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

    理解季羡林先生的比较文学成就，不宜满足于做流水账式的著述陈列，需要有19至20世纪以来的这门学科知识谱系作参照。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在欧洲的孕育和诞生，和德国的东方学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德国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堪称比较文学之母胎。在比较文学教学中，人们一般只将 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1886年的《比较文学》一书认作是这门学科问世的标志,而忘记或者忽略了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1856 年的《比较神话学》，以及他所编的一大套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东方圣书》。 　　

    西方文学研究中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转向比较文学的大致轨迹，可通过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一系列突破性事件来得到历史的说明。概括地讲，有相继出现的两大学术发现，即发现“东方”与发现“原始”。其深远的意义如同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和地理学方面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两大发现的连锁反应之下逐渐得到纠正和清算，并终于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后殖民批判的思想大潮。留学德国10年攻读梵语文学和东方学的季羡林先生，其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成就，还原到学术史背景中可看得更加分明。

　　麦克斯·缪勒作为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双重创始人，之所以能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问世之前，就贡献出一部破天荒的巨著《比较神话学》，引领他做出这种“比较”式研究大拓展的，就是所谓“印欧语系”文化的再发现。西欧学者们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是同欧洲众多语言具有同源关系的古老语言，梵语的词汇表明它是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语言家系中最早分化出来的一种，对于探究各种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演化过程，具有首屈一指的典范作用。于是，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研究就并驾齐驱地发展起来，成为一时的欧洲学术新风景。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学中梵语教授职位明显高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

　　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B.T ylor，1832-1917）发表了他的《原始文化》一书。这是西方知识界“发现原始”的标志性巨著，也是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由于“原始文化”或“原始社会”在范围上要远远大于“印欧文化”，这就给欧洲知识人“比较”的视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空间。和上述两大学术发现相比，波斯奈特《比较文学》虽然更晚问世，其视野却还局限在西欧文明内部的有限比较，如英德文学比较和英法文学比较等。这样的开端，注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都难以挣脱西方中心的窠臼。直到20世纪后期，受到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大潮洗礼，西方的比较文学家才大声疾呼要求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将跨文明（特别是跨异质文明的）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

　　一旦比较的视野从一般意义上的非西方大国（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日本等）拓展开来，真正具有厚重学术积累意义的研究，就有待于非西方的比较文学家之贡献。季羡林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研究印度梵语文学，他在中国学界所倡导的东方文学研究，不仅在现代学术史上先于后殖民思潮而出现，因而具有在国内接引西方后殖民主义批判之意义，而且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是率先打通世界屋脊的阻隔，将印度与中国两个文学大国联系起来进行审视和研究。《印度文学在中国》是这方面最具有冲击力的代表作。文章开篇就提出屈原《天问》中的月兔神话应该是来自印度《吠陀》，这比人们常识中认可的佛教传入中国时间早了几百年。《列子与佛典》、《玄奘与＜大唐西域记＞》、《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鸿文，则将中印文学交流影响的研究拓展到整个文学史。印度文学与文化的视角，给中国比较文学带来极大的研究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季羡林先生为恢复中国的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披荆斩棘，开拓道路。自从有西方式的大学教育以来，在大学的文学系科中开设东方文学课，也许除了我们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可借鉴的先例。西方知识系统中的东方学，是如何在殖民主义扩张的需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支配下，获得其学术生存空间和发展特色的？这个问题自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问世以来，已经成为东西方学界都在热烈讨论和反思的课题。说到新中国高等教育中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有东方文学的科目，这是和季羡林先生的大力倡导与教学及研究实践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新中国的大学里要传授除了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之外的“东方文学”系统知识，这是先于国际上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崛起的文化现象，很值得从后殖民视角给予重新考量和评估。

　　用当今的眼光看，20世纪后期的后殖民主义大潮，并不只是源起于西方学院内部的纯粹学术潮流，而是和亚非拉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牛津大学的后殖民理论家罗伯特·杨在其《后殖民主义历史导引》中，旗帜鲜明地用“三大洲主义”这样的别名来称呼后殖民主义，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我国的东方文学课程设置所蕴含的后殖民意味。1982年暑假，教育部在河北承德举办首届全国东方文学讲习班，以期用速成班的形式推广东方文学的教学工作。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来到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接受东方文学的启蒙。东方文学讲习班的策划者和开讲人就是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学员们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这位东方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由于当时全国的比较文学学会还没有诞生，先期进入东方文学的这一批学员，后来有不少都加入到比较文学阵营，并成为生力军。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学人，对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最初认知，就这样从季先生讲授的《梨俱吠陀》和《沙恭达罗》，开启了大门。四部《吠陀》作为印度上古诗歌集，其年代比中国的《诗经》早很多年，篇幅和数量也要大许多倍；《沙恭达罗》这部梵语剧本在传播到德国之后，让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不已。季先生随手拈来的这些文学史实例，引起大家对东方文学世界之古老和丰富性的极大兴趣。季先生其实不仅在传授文学知识，也将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后殖民思考之种子，植入了这一代学人的心田。

　　27年过去了，季先生带着齐鲁乡音的教诲，依然回响在耳畔。东方文学，这个对于欧美人士来说的异国异族文学称号，对于我，则犹如驶入无边学海的启蒙之舟。季老惠赐的大作《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至今依然是我的案头必备。回想起来，东方文学这一知识系统的存在，不仅给中国的比较文学带来了独特的打通式知识结构和广阔视野以及坚实丰厚的文化认同资源，对于培育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消解形形色色的我族中心主义、学科本位主义之束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季先生晚年为复兴东方文化而呼号的拳拳之心，成为鼓舞后辈学人奋进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