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的重要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关系的多边化、国际组织的多样化，安全问题日益超出其原有的内涵，向着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展，甚至成为关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安全观的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判断就是最好 的注脚。但明确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则是在20世纪90年中期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思想，与时俱进，为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内涵，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的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这里第一次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八个字（《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313页）。    

    2000年9月6日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和国家关系的主张（《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08页）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对新安全观的表述做了调整，将八个字当中的“合作”改为“协作”，即“国际社会应该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98页）。
    首先，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从内涵上体现了安全的综合性。 
    综合安全观不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一般认为“综合安全观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日本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则是众多东南亚更加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综合安全观不仅将安全领域由军事、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并关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政治安全上有着强烈的主权意识。20世纪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某些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在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时绝不会拿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交易。中国认为，国家主权和统一不容他国侵犯，国家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江泽民指出：“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神圣权利和光荣职责”，他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35页）。在主权问题中，社会制度也占有极其重要分量。中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不排斥和反对别国的社会制度，中国坚持认为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也是最大的国家安全。“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414页）。   

    在军事安全上，强调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强大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保证。但同时也认为，巩固国防不等于进行军备竞赛，更不等于扩大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同盟。各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应当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着眼于预防危机发生，控制冲突升级，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各国应在军事领域开展必要的合作，增进信任，维护共同安全。有时，我们也把军事安全放到政治安全中加以阐述。（《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576-597页）
    在经济安全上，一方面认识到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414页）。因此，要要抓住经济建设不放，一心一意谋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动辙以经济和贸易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更不允许以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主张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遵循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废除国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贸易分歧（《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442-458页》）。
    在文化安全上，强调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尊严不容侵犯，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必须得到尊重，与一国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必须占据主导地位。面对日趋激烈的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不断增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呈多样化的形势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72-281页）。    

    在信息安全上，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并列为国家四大安全。在计算机日益普及应用，技术迅速升级，网络和信息已经构成国家发展的支柱和动力的当今时代，把信息安全提到国家安全的层次上体现了决策者的战略眼光。
    其次，从目标上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寻求共同安全，认为，冷战后，国际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在构筑国际安全秩序时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忽视全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别过的相对安全，将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和世界的安全之上，或是奉行本国利益至上原则，不考虑他国的合理利益和需求，不顾及国家间的利益平衡，不愿意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想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愈发成为各主权国家和其他各种行为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各国的安全既有本国的独立性，又受到国际社会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零和关系”，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不再纯属一国事务或由一国的政策所能解决的。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把控制和影响他国的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仅威胁损害他国的安全，而且危害国际社会系统安全，最终也会危及自己的安全。“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08页）。这些认识，但有自己突出强调的方面，比如，中国强烈呼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国与国之间的猜疑与敌视，反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反对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又比如，中国大力提倡讲求国家之间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以互信互利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损人利己，以世界或地区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取代集团或联盟安全；再比如，中国强调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以国际安全为依托。   

    最后，从手段上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强调以促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就是国家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平等合作，扩大共同的利益基础实现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安全合作，首先是指合作的模式的广泛性，既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也包括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还包括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次是合作参与者的包容性，不仅是指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兼容并蓄，增进合作，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发展。再次是对话的制度性，各国应建立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正式讨论带来长远利益。
    总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中，吸收的国际上流行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而形成的，体现了中国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和新型国家关系准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