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扬在国旗上的旋律

1999年,受阅方队踏着联合军乐团演奏的乐曲旋律通过天安门广场。

    题记：

    有一种音乐， 她诞生于烽火连天的战场，气势威严、节奏铿锵，当远离了战争，她既是和平的使者，又是友谊的桥梁。这就是军乐。

    有一种旋律，她庄严而神圣，是国家和主权的象征，是民族大家庭对祖国最虔诚的信仰。这就是国歌。

    有一支部队，她没有刀枪，用音乐展示国威军威，让最庄严的旋律伴着国旗飘扬。这就是军乐团。

    当今世界，每个主权国家都拥有一支具有本国特色的军乐演奏团体。“总统乐队”、“皇家乐队”、“国家军乐团”，名称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职能和使命：以威严的演奏阵容、雄壮的乐曲和特定的礼仪程式，向来宾传递友谊与和平，展示着国家和军队的尊严与骄傲。

    聆听过开国大典的礼炮，见证过共和国每一个重要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以严整的军容、精湛的技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多样的演出形式跻身世界优秀军乐团的行列。

    在这支见证了共和国辉煌历史的光荣部队中，有三位军乐战士，他们与祖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国歌的旋律，他们的军乐人生折射出国家的沧桑巨变。

    新中国诞生前夜，他骑着缴获的自行车，冒着隆隆的炮火跑遍北京周边部队，组织起中国第一支联合军乐团，从此，他的人生与军乐团连在一起。开国大典上，他指挥200多人的联合军乐团，第一次把中华民族最雄壮的旋律——《义勇军进行曲》播入亿万人民的心田。那段记忆，已镌刻在他心灵的深处......

    罗浪：奏响国歌的第一人

    岁月留痕，90岁高龄的罗浪提到开国大典时的情景依然心潮澎湃。

    “就在开国大典万事俱备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演奏什么乐曲呢？在讨论中，一部分人主张按老规矩办：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即德国的乐曲，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当时我年轻气盛，提出第三种方案，要用改编的革命歌曲。”

    “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罗浪记忆的闸门放纵奔流：“华北军政大学搞过一次阅兵式，用的就是经改编的我军军乐曲，也获得了中央首长的肯定。”使用改编革命歌曲的方案提出后，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主席豪迈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9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毛泽东的这9个大字，跨越时空60年，到现在依然是军乐团完成外事任务不变的方针和指导思想。

    罗浪当时上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经过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一套以解放区流行革命歌曲为主，穿插《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的开国大典军乐曲诞生了。

    随后的半个月里，军乐团抓紧修改配器。罗浪和他的军乐团为迎接开国大典，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就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200人的联合军乐团，在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用大部分缴获来的乐器，演奏了近4个小时，用音乐翻开了中华民族崭新的历史篇章。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俘虏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被俘后他见到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聂荣臻，开场白就是：‘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算是我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当时我正担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知道这个事后高兴得不得了，赶紧找到首长求情，乐队才没有被遣散。”

    数日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接受任务后，张致祥亲自对罗浪说：“赶紧做好收容工作，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这支由解放军的宣传骨干、起义投诚的旧军人以及收编来的北平旧警察组成的乐队，成为了开国大典上联合军乐团中的主力。

    1949年7月，联合军乐团正式组建。那时，罗浪怎么也没想到，他组建的这支军乐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要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并载入新中国军乐发展的史册：“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将要参加开国大典的演奏。后来，阅兵副总指挥聂荣臻再三强调这次阅兵的重大意义，但也没讲这是一次开国大典的阅兵活动，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聂荣臻还向全体人员发出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当时我们纳闷，到底是多么重要的阅兵，连空袭都不怕？”

    直到1949年8月，罗浪才知道这支联合军乐团将要参加开国庆典，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支重若千钧的指挥旗！

    开国大典过后，毛泽东对军乐团的出色表现十分赞赏，同时又说：“我们国家这么大，天安门又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于是，1951 年初，有关部门指派罗浪负责筹建一支千人军乐团。聂荣臻为此批示，并专门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军乐团建设。同年7 月，军乐团扩编为1000人，罗浪担任团长兼总指挥。

    当1949年9月27日，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时候，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两天后，罗浪接到迟来的电话后，立即着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顽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国歌的总谱配器。

