹药，没有弹药专放空炮是打不中敌人的。”“但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更为重要。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作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
　　翦伯赞重视史料的态度，在旧社会就很有名。1945年3月8日，内迁重庆北碚的上海复旦大学请他以“史料与历史科学”为题发表学术讲演，文长四五万字，后收入《史料与史学》一书。
　　新中国成立之初，翦伯赞与范文澜等发起编纂卷帙宏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11个专题，网罗国内外的主要资料，受邀参与工作的专家教授100余人，共出版68册，3000余万字。翦伯赞主编“戊戌政变”与“义和团”两个专题，并与中央民族学院部分教授合编《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二两编。这些史料的编纂出版大大推动了我国对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及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也有利于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翦伯赞还主编出版了《中外历史年表》，时间自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1918年，共约135万字，为中国历代所编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体例最科学的一部大型工具书。

  　　三、坚持不懈地促进史学界的团结，努力培养史学接班人

　　翦伯赞一贯反对文人相轻的恶习，主张礼貌待人、互相尊重，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应当互相切磋、以理服人。1949年2月初，北平和平解放。翦伯赞进城不久，即由吴晗陪同，主动到北大、清华、辅仁等校拜访了张奚若、邵循正、向达、俞平伯、余嘉锡等知名学者。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新的北大历史系由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历史系的部分教师合并组成，翦伯赞被任命为系主任。这三部分教师各有背景，门户之见很深，谁也不服谁。可是翦伯赞对各位教师均待之以礼，一视同仁，并无厚此薄彼之分。一年之后，门户之见消除，而且都走向了进步。翦伯赞为了改善青年教师和老年教师的关系，还首倡在教师之间建立导师制度，就是按专业对口，年轻教师拜老教师为导师，以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时称“对号入座”。他又提倡“尊师爱生”，建立“家人父子关系”，老教师要“传衣钵”。这些做法都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此后至“文革”以前，虽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但总体来说，北大历史系上下同心，老少和睦，师生团结，积极向上，学风良好。
　　翦伯赞很重视历史系的课堂教学，不仅关心师资队伍的建设，也关心对大学生的培养。早在1954年以前，北大历史系在翦伯赞的积极倡导下编出各种讲义，印发给学生。这项工作既推动了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提高了课堂的教学质量。
　　1961年4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翦伯赞被选为历史教材编审组长。历史教材的计划庞大，分为基础课教材和参考教材两大部分。每部分又有古今中外之分，共有30余种，近百册。参与编写、翻译的专家教授多达数百人，翦伯赞既全面主持工作，还主编《中国史纲要》中的数种，并自撰《秦汉史纲要》。这项通用教材工程推动了当时全国史学界的科研、合作与团结，对于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也立竿见影。虽然社会上的“批翦”运动在继续，可是到1965年底，计划内教材大部照样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印数巨大，迅速发向全国，受到广大师生普遍欢迎。这对殷切期望史学界团结合作并大力培养史学接班人的翦伯赞来说，总算还是得到了一点安慰。
　　可是，此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极左思潮”浊浪排空。翦伯赞预感到前景不妙，新史学已有的成果可能会被摧毁，他本人也将遭灭顶之灾。这时适逢《新建设》杂志的编辑来访，他对来访者说：“我总希望史学界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写出几部好的中国历史。而不要搞得剑拔弩张，以致不敢写文章。即使有错误，也要采取商量的态度，顶多说‘值得商榷’，用不着扣帽子。谁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呢！”这实际是翦伯赞对史学界最后的期盼，也是最后的呼吁。
　　不久，“文革”爆发，翦伯赞遭到了百般凌辱，后被赶出家门，在漂沉汩没中与世长辞了。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四人帮”就擒，“极左思潮”停止；改革开放，百废俱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历尽磨难之后，又重整旗鼓，继续前进。翦伯赞为新史学的创建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而宁死不屈的品德，是我们祖国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