    罗浪回忆说：“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军乐团参加了一系列的重大活动，开幕、闭幕以及给纪念碑奠基的仪式上，都有军乐团战士的身影。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政协会议上我指挥着军乐团首奏《义勇军进行曲》，当雄浑的乐曲回响在礼堂时，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支雄壮的旋律是由我指挥首次演奏，并伴随着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上空永远高高飘扬。”会议休息时，毛主席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第一排的队员们亲切握手，当时激动的心情很难形容。

    罗老告诉我们：“升国旗时，时长46秒的国歌要奏3遍，国旗才能升到顶端，这都是当时经过我们一遍遍演练和计算的。况且，中国有句俗语叫无三不成礼，这也是我们国家作为礼仪之邦的体现。开国大典上，当我指挥乐团奏响国歌后，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群情激昂。从这音乐中，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从此站起来的堂堂中国人的自豪！”

    1949年10月1日14时30分，29岁的罗浪面对天安门严整肃立，队员们仪表端庄，军姿挺拔。阳光下乐管泛金，乐鼓流银。

    罗老说：“当时真是打心底里骄傲，精气神全提起来了！”

    “那时我的心真是‘突突’地跳了起来，真是紧张和兴奋啊。当时还没有对讲机这类先进设备，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我什么时候开始演奏《东方红》成为了一个问题。在排练时，典礼指挥张致祥望着城楼上飘舞的红旗急中生智：‘我用块小红绸在城墙上向你发信号怎么样？’张致祥和我的这个约定，为开国大典的完美演奏提供了保证。在世界上用这种土办法组织军乐演奏，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14时50分，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的典礼指挥张致祥，一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谈笑风生，拾级而上，就立即向乐队挥起了红绸。那一刻，我热血沸腾，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举起了神圣的指挥旗，果断下拍，顿时，军乐队奏响了9月30日刚刚敲定的欢迎曲《东方红》。当毛主席伴着《东方红》的曲调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顿时欢声雷动。

    随后，我们按照计划完成了阅兵和群众游行的所有曲目。谈到那一刻，罗老异常兴奋：“老实讲，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坚决完成这次任务。当一个个方队踏着我们演奏的旋律走过时，那种激动而自豪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像我这样在颠沛流离中长大的人，在那一刻，由衷地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一个做工精良的节拍器摆放在茶几上，银白色的指针左右摆动，滴答，滴答，似乎在轻轻地讲述一段难忘的记忆。一位古稀老人，神情专注地凝视着这件“宝贝”，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似乎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珍爱，这是他的生命。老人小心翼翼地将这个节拍器收好，娓娓道出了珍藏在心中的往事...... 

    刘玉宝：不变的人生节拍器

    1984年，改革开放步入第6个年头，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刘玉宝带领的军乐团担负起了国庆35周年庆典的乐曲演奏任务。

    “建国35周年阅兵与上一次阅兵相隔25年。原来的队员年龄都大了，难以承受高强度的训练。当时的队员又全是新人，没经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刘玉宝还显得有些焦虑。“最大的困难就是演奏员不足，当时军乐团在海军、空军等各个部队调，连工作人员在内一共集中了1300人。人员集中完毕后大家在天坛搭帐篷，现学现练，先分6个大队小范围合练，然后再联合训练。每分钟116拍，一段段练，快了慢了都不行，要求非常严格。”

    “演奏曲目和过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每个受阅方队的乐曲都不一样，陆军是《解放军进行曲》、海军是《人民海军向前进》、炮兵是《炮兵进行曲》、空军是《航空兵进行曲》，到装甲兵是《摩托化进行曲》，很多都是新创作的。”

    “上百万人的群众游行，需要不同的乐曲配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代表时代特色的曲目。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还有少先队员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20首乐曲的谱子联合军乐团每名团员都必须背诵下来。群众游行时，军乐团分队演奏，进行轮换，阅兵时，所有队员集体合奏。”

    执行完演奏任务后，刘玉宝将一直陪伴他的节拍器带回家收藏了起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它拿出来，在每分钟116拍的滴答声中，回忆那个激情澎湃的时刻。“人的耳朵再灵敏也不如机器，当时我们特地派人去香港买的节拍器，又专门做了一个玻璃罩子，防止天气对它的影响。对这个节拍器，还要安排专人看守，按规定上弦。就这么小小的节拍器，它保证了联合军乐团鼓打在一个点上，音吹在一个节拍上，演奏过程万无一失。”

    “当时大家都很辛苦，在飞机场练，天热太阳晒，跑道上一站就几个小时。军乐团和受阅部队一样，都很辛苦，但每个受阅方队走过后，军乐团还必须纹丝不动，还得吹奏，拍子必须保持分毫不差。军乐团训练先不练吹奏，先练站！没有休息，先站2个小时再谈演奏的事儿！我们还要求练的时候就不能上厕所，早饭不能喝水喝粥，只能在上场前吃个面包和苹果。在长时间坚持方面，军乐团的要求可以说是最严的！”

    军乐团保持这样的严明纪律是有传统的。1957年5月1日，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应邀出席我国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庆典，看到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的军乐团已连续演奏数小时了，乐手们依然英姿勃发，他激动地对毛泽东主席说：“只有像中国这样有纪律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简直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树一样，站得那么稳，几个钟头动也不动。”

    特定的时期，特殊的场合，往往能见证意想不到的历史。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大阅兵和游行正在有序进行。刘玉宝面对天安门正在激情澎湃的指挥，突然前方的学生方队出现了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这一条横幅出现在刘玉宝的面前，也出现在了世界的面前，上头用毛笔写着4个字：“小平你好！”

    “当时北大的学生方队打出的‘小平你好’是离我最近的，就在我和天安门中间。因为当时我指挥的位置是正面对着天安门。横幅举出来之后，整个方队面向北掉了个方向，面向天安门停顿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分钟。这本来是不能停的，可方队停了音乐不能停啊，要不然后头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就一直指挥着演奏学生方队的乐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打横幅都是自发的，一点组织都没有，在预演合练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细节。没想到社会各界都赞扬这个事，报纸也登了照片。学生方队走过的一瞬间，我知道，我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场景，而且可以说是离这个场景最近的人。后来，我每讲起这件事，都有一种自豪感。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得到了亿万人民的衷心拥护，人民才会自发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作为军乐战士，我们也一样，我们是在用军乐表达我们的情感！”

    刘玉宝老团长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有如他珍藏的节拍器一样，规规矩矩。每天7点准时吃饭，然后就锻炼，走上半小时，早晚都不间断。“如果没有节拍器，演奏要乱，队伍要乱，我的规律的生活也会乱。”精神矍铄的刘玉宝，举手投足都很有节奏，74岁高龄的他依然挺拔得像白杨树，依稀可见当年在天安门前指挥千人乐队的风采。

    上世纪70年代，他曾吹奏单簧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他曾担任联合军乐团的分指挥，接受邓小平同志的检阅；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国庆阅兵，他曾担任1300人的联合军乐团总指挥，接受江泽民同志的检阅。今年，他又将以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首都阅兵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的身份，指挥1500人在天安门前奏响盛世华章。

    于海：魂牵梦绕的国歌情结    

    向来严谨的于海直切主题：“50周年国庆大典，我们全团上下铆足了劲刻苦排练。有一次出现一个插曲：奏国歌升国旗，要演奏3遍国歌，国旗才能升到顶端。国歌的速度为每分钟96拍，整首国歌要46秒演奏完毕，这是精准无误的。国旗上升的速度是设定好的，由电脑控制。本来演奏国歌和升旗的速度应该配合得很准确，结果在最后一次排演当中，我发现国歌演奏完了，国旗还差半米多高没升上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海说：“我们怎么查都没找到原因。拿秒表掐，军乐团演奏46秒，分毫不差，电脑设定也没问题，46秒。”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最后，到9月22号晚上，我们再一次去天安门现场合练，我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按计划，升旗手要看我的手势再按下按钮，他手指离按钮有大约15公分。我一挥手他再按，就晚了，他必须先把指头放在按钮上。当天我们又合练了一遍，严丝合缝。大家悬着的心才算是放下了。”

    “在国外演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国家的人民在本国国歌响起的时候，要么右手捂在胸口，要么立定，那种意识、那种虔诚，令人肃然起敬。回国后，我见到有些国人缺少这样的意识，国歌响起的时候该干啥干啥，好像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很不理解。”

    于海担任指挥至今，参加不计其数的外事活动，演奏国歌的次数数不清。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指挥演奏国歌次数最多的人，对国歌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家和优秀的指挥家，对音乐的处理都非常有特色。都说音乐家崇尚的是张扬个性，但是在外事场合，我们站在国家的高度，是非常严谨和严格的，纪律绝对高于一切。国歌是46秒就是46秒，谁都不能改。”于海说。

    于海说：“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是由我指挥演奏国歌，奥运会开幕式上也由我指挥。国歌的尾音不能放慢不能拖，必须是铿锵有力的结尾。在政协会上我也两次提出国歌立法问题。我去过很多大、中、小学，专门去作关于国歌的专题讲座，发现学生们爱国的热情都很高。国歌是很严肃的，有些地方团体随意篡改国歌我是坚决反对的。为此，我们军乐团在音乐会中坚持演出保留节目《国歌介绍》，还专门举办共和国礼宾乐曲专场音乐会，向广大群众普及国歌知识。十几年来，在我们的辅导下，全国有数千支业余管乐团队奏响了庄严的国歌。”

    南昌大学一名大学生听完讲座后在网上给我留言：“我接受了一次神圣的国歌的洗礼，那么庄严，那么神圣，又那么亲切、温暖，从此，我了解了国歌的真谛——民族灵魂的最好诠释、一代代后人铭记历史的精神载体。”

    南昌大学军乐团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您的引导下我们以国歌品国，我们体会到了国歌与国家的关系，国歌与每个国民的关系，增强了我们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唤醒了我们对国歌最虔诚的信仰。”

    在阅兵村见到于海团长时，他一身迷彩，从容淡定。讲起今年联合军乐团和受阅方队的配合时，他用4个字来概括：天衣无缝。

    他不禁想起发生在建国50周年时的一段插曲。

    当时，在天安门现场模拟演练时，联合军乐团的领导和指挥被邀到天安门城楼上听军乐效果。同时在城楼上观看演练的将军们，还向联合军乐团的领导发出了一些疑问：“你看，正拍怎么全落在部队的右脚上，正拍应该在左脚才对嘛！是不是演奏有问题？”

    与此同时，与受阅方队合练之后，联合军乐团收到了一封信，说他们训练非常刻苦，自己走的也非常好，可一跟军乐团合练就不行，听着忽快忽慢。看着这封信，于海万分焦急。

    城楼上的感受和将军们的发问，以及受阅方队的来信，让于海费了一番思索，他甚至调看了以往检阅的影像资料，发现将军们提出的问题是视觉与听觉差异造成的。部队感觉忽快忽慢是正常的物理现象，声音在25摄氏度的空气中，一秒钟传递的速度是346米，1000多人乐团，从东头到西头共110米宽，就得占用三分之一秒，部队从远离发音源的地方向发音源走，就会产生越来越快的感觉；而走过发音源，又会产生越来越慢的感觉。演奏声音从广场传到城楼上，有半秒左右的间隔，部队行进的步伐已经变换，踏正拍的左脚已经迈过去了。感觉音乐节奏不稳，不是音乐演奏的问题，而是人的感觉差异。在阅兵指挥部的会议室，于海理直气壮的讲：“我可以向各位首长保证，联合军乐团绝对按照每分钟116拍的速度，那所谓的忽快忽慢，那是声音的传递问题。”他为此建议受阅部队在训练中解决感觉偏差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碰撞磨合，联合军乐团方面和阅兵训练的各级指挥员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今年军乐团就比以前有经验了，通过技术支持，隔一段放一个小喇叭，离天安门远时得听广播的声音，走近了，再听军乐团的声音，这样步伐就都合上了。”

    60周年国庆阅兵广场上，联合军乐团的方阵里将史无前例的出现2300人的大合唱团，他们将在1500名乐手最有气魄的伴奏下，合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击乐器，上演历史上最雄浑的交响。他们将在世界上最盛大的舞台，用音乐诠释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的辉煌。

    整整60周年，飘扬在国旗上的旋律激荡着3位军乐战士的音乐人生。国歌溶入了他们的血液，在履行使命中，他们体验着军乐战士的光荣与梦想。

    整整一个甲子，军乐团见证了祖国的辉煌巨变。从开国大典到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会议到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一代又一代军乐战士豪情满怀，英姿勃发，以永恒的忠诚和不变的信念，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伟大祖国高奏凯歌，让国歌伴随国旗一起升腾，升腾……

   （肖福恒　唐　莹　刘国顺　赵　俊）